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高金素梅首次以被告身份接受讯问。11月6日，起诉书公布，检方对她求刑14年。11月28日，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投票。

三个日期之间，分别相隔4天和22天。而起诉书指控的行为，发生在2005年至2016年。十年前的事，四天内起诉，二十二天后投票。这个时间顺序本身，正是此事最值得说道地方。

不过，我需要先说明：目前只是起诉和求刑，尚未判决。高金素梅否认全部指控，案件仍在审理。下面涉及罪名的内容，均为检方指控或当事人说法，而非法院和我本人认定的事实。

两份起诉书，两个案子

11月6日，台湾地区高等检察机关起诉4人：高金素梅、她的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助理陈智葟、林怡君。

检方指控的核心是：2005年至2016年间，高金素梅等人收受大陆方面约1.7亿元新台币，组成“祖灵之邦团队”，将部落工作与民意代表团队合并运作，由张俊杰、陈智葟负责竞选、问政和联系原乡部落，林怡君则往来两岸传递信息。检方称，这些资金被用于高金素梅竞选连任、经营原住民选区，而她则配合在立法机构就军购、对日预算、课纲等议题发声。

罪名有两类：违反所谓“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谍报”机构发展组织，以及贪污治罪条例中的职务受贿。检方对高金素梅求刑14年，对已弃保潜逃的张俊杰求刑15年。

高金素梅当天发表六点声明，否认全部指控。她表示，赴日本及联合国抗议靖国神社、反对军购、主张调整课纲，都是她一贯的政治主张，既非受大陆方面授意，也不存在对价关系。她说得很直白：“没有一毛钱流入我的口袋。”

她还质疑程序：11月2日首次讯问时，律师已指出案件时序和资金流向存在重大瑕疵，检察官当时要求律师具状说明，但三天后即起诉。她认为，此举是为了转移对张俊杰追缉不力的责任。

这不是她今年唯一的案子。6月，台北地检署已就另一案起诉她，指控她长期以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薪资、加班费、育婴津贴，合计约787万元新台币，并在2022年疫情期间违法输入约7.4万剂未经核准的快筛试剂，求刑12年6个月。该案由台北地方法院审理，10月27日已首次传唤她出庭。

两个案子，指控内容不同，办案机关不同，审理程序也不同，写作和讨论时不能混为一谈。但两者叠加，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效果：一位连任七届的民意代表，同时面对两套重罪指控

那么，为什么是她？

高金素梅不是普通的在野人士。

她1965年出生，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早年当过歌手、演员、主持人，2002年起担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连任七届，深耕原住民选区二十多年。她长期公开主张“两岸一家亲”，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也长期批评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课纲，反对巨额军购，要求删减对日相关预算。

这重身份，给民进党当局带来两个麻烦。

第一，她不是靠政党提名上位的人。她的政治资本来自二十多年部落走访、原乡服务和个人声望。这样的人支持两岸交流，不容易用“被收买”一句话解释过去。她如果倒下，传递出的信号会比办十个普通交流人士更强。

第二，她在原住民群体中的位置，压缩了民进党在该群体中的话语空间。民进党长期以原住民“转型正义”的代言人自居，但高金素梅在历史叙事、对日态度、两岸交流上的主张，提供了另一种版本。这个版本不依赖绿营资源，也能获得选票。

从组织条件看，她还是一个“高知名度、低组织保护”的目标。

她是无党籍，没有党团，没有常设律师团，也没有程序性声援机制。有政党的人被查，党团可以开记者会、轮流发声、在议事程序上施压；无党籍人士被搜索、被约谈、被限制出境时，能依靠的主要是个人和家属。

对执政者来说，这类目标的政治成本相对较低，象征收益却很高。办一个连任七届、在原住民群体中有声望的无党籍民意代表，既不需要直接与国民党或民众党正面冲突，又能让所有参与两岸交流的团体重新计算风险。

这就是“杀一儆百”的逻辑。它不要求每个人都真的被起诉，只需要让足够多的人开始自我审查。

那么，又为什么是现在？

时机同样是这件事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11月2日约谈，11月6日起诉，中间只有4天；距离11月28日投票，只有22天。而检方指控的行为跨度长达十年。

岛内媒体很快找到了一个对比对象：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的家族补助争议。据BBC及台媒报道，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所属公司，在苏贞昌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期间，获得“国发基金”近2000万元新台币投资以及台企银创投投资，被质疑违反利益回避。台审计部门10月21日承诺两周内完成资料核查，但到11月4日，台财政部门连核心资料都没有交出。

一边是两周交不出一份资料，一边是四天完成一起复杂案件的起诉。这个对比只能说明办案节奏存在差异，不能直接证明背后有政治指令；但节奏差异本身，已足以让“选择性办案”的质疑获得市场。

高金素梅不是这次“九合一”选举的候选人，办她不能直接改变某个县市的开票结果；她的选区也不在这次地方选举的主战场上。

因此，更可能的理由是：民进党办她，是为了替某个深绿候选人谋取政治影响力，同时还可以改变选举的议题结构。

地方选举通常围绕市政、民生、地方治理展开。一个涉及“地区安全”的大案，可以把选举重新拉回“抗中保台”的框架：让深绿基本盘有动员理由，让在野阵营被迫在不熟悉的议题上防守。它未必能改变具体票数，却可以改变选民讨论什么，起码能做到不讨论苏巧慧和苏贞昌父女的案件。

如果我们再往后推两年，还有2028年岛内大选这个关键节点。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民进党把“参与两岸交流”与“可能被追究刑责”画上等号，未来的选举里，攻击对手“亲中”就不再只是口头指控，而可以引用起诉书、案号和刑期。对地方派系、社团、原住民网络来说，这也会形成长期威慑：任何亲大陆人士在下一次选举站队之前，都要先想想法律风险。

当然，这一层只是我的推断，不是已证事实，毕竟台岛检方的具体动机，没有也不可能写在起诉书里。只能说，这起案件在客观上具有为未来选举累积政治素材的效果。

来自美国的施压：不支持“台独”，不等于放弃台湾牌

今年5月13日至15日，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15日，他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谈到台湾问题时说，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独立”，也不希望为了台湾“跋涉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时表示，美方“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10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发表声明，明确写道：“我们不支持独立，也不支持胁迫。”

这是近年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最直白的表态之一。它动摇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依赖的“倚美谋独”叙事：如果美国不愿为“台独”打仗，“美国会保护我们”就不再是可靠的选举承诺。

但也要看到另一面：美国不支持“台独”，不等于放弃打“台湾牌”。特朗普一边说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一边把对台军售称为“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并拒绝承诺是否批准约140亿美元的新军售案。美国驻华大使同时强调，特朗普任内对台军售规模比1979年以来历任总统高出约50%。

所以，更准确的理解是：在特朗普的表述里，台湾更像筹码，而不是盟友。筹码的价值在于可以交易，不在于承诺。

对民进党当局来说，这种变化带来一种结构性焦虑：外部保护伞变得不可靠，它更需要向内证明自己仍然“可控”、仍然有决心。而打压一个支持两岸交流的符号人物，是成本较低的表态方式。

但这只是背景，不是起诉的直接原因。没有公开证据显示检方是因为特朗普的表态才办这个案子；把两者写成因果关系，会削弱分析的可信度。

背后的经济逻辑，谁在为“抗中”买单

经济因素不是起诉书里的罪名，却是这件事得以发生的结构性背景。

第一层，是军购预算与“威胁叙事”的绑定。

赖清德当局推出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是台湾地区历来规模最大的军购特别预算。岛内争议集中在透明度上：多项采购以“机密会议”方式处理，具体项目不公开，监督机制被削弱。据岛内媒体和大陆方面梳理，其中对美军购项目与总预算之间存在巨大差额，资金去向受到质疑。

这套预算要成立，需要一个前提：台海持续紧张，“威胁”足够真实。高金素梅案以“发展组织”“配合大陆影响议事”为罪名，客观上会强化这种叙事。办一个长期主张两岸交流的民意代表，比任何宣传都更能营造“渗透就在身边”的气氛。这种气氛一旦形成，军购预算就更容易被接受，质疑预算的人也更难开口。

这是结构性激励，不是已经证实的直接交易。

第二层，是两岸交流的利益分配。

两岸交流不只是政治问题，也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观光、民宿、游览车、导游、农渔产品、伴手礼、会展、影视、出版。谁能参与，谁就能赚钱。

民进党当局长期限制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游，维持赴大陆“橙色警示”，同时对参与交流的台湾艺人、社团、地方人士施压。这些措施的经济效果很直接。

据台湾方面统计，2026年上半年，台湾民众出境1065.4万人次，赴台旅客仅429.4万人次，相差636万人次；2026年第一季度，台湾旅行收支逆差达1121亿元新台币。垦丁观光人次从2014年的837万降至2025年的214万。花莲、台东、小琉球等地民宿入住率长期低迷，导游、游览车司机被迫转行。

这些损失集中在依赖陆客的地方观光业者身上，其中很多并不在民进党的核心支持结构里。限制交流，等于让这些群体的经济利益受损；审批交流，则把“谁能去、谁不能去”变成一种资源分配权。经济机会本身，由此变成了政治工具。

第三层，是半导体与对美依赖。

台湾经济高度依赖半导体，而半导体又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美国的技术、设备、安全承诺。台积电持续赴美、赴日设厂，岛内对产业空洞化的担忧一直存在。

民进党当局的难处在于：安全上要依靠美国，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战略价值”；经济上又离不开大陆市场。2026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达3011.8亿美元，同比增长30.3%。完全切断两岸经贸，台湾经济承受不起；不切断，又无法满足深绿基本盘和美国的要求。

于是出现了一种“选择性脱钩”：嘴上喊“抗中”，实际贸易照旧；对大型企业尽量不动，对中小型、文化类、地方性交流则严加限制。高金素梅这样的政治人物，恰好是“象征性打击”中成本较低、政治收益较高的对象。

还有一层更隐蔽，但证据不足。高金素梅的根基在原住民选区，原住民地区经济高度依赖农业、观光、土地开发、公共工程和文化补助，她的独立网络可能影响地方资源分配。但起诉书没有指控她涉及原住民地区的经济利益，这一层只能作为待验证的假设，不能写成事实。

寒蝉效应：从政治人物到艺人

事实上，民进党对亲大陆人士的打压，远不止高金素梅一个人。

今年10月，周杰伦在上海参加活动，主持人用英文介绍他为“famous Chinese singer”，他转发了相关视频并点赞。绿营支持者随即围攻，玩起文字游戏，称“Chinese singer”是“中文歌手”，还有人指责主办方“没做功课”。

但截至目前，没有公开信息显示台湾地区陆委会对周杰伦立案调查、约谈或处罚。岛内也有评论指出，周杰伦是华语乐坛顶流，民进党方面“不太敢动他”。他遭遇的是舆论围攻和网络攻击，而非正式的法律打压。

然而，另一些艺人的处境却极为不同。

2026年国庆期间，吴慷仁、陈妍希、张晨光、黄安、刘畊宏、欧阳娣娣等人，因发文祝福祖国或参加相关节目，被台湾地区陆委会点名，并被威胁“若涉及两条红线就查处”。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挥五星红旗遭网暴，之后取消了一场活动。

2025年3月，侯佩岑、汪东城、张韶涵等至少20名台湾艺人被陆委会扬言调查；同年8月，欧阳娜娜、侯佩岑、赵又廷、陈乔恩等人被列入名单，部分人被约谈。

可以看到，任何不愿公开支持民进党的公众人物，要么可能面临舆论围攻，要么可能被直接点名、威胁查处。手段的性质或许不同，但这种差异本身恰好说明问题：民进党集团的施压，是有政治考量的。

从政治成本看，顶流艺人粉丝多、经济价值高，动他们可能得罪大量选民，得不偿失；中小艺人、无党籍人士、地方社团，则更容易被拿来开刀。至少从实际效果看，标准更像是政治成本的高低，而非一致的法律适用。

最终效果是一样的：让“认同中国人身份”变成一种需要计算风险的行为。当表达身份需要先算成本，寒蝉效应就已经发生了。

法院要回答的，和时间表留下的问题

回到法院，这个案子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检方能否把1.7亿元新台币的资金链、对价关系、组织行为逐项证实。这不是靠一份起诉书就能完成的，需要账目、证人、资金流向和跨境证据。

第二，弃保潜逃的张俊杰不到案，是否会影响核心指控的成立。据台媒报道，张俊杰9月6日破坏电子手环后失踪，遭通缉。核心被告不在案卷里，资金链的闭合难度会增加。

第三，如果最终判刑远低于14年，选举前22天起诉这件事，由谁承担政治责任；如果最终判刑接近14年，同样的办案标准，是否适用于其他涉及两岸交流的案件。

这三个问题，目前台岛地区法院均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毕竟程序上存在仓促之处，即便账目上确有问题，案件在政治上也已被民进党集团高度利用，法律争议难以避免。

但无论如何，民进党集团对亲内地人士的迫害越严重，越只能证明：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他们已经越来越像惊弓之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