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单挑社

2026年9月6日，人口只有约212万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给德国制造了一场政治地震。

根据初步结果，德国选择党，也就是阿德党，获得43.8%的政党票，比2021年的20.8%翻了一倍多。这是阿德党成立以来最好的州议会选举成绩。该党拿到83个议席中的39席，距离单独控制议会还差3席；在它身后，已经执政二十多年的基民盟只剩17.2%。投票率则从上届的60.3%升至77.8%。

2026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政党票结果。

这不是一次低投票率下的偶然胜利。2024年，阿德党已经在图林根州以32.8%成为第一大党，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也获得约三成选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阿德党在东部五州的得票率全部超过32%，在图林根达到38.6%。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阿德党，自2023年起被当地宪法保卫机构认定为“确认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该党正在通过法律程序挑战这一认定，相关诉讼目前处于搁置状态。如今，这个党距离领导一个州政府，只隔着几名议员和一次秘密投票。

德国统一已经过去36年。联邦政府为东部修建了高速公路、翻新了城市、补贴了企业，也逐步统一了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曾经以化工、机械、采矿和重工业著称的东部地区，却越来越像德国极右翼政治的根据地？

答案要从统一之初那场工业地震说起。

1989年的东德并不是农业腹地。萨克森拥有机械、汽车和精密制造业，图林根生产光学仪器，萨克森—安哈尔特的莱乌纳、布纳和比特费尔德组成了大型化工区。工厂不仅提供工资，还连接着职业教育、住房、托儿所、诊所、体育队和地方社会组织。

1980年的莱乌纳工厂入口，呈现东德化工工业与企业社会的空间背景。

问题在于，这套工业体系依靠计划价格、国营银行和经互会市场运行。两德货币联盟建立后，东德企业突然要用强势德国马克核算工资和债务，同时失去了苏联及东欧订单，还要与设备、品牌和销售网络更强的西德企业竞争。

企业技术落后、环境欠账和管理僵化确实存在。货币转换、传统市场崩溃以及快速私有化又把调整集中在极短时间内。根据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整理的数据，东部工业就业人数从1989年的约320万降至1993年年中的约74万；东部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下降17.3%，1991年又下降34.8%。

负责接管和出售国有企业的托管局，最初管理着约410万个工作岗位。到1994年底，私有化企业中保留下来的岗位约为150万个。有人获得了新工作和升迁机会，也有人在四十多岁时发现，自己掌握的技术、职业身份和企业年资突然失去了市场价值。

这场转型留下的影响超过了失业本身。工厂关闭以后，工会、企业俱乐部和职业教育网络同时收缩；能够搬走的人首先离开，地方消费和税收随之减少；学校、商店、公交线路和医疗网点又因为人口不足继续撤退。产业衰退因此转化为人口衰退，人口衰退再反过来降低企业投资意愿。

1991年至2023年，东部五州净流出到西部的18至29岁人口累计约72.7万；若计算所有年龄，总净流出接近120万。2025年，东部五州人口平均年龄为47.8岁，西部为44.6岁。东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一部分地区已经从“找不到工作”转向“找不到工人”，但年轻人不足、公共服务收缩和地方市场变小的问题仍在相互强化。

近年来针对东部1421个市镇的研究也发现，人口长期收缩与2024年阿德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得票存在明显联系。研究没有把每张选票都归结为失业，却说明一件事：政治激进化常出现在人口流失、地方组织变薄以及前景预期下降同时发生的地方。

今天的德国东部早已不是1991年的经济废墟。

2024年，东部全职劳动者平均月薪约3973欧元，西部约4810欧元。差距仍超过五分之一，但与1991年东部工资不足西部一半相比，已经大幅缩小。经合组织估算，东部当前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大约达到西部的80%。高速公路、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德累斯顿的半导体产业，都不符合“东部没有发展”的说法。

2024年东西部全职劳动者平均月薪对比。

萨克森—安哈尔特也有自己的成本优势。当地住房和生活成本低于德国平均水平，戴姆勒卡车公司2025年还在哈尔伯施塔特投入5亿欧元建设物流中心。问题在于，这类投资仍不足以改变东部企业规模偏小、总部和研发决策中心偏少的结构。

2007年的莱乌纳化工园区，显示统一后投资延续的现代化生产线。

一个地区拥有生产线，与它拥有企业控制权，是两回事。工厂可以设在东部，品牌、资本配置、研发预算和高层岗位却留在西部。经济下行时，生产基地也比公司总部更容易成为裁员对象。

公共部门同样留下了统一初期“精英输入”的痕迹。德国政府2025年的调查显示，即便在设于东部、包括柏林的联邦机构中，领导岗位的任职者仍有67.3%出生于西部，出生于东部的占23.9%。这个指标不能单独证明歧视，却解释了为什么不少东部人会产生一种感受：基础设施已经更新，重大决定依然经常由外来管理者作出。

选民也不会一直拿今天与1991年比较。他们还会比较同一职业在东西部的工资，比较谁拥有当地企业，比较孩子为什么必须离开家乡才能进入更大的劳动力市场。

这种落差与绝对贫困不同。一个家庭可以有稳定收入、房屋和养老金，同时相信自己的地区在全国分配中缺少话语权。相关研究把阿德党在东部的优势归纳为几类因素的叠加：统一后的经济经历、人口流失、政治代表性不足、对未来转型的担忧，以及对移民和社会文化变化的排斥。

东部内部的差别也越来越大。莱比锡、耶拿、波茨坦以及柏林周边吸引年轻人和新企业，部分农村县却持续老化。2026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阿德党在小城镇和乡村表现最强，在马格德堡和哈雷明显低于全州平均。东部是这些风险高度集中的地区，不是一块政治态度完全相同的土地。

比特费尔德—沃尔芬化工园区旁的格雷平街区

2025年，东部五州的外籍人口比例约为7.9%，西部约为15.8%。阿德党最强的地区，往往不是外国人口最多的地区。移民规模与极右翼得票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直线关系。

在公共服务较薄弱的小城，一批新到人口可能被理解为对住房、学校、医疗和财政资源的额外竞争。人口变化还会进入身份政治：当地居民已经经历过一次由外部制度推动的急剧转型，如今来自柏林和欧盟的移民、能源、气候和对俄政策，又容易被阿德党组织成同一种叙事——别人作出决定，东部承担成本。

这套叙事之所以有效，还因为传统政党的分工正在瓦解。过去，基民盟提供秩序和地方治理，社民党代表工薪阶层，左翼党承担“替东部说话”的角色。阿德党把这几项功能同时接了过来。

2026年选举前后的调查显示，认为阿德党最能代表东部利益的受访者达到36%，对左翼党持同样看法的只有16%。2021年，只有8%的选民认为阿德党最有能力处理经济问题；到2026年，这个比例升至30%，反而超过基民盟的28%。51%的全州受访者认为，自己获得的份额低于德国其他地区；在阿德党选民中，这一比例达到66%。

因此，“抗议票”已经不足以概括这个选民群体。阿德党在本次选举中位居几乎所有年龄组第一，只在70岁以上选民中与基民盟打平。87%的阿德党选民认为该党总体位于政治中间，而不是右翼边缘。对他们来说，宪法保卫机构的定性和其他政党的警告，已经失去了劝退作用。

选民的个人动机仍然不同。有人担心工资和养老金，有人反对移民，有人希望停止援助乌克兰，也有人认同民族主义主张。选票产生的制度后果却是相同的：一个被当地安全机构认定为右翼极端主义组织的政党，获得了接近半数选票，并且开始被许多支持者视为当地最正常、最有能力执政的政党。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的过半门槛是42席。阿德党拥有39席，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均拒绝与它合作。拥有5席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由此成为关键力量。

马格德堡州议会大厦，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组阁与“防火墙”博弈的制度现场。

如果该联盟支持阿德党，德国可能出现战后第一个由这类政党领导的州政府。州政府能够影响警察、教育、文化拨款、公共广播监督和难民安置，不过阿德党竞选时提出的取消对俄制裁、停止援助乌克兰等主张，并不属于州政府权限。执政会让它第一次面对财政、人员和法律约束，也可能把原本停留在口号中的政策带进政府机构。

如果其余五党共同组阁或相互容忍，它们在议席上能够越过多数线。这种政府横跨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左翼党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能够守住所谓的政治“防火墙”，政策分歧却极大。若它只能维持议会多数，无法改善医生、学校、交通、工资和地方就业，阿德党就会继续把联合政府描述为排斥选民的“旧党卡特尔”。

若各党谈判失败，州宪法规定的部长主席选举和解散程序可能把当地推向长期看守政府，甚至重新选举。阿德党届时可以继续以“最大党被阻止执政”为动员工具；反过来，围绕其干部能力和经济方案的审查也会变得更具体。

德国东部的变化已经不能依靠一次增加补贴或一次组阁安排逆转。工资差距、地方公共服务、企业总部、青年流动和东部人在领导岗位中的代表性，决定了物质追赶能否变成政治认同。移民和能源政策若继续以行政任务的形式落到人口收缩地区，却没有相应的财政和执行能力，阿德党仍会获得稳定的动员材料。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将在9月20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截至9月10日，ARD委托进行的民调显示阿德党为38%，执政的社民党为33%。

民调不是结果，但它将检验萨克森—安哈尔特究竟是一次极端峰值，还是德国东部正在跨过另一道政治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