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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即哲学:一个跨越两百年的思想共识

“汉字即哲学”这个提法,听起来像一个大胆的个人论断。但如果翻开中外学者的著作,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跨越两百多年的思想

“汉字即哲学”这个提法,听起来像一个大胆的个人论断。但如果翻开中外学者的著作,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跨越两百多年的思想线索,西方哲学家、中国古文字学家、诗人、汉学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发现:汉字不只是书写工具,它本身就是哲学。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汉字即哲学”的主要论述,尽可能呈现学者们的原话,让读者自己判断。

一、中国人的最早理解:许慎

早在一千九百年前,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就已经用哲学的方式理解汉字的本质。他写道: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寖多也。”

这段话说的是:“文”是描摹万物的本源符号(象形),后来形声互相补充,就叫做“字”。“文”是物象的根本,“字”是由“文”繁衍出来的。

这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对汉字本质的系统论述——把文字的产生理解为“依类象形”和“孳乳繁衍”,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性的文字观。

二、西方视野:最早的系统论述

1. 洪堡特(1826年):“书写方式本身就是一件哲学作品”

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在《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中,首次系统论述汉字的哲学意义。他写道:

“那些对于汉语未采用拼音文字感到惊讶的人,只不过注意到了汉字可能带来的不便和困惑,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中国,文字实际上是语言的一部分,它和中国人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看待一般语言问题的方式密切关联……在中国那里发展起来的书写方式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件哲学作品。”

洪堡特明确了两点:第一,汉字不是一个“落后”的书写系统,而是一种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不可分割的文化创造;第二,汉字本身就是哲学——它在被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中国人对语言、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拼音文字从“音”入手,汉字从“意”入手,两种文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路径。

2. 莱布尼兹(17-18世纪):“深刻的理性思考”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较早关注汉字哲学价值的西方学者之一。在探索“通用表意文字”时,他把中国文字视为珍贵的模型。他认为许多汉字保留着与事物相关的理解方式,汉字的笔画结构如同数字一样,能够唤起事物的秩序和关系。他称中国文字具有“深刻的理性思考”能力,并因此对汉字产生浓厚兴趣,甚至试图以汉字为灵感构建一种普适的“通用字符”。

3. 德里达(20世纪):“意义在自身之形的差异中显示”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看法与黑格尔针锋相对。黑格尔曾断言“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这句话被骆冬青在《汉字蕴含的美学》中引用,恰恰成为德里达反驳的起点。

德里达认为,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汉字是“理想中的文字”,因为这些文字不受言语的绝对控制,可以直接指向意义。他指出,汉字属于“非言语中心论”文字,“意义在自身之形的差异中显示”,声音无法完全控制汉字,汉字可以优先于语音而存在。在德里达看来,汉字系统建立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的文字和言语的关系模式,为突破西方形而上学的“语音中心主义”提供了可能。

三、中国现代学术界的深入探索

1. 张东荪(1930年代):“言语结构是方法论起点”

上世纪三十年代,张东荪从中国言语构造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哲学间不可轻易化约的差异,寻求中国思想意识特征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立场是:与其说言语结构是决定哲学进程的力量,不如说它是一种具启发作用的方法论起点——汉字和汉语的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启发哲学思考的资源。

2. 唐兰(1949年):“中国文字是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

古文字学家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确立了科学的文字学理论体系,提出“象形、象意、形声”的“三书说”。他强调:

“中国文字是‘在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

唐兰将汉字从“工具”提升为“研究对象”,为后来“汉字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学术基础。

3. 冯友兰(20世纪):“言有尽而意无穷”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少数几个精通西方哲学的学者之一,但他更是一位中国哲学专家。蒙培元先生指出,冯友兰的哲学著作最大特点是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言简而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

从中可体会到汉字文化特有的智慧和优美。冯友兰用“中西互释”的方法进行哲学创造——用汉字去解读西方哲学,同时用西方逻辑分析中国哲学。比如他借用中国古代的两个概念——“真际”和“实际”,重新解释后组成新的哲学范畴,既保持了汉字的某些特征,又具有新的哲学含义。

冯友兰还主张:“人必须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这句话揭示了汉字哲学的一个核心特征——汉字哲学不追求“概念定义”式的精确性,而是通过“言说”让人体会“言外之意”,最终达到不言的领悟。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思维方式,正是逻辑语言所没有的。

4. 何九盈(2000年代):“汉字是中国的徽章”

何九盈在《汉字文化学》中明确写道:

“汉字,是中国的标记、徽章。”

他的核心立场是:汉字文化学是对“汉字观、汉语观、文化观”的全面反思。学界进一步将其观点总结为:汉字是中国思想的活化石,每一个核心字都是一个哲学范畴。

5. 顿子斌(天津师范大学):“汉字是哲学化的符号”

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顿子斌在《汉字水墨的5种走向》中写道:

“古代书论家……似乎都未深入汉字内部,即没有把汉字本身看作一种哲学化的符号。”

紧接着他进一步阐释:

“汉字所表现的已不是具体事物,而是事物的普遍关系或规律,故古人称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为‘道’。因而汉字不只是一种文字符号,也是哲学化的符号。”

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他把“哲学化的符号”和“文字符号”区分开,指出汉字同时承载着两种功能——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一套视觉化的哲学表达系统。

6. 于坚(诗人、云南师大教授):“汉字就是文明本身”

诗人于坚在《汉字断想》中的表达比学者更直接、更有力:

“汉字是一,不是二,不是能指所指……字是一,道在其中。汉字,是工具性和诗性的一。”

他进一步说:

“汉字不是指向意义、本质、概念,意义就在汉字中……汉字是在场者,是家,是居住地。”

最后他留下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话:

“汉字本身就是圣经。汉字不是文明的工具,不是科学、知识,而是存在,汉字就是文明本身。”

于坚说的“汉字就是文明本身”和“汉字即哲学”,几乎是同一个意思。

7. 林远泽(台湾政治大学):“汉字构成了哲学思维的特殊路径”

林远泽副教授在“从洪堡的语言学传统论汉语和汉字的哲学思维”研究中,延续洪堡开创性的思路,深入探讨汉字作为图形文字在哲学思维中的位置。他认为:汉字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其独特的表意方式构成了哲学思维的一种特殊路径。

8. 郑吉雄(香港教育大学,2025年):“形音义统一本身就包含哲学”

郑吉雄教授在2025年发表的观点中指出:

“深切认知汉字形、音、义结合统一的本质,须探求字形字音及结构之义,同时以哲学思辨之法玄思冥索其抽象之义。”

他以“行”字为例:甲骨文是十字路口的象形,原义却是人类行走的动作——因为“行走”具有动态,古人用了图像化的方法造字。有了这个认识,才能明白“行”字何以发展出“德行”义——德行是实践出来的,像走路一样脚踏实地。

郑吉雄的论述表明:汉字的形音义统一,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认知方式。

9. 陈辉(中国人民大学,2025年):“汉字构成先验图式”

陈辉从现象学角度论证:

“汉字系统构成了中国式思维的在先框架。”

对中国人来说,汉字构成了一种“先验图式”——一个先于具体思考而存在的认知模板,从根本上建构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的研究表明:汉字不仅是思想的表达工具,更是思想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你写任何一个汉字,实际上都在调用这套“先验图式”,无形中重复着千百年来的思维路径。

10. 中国社会科学网(2025年):“汉字本身就是哲学事件”

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网发表报道,明确指出:

“汉字不仅仅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载体,它本身就是哲学事件。”

报道进一步阐释:汉字(形—义—音韵)编码了独特的哲学基因——形是世界图像的符号化摹写,义是字形演用与书写实践中的意义生成,音韵是声律和天理的共振。这是目前对“汉字即哲学”最明确、最系统的学术表述。

四、跨文化对话:汉字哲学的世界意义

1. 安乐哲(美国汉学家):“以汉字为切入点重构中国哲学”

安乐哲以训诂学和比较哲学结合的方法,通过分析“仁”“德”“道”等汉字的语境化含义,揭示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和情境化特征。其研究路径被总结为“汉字考据—哲学诠释—跨文化对话”三维模式,为汉字哲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示范。

2. 万百安(美国哲学家):“可为全球伦理提供资源”

万百安强调汉字哲学研究的双重性:既需尊重文化特殊性,亦需挖掘普适价值。他指出:

汉字蕴含的“德”“诚”等概念可为全球伦理提供资源。

他同时呼吁西方哲学界超越“拼音文字中心主义”,正视汉字哲学的独特贡献。

3. 宋灏(德国学者):“回归汉字自身的文本脉络”

宋灏等学者在《文本·方法》一书中,主张搁置以往“中西比较”等既有研究范式:

回归汉字自身的文本脉络,探寻由汉字凝构而成的古典文本及其思维的形成过程。

他们发现,由汉字所构筑的古典思维,“方法”早已潜运在“文本”形成的过程之中——汉字文本本身,就是方法的来源。

五、最新视角:汉字和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学者王涛在2026年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深刻见解:

东西方哲学的起点是相同的——都追问“存在”(什么是真实可靠的)和“本原”(世界从何而来)。

但两者的走向完全不同。

在西方,拼音文字经历了“双重剥离”——字形和物象的视觉关联被系统性切断,符号成为“不透明的容器”,意义不在符号之中。这导致存在成为无法摆脱的焦虑:现实层面不可信,思维和存在的相符性永远无法被确证。西方哲学因此走向了“否定性超越”。

汉字走了另一条路:形旁系统、会意构造使书写符号保留了和形象思维的关联,符号给出了通往意义的“锚点”。存在在日常读写中被前反思地确认,“即器求道”成为直观上可通的路径,“得意忘言”成为“肯定性超越”的完成——不是对语言的绝望,而是信任性使用之后的释然。

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不在于是否追问存在和本原,而在于:一个初始的哲学方向差异,经由文字系统的结构性条件被锁定和放大,使这两个追问在长时段中走向了不同的超越类型。

这些论述表明:汉字本身就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