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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是美方两倍,工资却只有六分之一?中国式抠门或正毁掉增长

2026年3月8日,胖东来公布了一项总额约37.93亿元的资产权益分配方案,覆盖集团10194名员工,资产转为公司股本,继续留在企业运营。那几天,弹幕刷的是“中国良心”,热搜挂的是“神仙老板”,朋友圈全是“别人家的公司”。

于东来自己说过一句话,却被很多人忽略了:胖东来是被神话了,这是一种悲哀。一个把几十亿分出去的人,用的词是“悲哀”。

想弄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钱分出去,得先读懂这两个字。

时间过去大半年,热度早就降了,问题还在。网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特斯拉上海工厂人均产量约是美国工厂的两倍,工资却只有对方的六分之一左右。

它被反复转发,说明很多人认同那种感觉:干得不少,拿得不够。

先把胖东来的账算清楚。这37.93亿元,没有一分钱打到员工的银行卡上。

分的不是现金,是股权,资产转成了公司股本,钱继续留在公司里运转。员工拿到的是一项未来收益权:每年利润的50%发奖金,50%算股东收益。

真把这些钱换成现金发下去,胖东来可能第二天就得关门。于东来是理想主义者,但不是傻子。

按照公开报道的方案,718名管理人员分了15.14亿元,人均约211万元;563名技术人员分了4.68亿元;8913名班组长和普通员工分了18.11亿元,人均约20万元。

店长和保洁阿姨之间,差距能到上百倍。管理层担的责任更大,这个比例未必不合理,但“全员分享40亿”的标题和真实情况之间,始终隔着一层。

还有一个数据更耐人寻味。2026年年初,胖东来做过一次内部民主调研,问员工愿不愿意少拿一点钱、多放一点假,82%的人说不愿意。

胖东来的企业哲学叫“自由与爱”,员工却用投票告诉老板:我们更需要钱。这不能说员工觉悟不够,房贷、学费、父母的药,样样都要钱。

胖东来给得起远超市场水平的工资,靠的也不只是善心。于东来管超市,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乡绅:员工不能索要高额彩礼,要把家里打扫干净,连个人的生活方式都要管。

工资福利好,规矩也多。说白了,这是一笔交易,员工让渡一部分个人自由,换来更高的待遇。

这套逻辑并不新鲜。经济学里讲了一百多年的效率工资理论,说的就是这个老配方:企业主动付高于市场的工资,换来员工的稳定和卖力。

最出名的例子是福特。1914年1月,福特宣布实行每天8小时工作、日收入5美元,而此前是干9小时拿2.34美元。当时的报纸说他是工人的救世主。

福特这么做,背后有个很现实的麻烦。流水线把活儿变得单调,工人干不下去就走人。

到1913年底,福特工厂员工流动率高达380%,企业不得不不断招聘新人,维持流水线正常运转。

福特的底气也不是来自善心,而是他率先把流水线用到了极致,效率甩开同行,利润高到可以让工资翻倍。这5美元还附带条件。

福特专门设了一个社会学部门,派人去工人家里走访,查他们有没有存钱、家里干不干净、下班有没有去酒馆,达不到标准就拿不到全额。一百多年前的美国资本家管员工的私生活,和今天于东来管员工要不要高额彩礼,是同一种逻辑。

放到今天的零售业里看,胖东来分钱更像一种极端的幸存者偏差。所有超市都在关店、都在想办法削减开支的时候,它不但能大赚,还能给员工分钱,大家自然愿意去围观、去感动、去朝圣。

很多零售企业都想学它,不是因为这个模式有多先进,而是快撑不住的企业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永辉照着胖东来的路子调改门店,学陈列方式、服务标准、退货政策,2024年依然亏损约15亿元。

它唯独没学到最核心的一条:把利润分给员工。

于东来曾公开批评永辉,说郑州门店一年利润600万元,按他的标准只该留200万元。学胖东来的企业,大多在学怎么让员工微笑,没几个想学怎么让老板割肉。

就算想学也不容易,因为胖东来首先拥有了相对稳固的区域市场地位和较强的盈利能力,然后才有条件持续提高员工待遇。这套模式的前提不是单纯的善良,而是企业具备足够的利润空间。沃尔玛进过许昌,后来撤了;大润发也试过,没能成功。

利润厚才养得起高工资,高工资降低流失率,低流失率换来更好的服务,好服务又巩固了市场地位。这个飞轮转得漂亮,但第一推动力不是善良,是稳固的市场地位。

标题里说的“抠门”,到这里就有了另一层意思。大多数企业没有这样的地位,利润薄,压工资就成了最顺手的办法。

单看一家企业,这是理性选择。可如果所有企业都这么算账,问题就不一样了。

同样是在3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从143元涨到163元,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每年上调20元。

三年涨了60元,比此前十几年的涨幅加起来还多,进步实打实。但每月163元,在上海大概只够买两三杯奶茶。

这两个金额不能直接比。一个是企业资产折成股权,钱还留在公司里转;另一个是国家真金白银的财政转移支付。

1.8亿人,每人每月多发20元,一年就是432亿元,而且只增不减,年年都要掏。

不过,老百姓的感受也是真实的:一个超市老板做到的事,给人的震撼超过了一项惠及上亿人的国家政策。这不是因为国家做得太少,而是我们对国家的期待,远远高过对一个超市老板的期待。

分蛋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再分配,企业先赚钱,国家收税之后再发福利。

走这条路靠的是长期财政投入,真要走高福利路线,还得配上高税收,法国、北欧等高福利国家,通常需要通过较高的税收和社会保障缴费来支撑公共福利。高福利不是没有成本,而是需要稳定的税源、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成熟的财政制度。

另一种是初次分配,老板在发工资这一环就多分一些给员工,不需要国家出面。胖东来就是初次分配优化的一个样本。

我觉得要害就在这里。养老金是托底,只能一步步往上抬;决定大多数人日子过得怎么样的,还是工资条。

产出涨了工资不涨,光靠再分配去补,补不过来。

抠门的代价,最后会绕回企业自己身上。企业在内卷的市场里保命都来不及,只能压成本;老百姓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只能攥紧手里的钱,一分都不敢多花。

每个人的选择都说得通,合在一起,消费就起不来,企业更难赚钱,工资更难涨。体面成了稀缺品,一个超市老板分钱才会给人那么大的震撼。

全国各地的人组团去许昌,把于东来的管理理念当成人生哲学来传播。他们投射在于东来身上的,不是对一个超市老板的崇拜,而是对体面工资、正常假期、被当成人来看待的渴望。

胖东来证明了,这样的生活至少在许昌、在这1万多人的范围里是可能的。

不过,人们在追捧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他所有的局限。于东来不是神,只是一个好人。

他的善良出自真心,局限也是真的:乡绅式的管理方式,有限的善良半径,几十亿元的分配也只覆盖了一万多人。好人和神之间的这段距离,正是这个故事最有张力的地方。

中国员工的勤奋和效率不用多说,现在缺的是一套让贡献和回报对得上的机制。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怎么复制下一个胖东来,而是在没有于东来的地方,劳动者也能拿到该拿的那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