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快报》10月28日发布《论战区司令部，让我们在下一次危机到来前结束争论，达成协议》的文章认为，印度战区司令部改革已争论七年，因各军种利益分歧停滞，现行碎片化指挥体系难以适配现代战争需求，印度必须汲取美英军改教训并在外部危机到来前拍板落地。本文作者系前印度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Arun Prakash）。

围绕设立战区司令部（Theatre Commands）的相关争论已持续七年，目前仍停留在军种利益博弈层面。陆军担忧改革后缺乏空中支援，空军担心稀缺的飞行中队被拆分，海军则焦虑“大陆军主义”挤压海洋资源。作者认为，尽管这些军种的顾虑有其合理性，但现行指挥体系现状不可接受。当前印度仍保留17个地理上分散重叠的指挥机构，它们仅对所属军种总部负责，而现代战争往往跨越多个司令部辖区，跨军种跨区域协调流程繁琐耗时，难以适配AI主导的算法化战争需求。设立战区司令部可通过单一指挥官统一作战指挥权与兵力调度权，取代现行碎片化指挥结构。

空军借口“集中控制、分散执行”教条抵制战区化，本质上是混淆作战原则与权力归属。战区化改革后，空军中队和联队无需拆分原有驻地部署，空中力量仍将保持集中控制、按需分散调用的模式，唯一的变化是指挥权从空军指挥官移交至战区指挥官，且战区指挥官在决策时会充分听取三星级空军高级军官（Component Commander）的专业建议。空军反对派将教条与行使权力的个人身份混为一谈，以法理为借口行地盘保护之实。

美英军改历史反复证明，打破军种利益藩篱必须依靠文官政治权威强力介入并建立动态分配机制。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出台后，各军种曾就角色定位展开激烈争夺，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在基韦斯特会议（Key West Agreement）上强行封门谈判，确立了“军种职能由文官政治主导、按协议动态划分”的铁律。1966年美国陆军与空军又通过谈判完成了固定翼飞机与直升机的任务权责划分。美军在基韦斯特协议签署后，经历近40年的磨合并付出多次作战灾难代价，才最终达成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 of 1986），真正实现了三军联合作战指挥。

英国也有类似的改革实践。2023年理查德·奈顿（Richard Knighton）成为英国皇家空军（RAF）历史上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空军首脑，并于2025年出任国防参谋长（CDS）。皇家海军陆战队出身的格温·詹金斯（Gwyn Jenkins）也出任了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印度虽无需全盘照搬外国模式，但不应排斥学习成熟的改革经验。

现代战争逻辑已发生颠覆性改变，莫迪政府亟须出台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强推改革落地。乌克兰没有传统海军却成功重创俄罗斯黑海舰队并击沉“莫斯科”号（Moskva）巡洋舰，伊朗空军在整体实力受损的情况下仍能以导弹和无人机攻击14个美军基地并掌握波斯湾主动权，这些案例都表明印度不能无视现代战争性质与作战逻辑的深刻变化。印军推进战区化改革需要敢于打破传统惯性的军种主官、能够作为中立协调方推动共识的国防参谋长（Chief of Defence Staff, CDS），更需要决策层出台一份具有统摄力的正式《国家安全战略》，在下一次安全危机爆发前，通过制度性安排结束争论并推动改革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