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前的一天，我端坐在医院办公室，大脑混乱，焦灼等待。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两位律师如约而至。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份“手术生死状”——这薄薄的文档，上面一条条列举十几项这场手术可能的后果，任何一条都意味着直接死亡。

“生死状”结尾一句很冰冷：医生已详细告知所有风险。最后一栏：同意，或是拒绝，然后签名。

在外科，医生和病患签订“生死状”已经是家常便饭，甚至还有医务处在场全程录像。除了提醒病患，这也是医生面对不得不做的高危手术时，最后一道保护自己的措施。

而我在内科干了11年，手术量不多，更没接过高风险手术，看着眼前这份“生死状”，我很茫然。

两位律师郑重告知我——如果你敢接这场手术的话，签“同意”。如果病患和家属敢让你接这场手术，也是签“同意”。而她们律师会代表第三方会见证整个过程。

两位律师的身后，是这份“生死状”的主角——病患谭朋朋。

朋朋坐在轮椅里，脸上紧扣吸氧面罩，旁边一个氧气瓶。家属在他身后。

朋朋抬起手，慢慢接过这份“生死状”。我当时还有些担心，要知道，有些病人读到最后，甚至会被这些风险直接吓走，更何况是朋朋这样的病，这样的选择。

但朋朋显然是个例外。他没提任何问题。直接签名。

放下笔，他还是什么也没说。他戴着呼吸罩坐在那，就那么直视着我。气氛凝滞了，他的呼吸罩上，蒸腾起一阵阵白雾。

“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觉得生死大事还是谨慎得好。

朋朋的爱人拿起同意书，想让一旁的父母看看。但朋朋却抢先说：“不用看了。”朋朋的声音透过面罩，短促而沉闷——呼吸，对于他太重要了。

他的爱人与父母都签下名字。

现在“生死状”上的同意栏，只剩一个空格，那是留给我的。

我拿起笔，郑重签下名字。四周只剩笔尖在纸上的摩擦声。

我突然意识到，要动真格的了。

1

朋朋，这个看似冷静的男人，必须时刻把自己扣在呼吸面罩里。透明呼吸面罩后面不断升腾起来的白雾来自他的口腔、气管、胸腔——来自他被“侵占殆尽”的双肺。

他那本应通透呼吸的双肺，不知从哪天起长出了一种罕见的“白色渣子”，然后越来越密，面积越来越大，像蚂蚁要占领食物，像水流要铺满河床。他的肺简直就是马上要被“水泥”糊上、砌住、填满了。

朋朋根本脱不开氧气瓶，自由呼吸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不可能的事了，连去距离病床十米之外的洗手间上厕所，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面罩中那些白雾是如此晶莹、鲜活，更是如此宝贵、稀缺。朋朋的每一口“呼”都极其费劲，因为呼不出什么东西。朋朋的每一口“吸”都更费劲、心痛，因为吸不进去什么东西。朋朋说，“我有力气，但怎么吸都吸不了气。”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日益稀少的白雾，看着自己日益虚弱，垮下去，而后窒息而死。

朋朋很快就要在空气中被活埋。

不能“洗肺”吗？——理论上可以，往肺里面灌生理盐水，像大浪淘沙，把渣子冲出来，这种手术就俗称“洗肺”——这也正是朋朋现在强烈盼望我帮助他做的手术。

但没有医院和医生敢接。因为对于朋朋，洗肺后那些“白渣子”依然会卷土重来，甚至加速蔓延，而且更有可能的是，朋朋还没靠自己呼吸到一口空气，就倒在手术台上了。他的肺已经衰竭了。

早在同事找到我之前，全科所有医生曾重点研究过朋朋的手术。专家教授们慎重讨论了很久，难得的意见一致：风险太大，不建议手术。

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论了。

教授们的担心是有确凿道理的。虽然在全国最权威的医院排行榜上，我们医院历年来都蝉联综合排名第一，很多罕见病患者慕名而来。可朋朋的这种罕见病，却是迄今为止，我们见过的唯一一例。

这是罕见病中的罕见病。不断自我复制生长，无法彻底根除的“白色渣子”其实是“肺泡蛋白沉积症”。

如果说罕见病的概率是百万人中的一个，那么朋朋的状况，几乎就罕见到根本无法统计。

之前，朋朋已经辗转去了全国几家大医院，毫无悬念地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拒绝。理由很直接，第一，手术风险实在太大；第二，“全国最好的医院都不给你洗肺，我们就更不可能做了。”

洗肺，手术风险极高，仅仅有可能自由呼吸，而很快又面临“白渣子”的进攻、占领，然后死去；不洗，就只有戴着面罩，看着白雾日渐稀少，也就只有等死。

没有人想到，4个月后，朋朋再次出现在我们医院的大门口，并找到我。

朋朋说话困难，但异常坚决——

“我只想，好好吸一口气。”

2

手术前，我来到急诊，在患者中寻找朋朋的身影。

“这里，在这里。”不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招呼声。

理着平头、圆圆脸的朋朋坐在一张狭小的病床上，说不出话，但正竭力冲我招手。四周环绕的家人大声呼唤着我。

环境太嘈杂，没办法细聊，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想好了吗？”

朋朋没有丝毫犹豫：“想好了，付出任何代价都愿意。”

没有痛苦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但代价呢？

很久以后，偶然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我才知道当他得知我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时，心情有多雀跃。

当时我让他先躺下休息，朋朋艰难地说很久没躺下过了，躺着更喘不上气。

我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跟他的爱人和父母谈了很久，再次告知手术风险：如果一定要进行手术，最坏的结果是连手术台都下不来。

父母最先流泪了。“孩子生病这几年过得实在太难了，现在就剩一个最后的要求了，无论如何都要实现，我们劝不住。”

两位老人一看就是朴实的农民，他们乡音很重，怕我听不懂，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努力地说。

“如果下不来手术台，朋朋因为处在麻醉状态，死亡的瞬间是不会受罪的。”我没有过多强调自己需要承担的风险，只是反复告诉他们，“但家人只能在外面等着，连他活着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开弓没有回头箭。”朋朋的爱人很瘦弱，但却是最冷静最坚定的那一个，“之前全家开过会，已经想好了，都支持他的决定，无论什么后果都接受。”

我远远地看了一眼朋朋，他坐在床边，正在往我们的方向张望。

所有人里，我唯独没有叮嘱他要好好再想想。因为他此时看向我的眼神，如同写着四个大字：破釜沉舟。

只是谈到后面，朋朋的父母仍然有些犹豫，我让他们好好想想，再做决定。

我冲着朋朋远远挥了挥手，转身离开。

第二天大清早，朋朋全家人找到我，他们昨晚一夜没睡，最终做出了要手术的决定。朋朋对我说，他已经交代好了后事，包括财产分配……

手术前一天，临近下班时，朋朋的爱人再次找到我。我以为手术还有什么没交待清楚的细节，甚至他们有什么变化。

没想到，她告诉我，朋朋要捐献器官。

朋朋说自己才刚刚30岁，万一在手术台上死去，那些有用的器官，还可以再帮助其他人。

她说朋朋说服了每一个家庭成员，除了奶奶坚决不同意，奶奶说自己的孙子连一把骨灰都留不下，就一点念想都没有了。

我专门找了一趟朋朋，安慰他：“这个手术在我们医院，目前还没有死亡的先例。无论如何，我都会尽最大努力让你平安下手术台。”

3

第二天，一大早，我特意戴上开过光的护身符。

虽然洗肺手术我做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根本不一样。

此前我的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很扎实了。我一边通过私人关系，请来了资深麻醉师。另一边，我的查房教授是呼吸危重症方面的专家，那个帮朋朋跟我取得联系的同事，是研究呼吸罕见病尤其是肺泡蛋白症的教授，他们都答应来手术室坐镇帮我。这是我能请来的最强阵容了。

那一早，朋朋的亲弟弟也从老家赶过来了，一家人围在接朋朋的平车四周，来到手术室门口。我让他们放心，还顺带指了指天花板：“有事会通过那个喇叭叫你们。”

其实手术室外，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很快，手术台上，平躺、麻醉、插气管插管。

麻醉之前，我握住他的手告诉他：“等听到有人喊‘睁眼睛’的时候，你努力睁开眼，就又能看到我了。”

他因为紧张而呼吸急促，紧紧抓着氧气面罩大口喘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白雾继续升腾。

朋朋很快进入麻醉状态。

“洗肺”跟外科手术不一样，不需要动刀见血，是往肺里灌入无菌的生理盐水，再让水流出来，顺势把填充在朋朋肺里的渣子带出来。

但是，“洗肺”的难度在于，灌进去和流出来的水量都必须精准控制，还要时刻密切注视着监护仪上的各种指标。

生理盐水开始流进朋朋的肺部。

我们先洗的是左肺。现在左肺就是不通气的，只能依靠右肺通气呼吸，也就是我们把氧气只送到右肺，而把水灌进左肺清洗。朋朋的高风险在于双肺功能极差，手术中又始终只能依靠一半的肺来呼吸，另一半肺还要不停的往里灌水、再流出来。

进出的水量完全靠人工——也就是我来控制。一般一次性灌入500毫升，一瓶矿泉水的量，如果顺利的话，也会达到1000毫升。

我慢慢操控，让水流缓缓流进朋朋的身体中，流进那个布满“白渣子”的地方。

我们灌进去500毫升，至少也要放出来300-350毫升，否则水留在肺里出不来是很危险的，必须寻找原因。而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气管插管的位置不合适，水就可能误流到另一侧肺里。

不多久，“水流”从朋朋的肺里出来了！

那根本不能叫水，而是像豆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