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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朱元璋,为何在“民族英雄”与“暴君”之间来回摇摆?

#冬日生活打卡季#
1912年2月15日上午十一点,孙中山率领临时政府文武官员,前往南京紫金山明孝陵行祭告礼,随行军士数万,各国领事到场观礼。
三天前,清帝下诏退位。这一天,南京了举行隆重的“民国统一大典”,祭明太祖就是典礼中的一项。
祭文热情洋溢地表示,“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这里的高皇帝就是朱元璋,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到这一天,五百一十四年过去了。
后来,孙中山也把墓址选在这座山上,与明孝陵隔着一道山坡。一个推翻帝制的人和一个建立帝制的人,最终做了邻居。
说到这儿,或许一有人会问,一个新生共和国的总统,为什么要在开国之初郑重其事地祭奠一位前朝皇帝?
更奇怪的事在后头。
三十多年后,同一个朱元璋,在报纸上变成了“民贼”“暴君”“内战专家”,而骂他的人,心里想的往往是另一个人。
同一个人,在三十几年里被反复抬高又摔下,原因多半不在他身上。
1)朱元璋的两张面孔,就安静地摆在这里民国人手里的朱元璋是现成的两副面孔,他们并没有发明什么,只是各取了一副。
朱元璋生于1328年,濠州钟离人。家里贫穷,小时候给地主放牛。
十七岁那年,淮北大旱,接着是蝗灾和瘟疫,父母兄长在半个月里相继死去,他连埋葬的地方都没有。
为了活命,他进皇觉寺当和尚,不久寺里断粮,又出去游方乞食,在淮西、豫南一带转了三年。1352年投郭子兴的红巾军,此后十六年,从亲兵做到元帅,最终1368年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这样的出身,后来成为两种解释的资源,信天命的人说他命该如此,信人事的人说他靠本事挣来。
夸他和骂他的人,都会从这段履历讲起。
第一副面孔,是朱元璋生前自己经营的。
他下令纂修自己的文集,文集里的皇帝务实、俭朴、勤政、爱民,一件衣服洗了又穿,一道奏疏批到半夜。
这是一套很成熟的自我塑造,把“打天下”的狠收进“治天下”的勤政里。他死后,官修《太祖实录》延续了这套写法,对朱元璋的负面尽量回避;清修《明史》的评价更高,认为汉、唐、宋三朝的皇帝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在明清两代的官方史书里,朱元璋是个英明神武、近乎完人的角色。
第二副面孔在文人笔记里。
明人邓士龙编修的《国朝典故》,尽管称赞了朱元璋的功绩,但也写下了他的残忍、多疑、冷酷,记下他滥杀臣民的许多事例。
这些私史笔记不受官方约束,一路流传,在民间养出了另一个朱元璋,刻薄、阴狠、翻脸不认人。
到了民国,要找一个英雄,材料是现成的;要找一个暴君,材料也是现成的。两套记忆各有各的载体,一套在官修史书和朝廷祭祀里,一套在笔记、戏曲和民间故事里,并行了几百年,谁也没有取代谁。
画像也是同样的情形。
流传至今的朱元璋画像大致分两类,一类与常人无异,面庞方正,颇有英武之气;另一类下巴和额头都往外凸,侧脸看上去像一弯月牙,有的还满脸黑子,民间后来管这种脸叫“鞋拔子脸”。
有明一代,孝陵的祭祀由朝廷主持,属于国家典礼,画像、陵寝、祭文一起参与着这套正统形象的营造。
很多人认为,丑的那张是后人故意糟蹋他,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
在古代的观念里,“异相”从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标记。《明史》写朱元璋“姿貌雄杰,奇骨贯顶”,这八个字夸的是他生来就不是凡人的骨相,天生异相意味着天命所归。
所以,那张奇怪的脸本意是神化,不是丑化;只是几百年过去,神化的语境没有了,剩下的脸就只剩“奇怪”。
同一份材料换一个语境,意思可以完全反过来。
晚清以后,这副“民族”的面孔被反复借用。
太平天国起事后,洪秀全一度以朱元璋的后继者自居,据说在定都南京后还去祭过明孝陵,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要借一个开国皇帝的名头告诉天下人:我不是在造反,我是在恢复。
革命党人做的则更加彻底。
1894年兴中会的誓词里,就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国”一句;1905年同盟会定下的十六字纲领,几乎就是照着朱元璋1367年北伐时那篇《谕中原檄》写的,檄文原话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连句式都没怎么动。
朱元璋当年要赶走蒙古人,革命党人要赶走满洲人,剧本是现成的。
不过。这种借用并非没有反对者。
也是在那些年,《湘报》上就有人直指朱元璋是“民贼”,说他“其罪永无解免之期”。在这些人看来,赶走外族是一回事,建立什么样的新政府则是另一回事,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可他建立的是一个更严密的专制王朝。
总的来说,对朱元璋的“二元论述”,反而出于同一套逻辑,他要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由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天下,恢复中华和强化皇权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所以,民国人争吵的,其实是他身上的哪一面算数。
2)1912年,孙中山为什么去祭祀朱元璋?再回到紫金山那个上午,应该说,这场谒陵不是临时起意。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14日签署命令,定于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并祭告明太祖,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他率将校到明孝陵行祭告礼。
当时的局面是南北对峙,北方袁世凯握着北洋六镇,南方革命党握着道义和半个中国,清帝退位是双方谈出来的结果,不是打出来的。
正因为不是打出来的,“谁是正统”这个问题就格外要紧。
这一天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篇文字,一篇《祭明太祖文》是祝告,一篇《谒明太祖陵文》是宣读。两篇意思大同小异,都是拿清室退位、民国统一这件事去告慰朱元璋的在天之灵。
为什么偏偏是明孝陵?
南京是洪武的都城,朱元璋定都于此,死后也葬于此;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临时政府却设在了南京,因为这座城本身就是朱元璋留下的。这一趟名义上是祭陵,实际上是认祖归宗。
仪式铺排得这么隆重,是有账要算的。
一笔账是给革命一个交代。
革命党喊了十几年“恢复中华”,现在清朝真的倒了,总得向当初立誓的对象隆重汇报一句。
所以,《祭明太祖文》开头先讲了一段旧事,“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
先将南宋亡于蒙古的旧账摆出来,再讲明朝如何“廓清中土”,最后落到了眼前的清室退位。
祭文里还有一句话说得极重,“文(孙中山)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这里的“始敢告无罪”五个字的分量比任何颂词都重,它说的是这十几年没有白干。
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里还有一句更像感叹的话:“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另一笔账是给民国找一个出处。
一个新政权最怕别人问它“你凭什么”,孙中山给的答案不是凭空造一个全新的中国,而是把民国接在“光复”这条线上。
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恢复汉家了天下;我们赶走了满洲人、恢复中华、建立共和,血脉是连续的,事业是继承的。
所以,他祭祀的是“光复大义”,不是“洪武之治”;孙中山要的是那个驱逐外族、重建中国的朱元璋,不是那个废宰相、杀功臣的朱元璋,他要一半,不要另一半。
还有一笔账是给活人看的。
1912年初的南京局面并不稳,各省还在观望,士绅还在犹豫,北方的军队还握在别人手里。一场万众瞩目的谒陵等于公开宣告:这场革命的性质是“光复”,不是“作乱”,它背后有历史、有正统、有名分。
同一天,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上午在明孝陵前告慰祖宗,转身就把政权交给了北洋军人。这两件事摆在一起,讽刺意味很足。当时的孙中山大概顾不上想这些,他更在意那篇祭文能不能把“民国”和“洪武”缝在一起。
缝是缝上了,只是针脚很粗。
就在一个半月前的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里,他写的却是另一套话,“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一边是五族共和,一边是明孝陵前的光复告祭。两句话都对,却不是从一个逻辑里长出来的,前者要的是新生的共和国,后者要的是旧谱系。
孙中山把它们并排放着,靠的是个人威望,不是理论上的自洽。一个共和国的总统向一个专制皇帝行礼,这个画面本身就拧着;他没法一边说“主权在民”,一边说“我继承的是洪武的事业”。
朱元璋那一套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民国这一套是大家说了算,两样东西不可能真的接得上。
所以从1912年起,朱元璋的身上就带着一道裂缝。往后的三十几年,人们不过是在这条裂缝两边来回站队。
两边都有道理,只是很难同时成立。
3)国难当头,人们需要一个“武德充沛”的祖宗进入20世纪30年底,中国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北沦陷,华北吃紧,报纸上“亡国”两个字出现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3年长城抗战,1935年华北事变,那几年中国被一件事反复提醒:这个国家打不过别人。
时人的心态其实民国初年就有,战乱频仍,国家衰弱,总盼着能出一个朱元璋式的人物把乱世收拾干净。
朱元璋的时代,“武功显赫,威震四夷”;反观民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一边是打出去的疆土,一边是守不住的关口,越对比,越觉得那个时代值得怀念,越觉得眼前需要一个强人。
实际上,被抬出来的民族英雄不止他一个,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都在被反复讲述;朱元璋的分量最重,因为那几位是殉国的,他是建国的。
殉国让人悲愤,建国给人希望;一个正在挨打的国家,最需要的从来不是“我们也曾壮烈过”,而是“我们也曾赢过”。
于是,朱元璋的故事多了起来。
放牛、当和尚、投红巾军、鄱阳湖之战以少胜多、十几年而成帝业,这些情节被反复讲述,登在报刊上,印进通俗读物。它们大多不是从正史里来的,而是从说书、戏曲和通俗演义里长出来的。
这些故事普遍有一个共同点,都将他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处境里,再让他绝地翻盘——放牛娃对抗地主,小和尚对抗乱世,二十万人对抗陈友谅号称六十万的大军——读者想看的其实是翻盘故事本身。
有些故事明显是民间创作,比如他少年时在寺里扫地,嫌菩萨挡路,把神像搬出去;比如他当了皇帝以后微服私访,专治贪官。这些段子在明清就有,此时又被翻了出来,添油加醋地登在报刊上。
老实说,故事真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塑造出的那个形象,一个从底层上来、跟老百姓站在一起、替天行道的皇帝。
与此同时,就连相貌都要翻案。
既然需要一个完美英雄,那张“鞋拔子脸”就碍事了,于是有人说丑像是假的,是清人或民间有意污蔑,真容是那张英武端正的。一场关于脸的辩论,就这样变成了关于民族尊严的辩论。
官方的动作更实在。
国民党要员纷纷写文章,称赞朱元璋光复华夏的功绩,表扬他的民族主义政策;南京国民政府还规定,每年清明节祭扫明太祖陵。
这就意味着,祭陵从一次性的大典变成了每年的制度,一个历史人物被编进了国家的日历。这件事的分量比一篇颂文重得多,文章可以读完就忘,仪式却年年重复,一个政权反复祭一个人,等于反复告诉社会,我们认这个祖宗,我们走这条路。
学术界也在同样的空气里呼吸。
孟森、吕思勉、郑天挺、吴晗,都是明史研究里响当当的名字。他们不是宣传家,可选题、轻重、语气都带着时代的印记。
一个人被反复讲述,讲的人就很难完全站在故事外面。
这种局面由三个因素叠在一起。
一是孙中山开了头,领袖推崇谁,下面的人就会跟着推崇谁。
二是时局逼的,民族危机越深,人们越需要从历史里找证据,证明这个民族曾经行过、能行。
三是国民党领袖本身主张民族主义,要讲民族主义就要有历史上的民族杰出人物,朱元璋最合适,出身最低,成就最高,赶走的是外族,建立的是大一统。三样凑齐,他被推到了那个位置。
其代价就是是,越需要英雄,越容易把一个人压成一张招贴画。
招贴画上的朱元璋只剩“驱逐胡虏”四个字,他会杀人,会猜忌,会把功臣一家一家地清掉,这些都被裁掉了,因为招贴画上放不下。
被裁掉的部分并没有消失,它们在另一个场合重新出现。
这种写法还有一个副作用,一个朝代的制度问题,容易被讲成皇帝个人的品德问题。读者记住了朱元璋的狠,却不容易注意到,废宰相、设锦衣卫这些事,改变的是权力怎么运转。
4)换个衡量标准,英雄立刻变成了“独夫”不过话说回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朱元璋崇拜”这一套。
梁启超说得很直接,朱元璋的革命跟历史上其他皇帝的革命没什么两样,无非是换一个专制的人坐龙椅;真正有意义的革命,是辛亥革命建立民国。
他在清末民初反复讲过类似的意思,担心的是革命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专制者。这是一把新尺子,它不问“你赶走的是谁”,只问“你建立的是什么”。
用这把尺子量,朱元璋立刻不合格。
国民革命时期,批评也从“皇帝这个身份”转向了“朱元璋这个人”。那几年,北洋政府镇压民众运动,内部腐败透顶。于是,骂朱元璋成了很安全的发泄方式,看似骂的是五百年前的人,听的人都知道在说谁。
批评最激烈的是30年代的一些学者,其中代表人物就是钱穆。
他对本国历史怀着“温情与敬意”,一辈子反对把中国传统说得一团漆黑,可讲到明初政治,他同样不客气。
他在《国史大纲》里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里君权与相权之间那点分寸,到明太祖废宰相就断了。
他批评的重点在制度上,宰相制度被废后,皇帝直接面对六部,权力再没有制度性的缓冲,杀人多只是其中一面。就连最愿意替传统说话的人也不肯替他说话,可见明初政治在当时的评价里处于什么位置。
孟森写《明史讲义》,对洪武一朝的制度与事功评价不低,可讲到胡惟庸、蓝玉两案时,笔调就沉了下来。
吕思勉讲明朝也是同样的思路,承认他驱除蒙古、澄清吏治的功劳,但对他把权力一丝不剩收到自己手里的做法,也给出了保留意见。
在今天看来,这些议论与其说是泄愤,倒不如说是使用了一套新的政治学理论,重新衡量旧时代。
朱元璋干的事,件件都踩在现代政治的底线上。
1380年胡惟庸案发,他借这个机会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原来那套“皇帝下旨、宰相副署”的程序没有了,从此没有人能在制度上挡皇帝一下。
锦衣卫、诏狱、廷杖,大臣在朝堂上被扒了裤子打板子,打完还得谢恩,士大夫的体面跟性命一样,都捏在一个人手里。
胡惟庸案牵连三万余人,蓝玉案又牵连一万五千人,跟着他打天下的功臣几乎被清洗一空,甚至于一句诗、一个贺表里的字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里面的不少记载大多出自野史笔记,具体案例的真伪学界到今天还有争论,但在民国,它们是被当作事实用的;人们需要的不是考据,是一个“独夫”的形象。
还有一层现实背景。
30年代的民国,正处在特务政治的阴影里,从蓝衣社、复兴社到后来的军统、中统,这些名字在当时的人听来不是历史名词,是生活。有人半夜被带走,从此就没了消息;文网也紧,报纸开天窗是常事。
在这种环境里读明史,读到锦衣卫、诏狱、廷杖,读到“胡惟庸案牵连三万余人”,心里想的很难只是明朝。所以那个年代的明史论著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材料是旧的,火气是新的。
抗战胜利后,这条线走到了顶点。
国家危亡的局势已经缓和了,老百姓只想和平,蒋介石政府却要打内战,遭到了全国反对。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朱元璋成了一个现成的符号。有人骂他“内战专家”,矛头指向谁,当时的读者都清楚。
也是在这个阶段,学术走到了政治的反面,成为了一种很特别的“影射史学”,写明朝的人写的其实是民国,骂朱元璋的人骂的其实是国民政府。这在学术上当然有亏,可在当时,那是知识分子少有的能说几句话的方式。
5)为什么在吴晗笔下,朱元璋的形象发生了多次变化?吴晗是明史专家,抗战期间在昆明教书,一边写他的朱元璋。
40年代的吴晗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的学者,他参加民主运动,写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是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
他写朱元璋,既是写历史,也是写眼前。他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抗战已近尾声,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压却越来越低。
1948年8月,他写完了《朱元璋传》的修改稿。11月,他辗转到了西柏坡,把稿子送给毛主席看。
毛泽东读得很细,约他谈了两次,有回忆说其中一次谈了六个钟头;退稿时还写了一封信,夸他用功,但也指出他“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具体意见有两条。
一条关于彭和尚,书里写他半途而废,毛主席认为那样斗争坚决的人不会这样,让吴晗回去查一查是不是史料记错了。
另一条关于朱元璋,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要写得好一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的是晚年那一段。
两条意见,一条是史料,一条是史观。
这一版里的朱元璋,和后来读者熟悉的形象很不一样。
后来的研究者指出,他身上有蒋介石的影子,写了他的猜忌,写了他的屠杀,写了他那些无处不在的特务,不全是为了写明朝。
40年代的读者读得懂这种写法,正如他们读得懂报纸上的每一个暗语。
1949年,吴晗反思自己“过去写文章常犯偏激、片面的毛病”,此后开始改书。1954年起他用整整一年时间重写,1965年又出了一版,朱元璋从“暴君”变成了“农民领袖”,晚年那一段也写得温和了。
改前改后的差别不只是“好”与“坏”。
1949年那一版里,猜忌、屠杀以及特务统治写得很重。
50年代重写后,写他的早年起义、写元末的阶级矛盾、写明初恢复生产的分量明显加重。同一个传主,换了主角。
从1940年代到1965年,这本书出过四个版本,朱元璋的形象也跟着变了四次。
应该说,这不只是吴晗一个人的反复。
那一代学者,大多经历过类似的转向,手里的尺子一换,眼里的人就跟着换。史料没有变,变的是解释史料的框架。
这也说明了“影射”式阅读的危险,读者以为自己读的是明朝,读到的往往是作者所处的那个年代。
6)尾声:你拿哪把尺子,就看到哪个朱元璋民族主义的尺子量出来的是英雄,他赶走了蒙古人,恢复了汉家天下,统一南北,四夷宾服。
民权共和的尺子量出来的是独夫,他废宰相,杀功臣,设特务,兴大狱,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家产。
两把尺子都不算错,量的也是同一个人。
所以,与其问朱元璋究竟是英雄还是暴君,不如看评价他的人站在什么位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这背后还有一层,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一个走向现代的国家一定要重新评估自己的过去,评估的时候有两种力量在拉扯。
民族情感要你看连续性,我们一直是我们,祖上曾经辉煌,所以我们也应当辉煌;现代追求要你看断裂,那种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日子绝不能再回来。
坦诚说,两个要求都合理,却常常打架。朱元璋正好站在这两条线的交叉点上,所以被撕得最厉害。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史观内部,评价也不统一,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他当然值得肯定;作为专制皇帝,他应该被批判。
同一个人,两个身份,两套评价,谁也不能把谁盖住。1949年以后,朱元璋还在变,但那已经是新的故事了。
今天网上争论朱元璋,争的往往还是这两件事,他算不算民族英雄,他是不是暴君。有人拿他的反腐说事,有人拿他的屠杀说事,还有人拿他的长相说事。争到最后,问题常常出在尺子上,不在史料上。
最后说回那两张画像,一张端正,一张奇怪;一张被供进庙堂,一张被印在民间。
它们本来都是“美化”,后来一张成了“真容”,一张成了“黑料”。下次再看到朱元璋的画像,不妨先问一句,这张脸是谁画的,画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哪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