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三千块，我在东北老家的荒山上买下一间漏风的破房。打扫到第三天，房梁上一块松动的木板后面，一个灰扑扑的布包袱突然砸了下来。我打开它，手开始抖。
我叫陈树林，今年四十二岁，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干了十八年流水线。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姐姐陈桂芬打来的电话，那天深圳下着暴雨，我站在工厂门口的雨棚底下，手机听筒里的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树林，妈没了。你回来一趟吧。”
我请了七天假，买了最近一班火车票，从深圳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倒了两趟大巴到尚志，最后搭了一辆三轮蹦子才回到榆树沟。这是个藏在山坳里的小村子，二十几户人家稀稀拉拉散落在山坡上，年轻人都走光了，剩下些老人守着老屋和几亩薄田。
母亲的后事办得简单。村里来了十几个人帮忙，姐姐里里外外张罗，我像个外人似的站在院子当中，不知道该干什么。姐姐的男人赵大勇蹲在墙根抽烟，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你这些年也没往家寄几个钱，”姐姐在灶台前烧火的时候说，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妈走之前还念叨你，说树林在外面不容易。”
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姐姐佝偻的背。她比我大六岁，头发已经花白了，手背上的皮皱得像干树皮。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什么也说不出来。
母亲的遗物不多，几件旧衣裳，一个掉了漆的木箱子。箱子里放着我小时候的照片，还有父亲生前用过的烟斗。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就没了，肺上的毛病，走得急，连句囫囵话都没留下。
“这些你拿着吧，”姐姐把木箱子推给我，“你离得远，留个念想。”
我没要。我说姐你留着吧，我一个大老爷们，带着这些不方便。姐姐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在姐姐家住了两晚，我实在待不下去了。赵大勇虽然没说什么难听话，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让我浑身不自在。而且姐姐家也不宽敞，儿子媳妇孙子挤在一起，我睡在客厅的折叠床上，翻个身都怕弄出响动。
第三天早上，我跟姐姐说我想去山上看看。姐姐正在剁猪草，头也没抬：“山上那老房子早没人住了，你去看啥？”
“就转转。”
其实我是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待着。母亲去世后，我心里堵得慌，像压了一块石头。这些年我在深圳，每年给母亲打电话也就那么几次，每次说不了几句就挂了。她总说“没事没事，你忙你的”，我就真信了她没事。现在想想，她不过是怕我担心。
从姐姐家出来，沿着村后的土路往山上走。路两边是成片的老林子，松树、柞树、桦树混在一起，密密麻麻遮住了天。走了大概四十分钟，半山腰出现了一小片空地，空地边上孤零零立着一间土坯房。
那房子是真的破。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掺了稻草的黄泥，窗户上的塑料布被风吹得稀烂，房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能看见里面黑黢黢的椽子。门板歪斜着挂在门框上，推开的时侯发出吱呀一声，像是随时要散架。
我绕着房子转了一圈。房子不大，前后两间，前面那间盘着一铺土炕，炕沿上的砖头掉了几块。后面那间堆着些破烂家什，一个没了盖的水缸，半截子犁铧，几捆发霉的稻草。
站在这破房子里，我却觉得莫名地踏实。这里离村子远，听不见人声，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和偶尔的鸟叫。我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做了一个决定。
晚上回到姐姐家，我跟她说：“姐，山上那房子谁家的？”
姐姐手里的筷子停住了：“你说老孙家的那间破房？早没人要了，老孙头死了之后，他儿子搬到镇上去，那房子就撂那儿了。”
“我想买下来。”
姐姐瞪大眼睛看着我：“你疯了？那房子都快塌了，你买它干啥？”
“我就想有个自己的地方，待几天。”
姐姐看了我好一会儿，叹了口气：“你要真想买，我帮你问问。老孙头他儿子在镇上开小卖部，我认识他媳妇。”
第二天，姐姐带着我去镇上找了老孙头的儿子。那人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听说我要买山上的老房子，先是愣了愣，然后笑了：“那破房子你还给钱？你要想要，三千块拿走，手续什么的你自己去村里办。”
三千块，在深圳不够请朋友吃顿饭。我当场掏了钱，写了张字据，按了手印。老孙头的儿子把房契翻出来给我，是一张发黄的纸，上面写着四至边界，落款日期是八几年。
办完手续那天下午，我就搬上了山。姐姐给我拿了一床旧被褥，一个暖水瓶，半袋子大米。赵大勇用三轮车把我送到山脚下，看着我往山上走，在后面喊了一嗓子：“树林，不行就下来啊！”
我摆摆手，头也没回。
山上没水没电，我从山下的小溪里提水，晚上点蜡烛。第一晚躺在土炕上，听着房顶呼啸的风声，竟然睡得出奇地好。这些年我在深圳，住的是工厂宿舍，八个人一间，打呼噜的、说梦话的、半夜刷手机放外放的，没一天消停过。那天晚上，我在这破房子里，睡了十八年来最踏实的一觉。
第二天开始收拾房子。先是把屋里那些破烂家什搬出去，该扔的扔，该烧的烧。后面那间屋子地上有个洞，我拿铁锹填了土。前面的土炕我重新铺了砖，把炕洞掏干净，试着烧了把火，烟囱竟然通着，炕热乎起来了。
第三天，我打算收拾房顶。有几块瓦片碎了，下雨天肯定漏水。我找了根长木棍，想把碎瓦捅下来换新的。棍子刚碰到房梁，突然一块松动的木板翘了起来，紧接着一个灰扑扑的东西从木板后面的缝隙里掉了出来。
那东西砸在土炕上，激起一片灰尘，呛得我连打了三个喷嚏。等我揉着眼睛凑过去看，是个布包袱，灰蓝色的粗布，用麻绳捆着，外面裹了一层油纸，但年代太久，油纸已经发脆开裂了。
我蹲在炕沿上，盯着那个包袱看了好一会儿。心里有点发毛，这荒山野岭的老房子里，房梁上掉下来的东西，别是什么邪乎玩意儿。但转念一想，我一个大老爷们，混了半辈子什么都没混出来，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把包袱提到炕上，解开麻绳，掀开油纸，里面还有个蓝花布包。布包用细麻线缝着口，我拿小刀割开，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散在炕上。
我先看到的是几张黑白照片。照片不大，有的已经发黄发脆了。我拿起最上面那张，上面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孩子，坐在一间屋子前面。女人扎着两条辫子，圆脸，眼睛很大，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她怀里的孩子裹在襁褓里，只露出一张小脸。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钢笔写的，字迹清秀：德生百天，1959年春。
我翻到第二张照片，还是那个女人，这次站在一片苞米地前面，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男人。男人个子很高，瘦，穿着白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笑得一脸憨厚。女人歪着头靠在他肩膀上，两个人中间是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手里举着一根冰棍。
照片背面：榆树沟，1962年夏。
我的手开始抖了。
第三张照片是那个小男孩的单人照，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明显改过的旧衬衫，站在一棵大榆树下面，抿着嘴，眼睛看着镜头，眼神里有一种跟年龄不相称的严肃。照片背面：树林五岁。
树林。
我的名字。
我翻过照片，盯着上面那个小男孩的脸。那个抿着嘴的表情，我太熟悉了。我小时候的照片姐姐给我看过，有一张几乎和这张一模一样。我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我也见过，就是第二张照片上那个穿白衬衫的男人。
可那个女人，我不认识。
我的母亲不长这样。我母亲是圆脸，但眼睛没有这么大，也没有虎牙。我母亲的照片我看过很多次，她年轻时候是梳着齐耳短发的。
我把包袱里的东西都倒出来。除了照片，还有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发脆，上面的字迹和照片背面的一样：尚志县榆树沟大队，陈德生收。
陈德生。我父亲的名字。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的信纸叠得整整齐齐。我展开信纸，上面的字比照片背面的要多得多，密密麻麻写了两页。
“德生哥，见字如面。你走了一个月了，不知道你在那边安顿下来没有。家里一切都好，树林很听话，每天跟着我去地里，不哭不闹。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喊爸爸，我哄他说爸爸去给树林买糖了，他就乖乖睡了……”
我读到这里，手抖得几乎拿不住信纸。
“德生哥，你上次来信说那边活儿重，让你别太累，你说不累，说多挣点钱好给树林攒着上学。我知道你心里惦记我们娘俩，你放心，我会把树林带好。就是夜里一个人躺在炕上，听着外头的风声，总想起你在家的时候……”
“德生哥，今天树林问我，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快了。他说那爸爸回来的时候能给我带个小汽车吗。我说能，肯定能。他就笑了，笑得跟你一个样。”
信的最后一段，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写得很急：“德生哥，今天大队来人了，说你在外面犯了事，让我跟你划清界限。我不信。你是什么人我比谁都清楚。可是他们天天来，我实在扛不住了。我把这封信和照片包起来藏在房梁上，等树林长大了，让他知道，他爹不是坏人。”
落款：秀芬，1968年冬。
秀芬。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坐在炕上，手里攥着那几张照片和信纸，脑子嗡嗡响。屋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山里的天黑得快，透过破窗户能看见外面灰蓝色的天空和黑色的树影。
我点了一根蜡烛，把照片和信重新看了一遍。照片上的女人——秀芬——抱着那个叫“树林”的孩子，笑得那么开心。那个孩子是我。照片上的男人——我的父亲陈德生——站在苞米地前面，笑得一脸憨厚。那个小男孩也是我。
可是我的母亲，我喊了四十年妈的那个人，不是秀芬。
那是谁？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我长得像父亲，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我父亲陈德生年轻时是榆树沟有名的俊后生，个子高，人勤快，还是大队里的会计。我母亲王秀兰是邻村嫁过来的，两个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结婚后生了姐姐和我。
可是现在，这个叫秀芬的女人说，她才是我的母亲。
我坐在黑暗里，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小时候的事。我想起来，我小时候问过母亲，为什么姐姐叫桂芬，我叫树林，姐弟俩的名字一点都不像。母亲当时正在纳鞋底，头也没抬，说：“你爹起的，谁知道他咋想的。”
我想起来，我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去世，临终前一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但什么也没说出来。我当时以为他是舍不得我们，现在想想，他可能是想说什么，但来不及了。
我想起来，姐姐有一次跟我说，我小时候特别爱哭，但一听见父亲唱歌就不哭了。“咱爹嗓子好，唱那《送别》，能把人唱哭了。”姐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
可是父亲从来没给我唱过歌。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沉默寡言，每天早出晚归，跟我说话的时候很少。我一直以为他就是那个性格，现在想想，也许他面对我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躺在热乎的土炕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几张照片和那封信。秀芬的照片我一直攥在手里，蜡烛早就烧完了，黑暗中我能感觉到照片上那个女人在看着我，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去弄清楚这件事。秀芬是谁，她后来去了哪里，她跟我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我的母亲，那个我喊了四十年妈的人，她知不知道这件事。
第二天一早，我下山去找姐姐。
姐姐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来了，愣了一下：“怎么下山了？山上住不惯？”
“姐，我有事问你。”
姐姐放下手里的瓢，拍了拍手上的糠皮：“进屋说。”
我跟着姐姐进了屋，赵大勇去地里了，屋里就我们俩。我从怀里掏出那个蓝花布包，把照片和信放在桌子上。
姐姐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
“你从哪找到的？”
“山上那房子，房梁上掉下来的。”我盯着姐姐的眼睛，“姐，秀芬是谁？”
姐姐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眼睛看着别处，嘴唇抿得紧紧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有些哑：“你真想知道？”
“我真想知道。”
姐姐叹了口气，在凳子上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秀芬是咱爹的第一个媳妇。”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咱爹年轻的时候，跟秀芬是自由恋爱，两个人好了好几年，结了婚，生了孩子。那个孩子，就是你。”
姐姐说到这里，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心疼，也有别的什么。
“后来咱爹出了事，被人诬告贪污大队的钱，判了刑，送去劳改了。秀芬一个人带着你，在村里受了不少欺负。那时候讲究划清界限，谁跟她来往谁就是同伙。她撑了两年，实在撑不下去了，就……”
“就什么？”
“就把你交给了咱妈。”
我愣住了：“交给了咱妈？”
姐姐点点头：“咱妈那时候刚嫁过来，是咱爹的远房表妹。咱爹出事之后，家里人都劝咱妈改嫁，咱妈没走，留在陈家伺候老人。秀芬来找咱妈的时候，跪在她面前，说孩子跟着她只有死路一条，求咱妈把你养大。咱妈答应了。”
“那秀芬呢？”
“秀芬走了。”姐姐的声音低了下去，“有人说她去了哈尔滨，有人说她去了更远的地方。反正从那以后，村里再也没人见过她。”
我坐在那里，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我喊了四十年的妈，是我的养母。我的亲生母亲叫秀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我的父亲坐过牢，被人诬告，在劳改中没了。
“咱爹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六几年吧。”姐姐说，“回来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在采石场落下的毛病。他回来之后，咱妈跟他结了婚，又生了我。咱爹从来没提过秀芬，咱妈也不提。村里人都知道这事，但没人说。”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姐姐低下头：“咱妈临走之前告诉我的。她说树林要是回来，要是问起来，就告诉他实话。要是他不问，就别提了。”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太阳明晃晃地照着，院子里的鸡在啄食，远处山上的树叶绿得发亮。我站在院子当中，感觉脚下的地好像松动了，整个人像踩在棉花上。
我父亲陈德生，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那个每天早出晚归的男人，那个在我十二岁那年病死在炕上的男人——他曾经是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跟一个叫秀芬的姑娘自由恋爱，结婚生子。然后一场诬告，把他变成了劳改犯，把那个家拆散了。
而我喊了四十年妈的那个人，王秀兰，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嫁进陈家，男人坐了牢，她没有走。秀芬跪在她面前把孩子托付给她，她接下了。然后她等了那么多年，等我父亲回来，跟他正式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女儿。她把我当亲生儿子养大，供我吃穿，供我上学，从来没跟我说过一个“不”字。
我忽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孩子打架，那孩子骂我“劳改犯的种”，我哭着跑回家。母亲正在灶台前做饭，听见我哭，转过身来，蹲下身子抱着我，说：“树林不哭，你是妈的好儿子，谁说啥都不好使。”
我记得母亲抱着我的时候，她的身体在抖。
我当时以为她是气的。现在想想，她是怕的。她怕我知道真相，怕我离开她。
我在姐姐家坐了一上午，听姐姐讲那些陈年旧事。姐姐知道的也不多，都是母亲临终前零零碎碎告诉她的。秀芬离开榆树沟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父亲劳改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不爱说话，不爱见人，每天就是干活，干活，干活。
“咱爹心里苦，”姐姐说，“咱妈说，他有时候半夜会坐起来，看着窗外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宿。”
那天下午，我又回到了山上。坐在那间破房子的门槛上，看着太阳从西边的山头一点一点落下去。风吹过来，带着松树的清香和泥土的潮湿。
我把照片和信重新看了一遍。秀芬的字写得很秀气，一看就是念过书的人。照片上那个小男孩——我——被她抱在怀里，笑得没心没肺。她看着镜头，眼睛里全是光。
她在信里写：“等树林长大了，让他知道，他爹不是坏人。”
她不知道，我父亲后来回来了，又结了婚，又有了一个女儿。她不知道，我长大之后去了深圳，一年到头也不回来一趟。她不知道，我母亲——那个替我养大了我的女人——在临终前还念叨着我的名字。
我想象着秀芬离开榆树沟的那天。她抱着我，走了一段路，然后把我交给了另一个女人。她可能亲了亲我的脸，可能哭了，可能一步三回头。然后她走了，一个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那一刻，我特别想找到她。
第二天，我开始在村里打听。榆树沟的老人们还在，他们记得陈家的事。我拿着秀芬的照片，一家一家地问。
“这不是老陈家的那个媳妇吗？”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叫啥来着……秀芬，对，秀芬。那姑娘长得可俊，眼睛大，还有俩虎牙。”
“她后来去哪了？”
老太太摇摇头：“不知道。走了就没回来过。那时候乱，谁顾得上谁啊。”
我又问了几个老人，说法都差不多。秀芬是外地嫁过来的，娘家在哪没人知道。她走了之后就断了联系，没有人再见过她。
我在村里待了三天，问遍了所有能问的人，什么也没问出来。最后一天下午，我坐在村口的大榆树底下，看着远处的山发呆。一个赶羊的老头从我面前经过，看了我一眼，停下来。
“你是树林吧？”
我点点头。
老头蹲在我旁边，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我听你姐说了，你在打听秀芬的事。”
“大爷，您知道秀芬？”
老头吸了口烟，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山：“知道。那会儿我还年轻，在村里当会计。你爹出事的时候，是我经手的账。那笔钱根本不是你爹拿的，是大队长的小舅子挪用的，让你爹顶了缸。”
我浑身一震：“您说什么？”
“你爹是冤枉的。”老头吐了口烟，“这事村里老人都知道，但那时候没人敢说。大队长后来也倒了，但事情过去太多年了，你爹也回不来了。秀芬走的时候，是我帮她办的介绍信。她说她要去找你爹，但那时候你爹在北大荒劳改，她一个女人，哪找得着啊。”
“她有没有说她要去哪？”
老头想了想：“她说先去哈尔滨，她有个姨在那边。后来就不知道了。”
哈尔滨。这是我唯一的线索。
从榆树沟回到哈尔滨，我站在火车站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这是我父亲的女儿，我的亲生母亲，可能待过的城市。她可能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可能已经去世了，可能还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去了派出所，想查秀芬的信息。但秀芬这个名字太普通了，没有身份证号，没有出生日期，什么也查不到。我又去了档案馆，查了当年的户籍记录，但六十年代的档案早就散失了大半。
在哈尔滨待了三天，一无所获。最后一天晚上，我坐在旅馆的床上，把那几张照片和信摆开来。烛光下，秀芬的笑容还是那么明亮，虎牙露出来，带着一种天真的倔强。
我想起信里的最后一句话：“等树林长大了，让他知道，他爹不是坏人。”
她现在应该七十多岁了。如果她还活着，她会不会也在某个地方想着我？她会不会知道，她的儿子长大了，去了南方，干了半辈子流水线，四十多岁了还一事无成？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
姐姐说过，秀芬是外地嫁过来的。但她没说秀芬是哪里人。我又给姐姐打了电话，姐姐想了半天，说：“咱妈说过一句，好像秀芬是吉林那边的，具体哪不知道。”
吉林。我又在哈尔滨多待了两天，跑了一趟省图书馆，查了当年的人口流动记录。六十年代从吉林嫁到黑龙江的妇女，名字叫秀芬的，我翻了整整两天的微缩胶片，找到了三个。
第一个不对，年龄差太多。第二个也不对，丈夫的名字不姓陈。第三个——我盯着胶片上模糊的字迹，心跳开始加速——姓名：李秀芬，原籍：吉林省榆树县，1960年嫁入尚志县榆树沟大队，丈夫姓名：陈德生。
是她。
胶片上还显示，李秀芬在1968年办理了迁出手续，迁往地址：吉林省榆树县秀水公社。
榆树县。现在的榆树市。
我当天就买了去榆树的火车票。从哈尔滨到榆树，火车开了三个多小时。一路上我都在想，秀芬现在还在不在榆树。如果她还在，她会是什么样子。她见到我，会不会认得我。
榆树市不大，秀水公社早就撤了，现在叫秀水镇。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大巴到镇上，打听了一圈，没人知道李秀芬这个人。我在镇上的小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去了镇派出所。管户籍的是个年轻姑娘，帮我在电脑里查了半天，摇了摇头。
“系统里没有这个人。你要不去市里的档案馆问问？”
我又坐车回了榆树市。在档案馆待了一整天，翻遍了当年的户籍底册，终于找到了一个名字：李秀芬，1940年生，榆树县秀水公社李家屯人。1960年嫁往黑龙江省尚志县。1968年迁回原籍。后面还有一行字：1972年迁往辽宁省大连市。
大连。
我坐在档案馆的椅子上，把那张底册复印了一份，攥在手里，心里翻江倒海。秀芬从黑龙江回来之后，在老家待了四年，然后又走了。去了大连。
我拿出手机，订了最近一班去大连的火车票。
到大连的时候是晚上，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市公安局。这次我学聪明了，直接查李秀芬这个名字，加上出生年份和原籍。系统里跳出来十几条，我一条一条看。
第三条：李秀芬，女，1940年3月生，吉林省榆树县人，现住大连市甘井子区。我盯着屏幕上那行字，手开始抖。我抄下地址，拦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去甘井子区。”
出租车司机是个健谈的人，一路上跟我说大连的变化，哪条路新修的，哪个小区刚建好的。我一句也没听进去，脑子里全是那个地址。
到了地方，是一个老小区，六层楼，红砖墙，楼下的花坛里种着月季。我找到三单元，上到四楼，站在402的门口。门是旧的，漆都掉了，门口放着一双旧布鞋。
我抬起手，犹豫了一下，然后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动静。我又敲了敲，还是没动静。隔壁的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你找谁？”
“我找李秀芬。”
老太太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找她啊……她住院了，上个月走的，脑梗。现在在中心医院呢。”
我脑子嗡的一声：“哪个医院？”
“大连市中心医院，在沙河口区。”
我转身就跑下楼，拦了出租车往医院赶。坐在车上，我的手一直在抖，心里乱七八糟的。她还在，她还活着。我找到她了。
到了医院，我问了护士站，找到神经内科的病房。站在病房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门。
病房里三张床，靠窗的那张床上躺着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眼睛闭着。床边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正在削苹果。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张脸。虽然老了，虽然瘦了，但那个轮廓——圆脸，大眼睛——和照片上的秀芬一模一样。
削苹果的女人抬起头看见我：“你找谁？”
我张了张嘴，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我找李秀芬。”
“我妈？”女人放下苹果，打量着我，“你是？”
“我叫陈树林。”
床上的老太太忽然动了一下。她的眼皮颤了颤，慢慢睁开了。那双眼睛浑浊了，但依然很大。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笑了。
嘴角微微翘起来，露出两颗已经不太明显的虎牙。
“树林……”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树叶，“你来了。”
我走过去，跪在床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干枯瘦小，像一把枯柴。
“妈。”
我喊了一声。四十年来第一次，我喊这个女人“妈”。
她的眼泪从眼角滑下来，顺着皱纹流进鬓角的白发里。她抬起另一只手，颤巍巍地摸我的脸，手指在我脸上划过去，像在确认什么。
“长这么大了……”她说，“像你爹。”
床边的女人站起来，眼圈红了：“妈，这是……”
秀芬点点头：“老大，这是你弟弟。树林，这是你姐，李建华。”
李建华看着我，嘴唇抖了抖：“妈跟我说过，说我有个弟弟在黑龙江。我一直想去找你，但妈不让，说你有你的日子，别去打扰你。”
我握着秀芬的手，坐在床边，听她断断续续地讲那些年的事。她当年从榆树沟离开，先去了哈尔滨的姨家，在那边待了几年，托人打听我父亲的消息。后来听说我父亲劳改回来了，又结了婚，她就没有回去找。再后来她去了大连，进了一家服装厂，认识了后来的丈夫，生了李建华。
“我没有一天不想你，”秀芬说，声音断断续续的，“每年你过生日，我都给你做一碗面。建华小时候问我，妈你做面给谁吃，我说给我儿子。她就哭，说她也是我儿子。”
李建华在旁边抹眼泪：“妈每年都做，做到去年，做不动了。”
我握着秀芬的手，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她的手背上。我想起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我蹲在院子里哭。母亲——养母——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树林不哭，还有妈呢。”
我想起我十八岁那年，要去深圳打工，养母送我到村口，往我兜里塞了两百块钱。她说：“树林，外面不好混就回来，妈在家等你。”
我想起我四十岁那年，养母病重，姐姐打电话让我回来，我说工作忙走不开。等我回来的时候，养母已经走了。她临终前跟姐姐说：“别怪树林，他在外面不容易。”
我跪在秀芬的床前，想起两个母亲。一个生了我，一个养了我。一个在大连的医院里，一个在黑龙江的山坡上。她们都爱着我，用各自的方式。
秀芬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我天天去陪她。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但精神好的时候会跟我讲以前的事。她讲我父亲年轻时候怎么追她，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路给她送一包糖。她讲我出生那天，父亲高兴得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炮。她讲父亲出事那天，她抱着我站在大队部门口，看着父亲被人带走。
“你爹是好人，”她说，“这辈子我谁都不怨，就怨命。”
有一天晚上，我陪床的时候，秀芬忽然拉着我的手说：“树林，山上那房子……你爹跟我说过，他在房梁上藏了东西，等将来有一天让你去找。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怕你知道了恨我。”
我握着她的手说：“妈，我不恨你。你当年把我交给妈，是为了让我活下来。我懂。”
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泪：“你懂就好，你懂就好。”
秀芬在大连的医院里走的那天，是个晴天。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床上，暖融融的。她走得很安详，嘴角带着一点笑意。李建华说，她走之前一直念叨着“树林，树林”，像是怕我走丢了似的。
我把秀芬的骨灰带回了榆树沟。在山上那间破房子旁边，我找了一块向阳的地方，把她安葬了。旁边是我父亲陈德生的坟，当年养母把他葬在了山上。
两座坟挨在一起，中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
我把秀芬的照片和那封信重新包好，放回了房梁上原来的位置。那间破房子，我没有再修，也没有再住。但它不再是一间破房子了，它是一座庙，里面供着一段没人知道的往事。
后来我回了深圳，辞了工，把租的房子退了，搬回了榆树沟。姐姐开始不理解，后来也不说什么了。我在山上开了几亩地，种点苞米和土豆，养了几只鸡。日子过得清贫，但踏实。
李建华每年都来看我，带着她丈夫和儿子。她在山上的房子里住不惯，但每次来都会去秀芬的坟前坐一会儿，跟她妈说说话。她说妈这辈子太苦了，现在好了，有树林陪着她。
去年冬天，我把山上那间破房子的房顶翻修了。换瓦片的时候，我又爬上房梁，把那个蓝花布包取下来，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看。照片上的秀芬还是那么年轻，笑得露出两颗虎牙。我父亲站在她旁边，笑得一脸憨厚。那个小男孩举着冰棍，眼睛亮亮的。
我把照片翻到背面，那行字已经有些模糊了：榆树沟，1962年夏。
那年我四岁，什么也不记得。但我现在知道了，那年夏天，我父亲和母亲，在一个叫榆树沟的地方，过过一段好日子。
房顶修好了，我把蓝花布包重新放回房梁上。我在旁边放了一张新照片，是我和秀芬在大连医院拍的，她躺在床上，我坐在床边，两个人都笑着。
我把木板盖回去，从房梁上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山里的星星密密麻麻铺满了天空。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松树和泥土的味道。
我站在房子中间，土炕上铺着新席子，灶膛里煨着柴火，炕上暖烘烘的。我忽然觉得，这三千块，花得太值了。
这间破房子，是我这辈子买过的最好的东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