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日本经济，很多人首先想到“失去的几十年”。

几十年来，日本似乎始终摆脱不了低通胀。价格不动，工资不动，企业也缺少活力。

这种长期停滞让劳动者、投资者乃至整个经济体系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衰落”一词也因此常被用来形容这个国家。

排名的变化强化了这种印象，如今的日本经济已跌出世界前三。

2023年，日本总产出为4.2万亿美元，排在总产出4.5万亿美元的德国之后，位列全球第四。

按照《经济学人》的说法，日本的地位因此“损失了很多”。

不过，“衰落”二字并不足以概括今天的日本。在《经济学人》的讨论中，日本被描述为“可能已经出现转机”。

第一个信号来自通胀，此前三十年，日本年通胀率只有约三分之一个百分点。

如今，通胀率已连续两年多高于2%。

对一个长期与通缩和低通胀缠斗的经济体来说，这是罕见的变化。

第二个信号来自股市，当年2月，以科技股为主的日经股指突破了泡沫时代的高点。

第三个信号来自利率，3月，日本央行在等待17年之后终于加息，而这17年中有8年实行负利率。

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引出一个问题：这究竟是不是日本盼望已久的转折？

《经济学人》东亚分社社长诺亚·斯奈德（Noah Snyder）认为，审视今天的日本经济，会看到两幅截然不同、几乎对立的图景。

乐观的一方认为，日本回来了，“失去的几十年”已经结束，国家重新焕发活力，前景光明。

他们的核心论点是，近几十年日本的大问题在于停滞：价格停滞，工资停滞，企业停滞，而这种状况似乎正在改变。

在价格上，自2022年4月起，日本通胀率每个月都高于2%的目标。人们对未来几年通胀的预期有所上升，并以几十年来未见的方式稳定下来。

在工资上，涨幅创下纪录，但这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

在股市上，行情正在繁荣，部分原因是企业看起来更有活力，也“更时髦一些”。

悲观的一方则认为，过去几十年拖累日本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只会更严重，劳动力只会继续萎缩，未来“至少是灰暗的，甚至可能是严峻的”。他们指出，通胀在上升，增长却没有跟上。

在过去三个季度里，日本经济要么萎缩，要么接近零增长，有人甚至认为日本已陷入某种温和的滞胀。

人口方面的逆风迫在眉睫，日元处于“某种自由落体”的状态。

这些结构性问题与几年前相比，丝毫没有更接近解决。

为了弄清不同的人为何看到如此不同的景象，斯奈德在东京东部的日本桥一带走访了一周，进出商店和企业，与当地人交谈。

日本桥的兴衰历来与全国经济大致同步，江户时代，这里是商业中心，商人云集。传统上，江户（今东京）的距离以日本桥这座桥为零点计算，因为各条主干道都在此交汇。

当地一家便当店自称是日本历史最悠久、持续经营至今的便当销售商。在美国“黑船”来航、迫使日本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店主一家就已开始营业。

在店主看来，这一轮真正的冲击，也就是这个时代的“黑船”，是进口价格上涨，以及食品、能源等成本攀升。正是这些变化，真正改变了企业的定价行为和消费者的预期。

斯奈德指出，日本央行在大约过去十年里一直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却从未像过去几年的供应链冲击那样真正改变消费者行为。曾经难以想象的事情如今变得司空见惯：企业涨价，顾客照样回头。

他说，这在世界其他地方听起来可能有点“古怪”，在日本却是件大事。

这种变化并不限于日本桥，在全国范围内，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速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快的，涨价覆盖的范围也更广。人们预期价格会继续上涨，企业则预期通胀将高于2%。

这对工资和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的连锁影响，也是日本央行在3月进行17年来首次加息的重要原因。

不过，日本的货币政策相对而言仍然非常宽松，政策利率只是“略高于0%”。斯奈德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方向。

方向正在改变的感觉，也助长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

当年投资者大量涌入日本股市，推动股指创下历史新高，越过泡沫时代的峰值。

斯奈德承认，好消息不少，日本经济确实在发生真正的变化。但他也认为，必须考虑普通消费者的感受，而这种反差在日本桥格外明显。

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工资虽然在涨，实际工资却没有增长，跟不上通胀，这实际上等于许多人在被减薪。家庭预算显得越来越紧，日元走弱又让进口商品和出行变得不那么负担得起，消费者情绪低迷。

在日本桥的大型百货商店里，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在消费，因为日元疲软让日本对他们来说相对便宜。对日本消费者而言，这却是需要“勒紧裤腰带”的时刻。

日本央行希望这种局面在当年晚些时候有所改变：劳资谈判带来的加薪效应逐步传导，实际工资在年内晚些时候转为正增长，消费者因此更有信心，开始增加消费，带动内需。这是基础经济学理论的推演。

但它在日本能否实现，存在很大疑问，因为这个社会和经济已经被多年乃至数十年的通缩和低通胀所塑造。其中的心理因素非常重要，却难以衡量。

劳动力老龄化这一悲观论点，至今没有改变。斯奈德也认为，这是任何乐观情绪都必须有所节制的重要原因。

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目前约为7400万，预计在2020年至2070年间减少3000万。

这种压力在日本桥已经显现：一些商店和咖啡馆因人手不足，不得不缩短营业时间或减少营业天数。

人口问题直接压低了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尽管出现了上述种种改善，日本的长期增长前景仍低于每年1%。

讨论日本是否“衰落”时，还有一本常被忽视的账：对外资产。

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4%，连续第八年增加；对外总资产为1805.63万亿日元，连续十七年增加。

但这本账同样不只有好消息，2025年，日经225指数全年上涨26%，年末站上5万点。

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股票一旦升值，就会计入日本的对外负债。负债增长快于资产，对外净资产的增幅便被压低。

在对外净资产的比较中，德国居首，中国以636.3万亿日元超过日本，日本退居第三。

这些数字说明，日本在海外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产，只看本土产出的增减，确实会漏掉一部分图景。

但对外资产是多年积累的存量，GDP是一年的产出，两者不能简单比较，更不能据此断言日本在海外“再造”了一个经济体。

海外资产也无法直接解决实际工资下降、消费疲弱和劳动年龄人口萎缩等国内难题。

综合来看，“日本根本没有衰落”的说法过于绝对，“日本彻底衰败”同样不准确。

斯奈德认为，这场争论的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他自己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

日本桥东缘一位当地商业协会负责人的话，或许最能概括当下的心态：“过去一切都停滞不前，但至少现在有了一些动静。”

斯奈德的判断是，与其说“日本回来了”，不如说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

价格和工资开始变动，利率开始转向，投资者重新入场，但实际工资、内需和人口这些难题依然存在。这个新时代最终通向复苏还是新的困境，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