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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为何会在先打砥平里还是先打横城上举棋不定

楔子/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凌晨三点,君子里矿洞。
彭德怀把铅笔搁在桌上,搁得很轻。桌上摊着两份电报,一份来自韩先楚,一份来自邓华,内容针锋相对。洞壁上渗下来的水珠一滴一滴落在铁皮文件箱上,发出空空的响声。他已经坐了很久,久到搪瓷缸里的茶凉透了,烟灰缸里摁满了烟头。
横城。砥平里。两个地名在他脑子里来回撞,像两块烧红的铁。
西线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进来。三十八军和五十军在汉江南岸顶着美军的飞机坦克,一个连一个连地填进去。电报上的措辞越来越短,短到只剩数字:弹药基数,伤亡人数,阵地编号。彭德怀知道那些短句背后是什么。他知道一个军在“弹药不足”四个字后面,意味着士兵在数着子弹开枪。
东线给了他一个机会。横城和砥平里两处之敌突出,侧翼暴露,可以打。问题是先打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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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楚的意见先到。
韩先楚在西线指挥所里,一边听着汉江南岸的炮声,一边写下了他的理由。砥平里是东西两线的结合部,是“肚脐眼”。拿下它,西线美军的右翼就整个亮在志愿军面前,李奇微的全线部署会被撕开一个口子。先打横城,当然能吃掉南朝鲜军几个团,但那是“吃肉不啃骨头”,李奇微有的是时间把砥平里的工事修得铁桶一般。韩先楚最后写了一句话:打横城,打的是屁股;打砥平里,打的是七寸。
邓华的意见随后到。
邓华在东线指挥所里,面前摊着各军的粮弹报表。他的理由同样硬:部队连续打了三次战役,没有补充,没有休整,口袋里那点粮食撑不了几天。横城守军以韩军为主,战斗力弱,有把握吃掉,吃掉之后缴获的粮食弹药可以反过来喂饱部队。先打砥平里,万一美军往后一缩,志愿军两条腿追不上汽车轮子,打成一个击溃战,什么也捞不着。
两份电报说的都对。彭德怀把两份电报并排摆在桌上,看了很久。
他想起一件事。入朝之前,他在西北带兵的时候,打兰州,打的是马步芳最硬的那个点,沈家岭。当时也有人建议先打容易的,他说不行,硬的打不下来,软的迟早还要跑。那是他彭德怀的脾气。但这一次,他不能只凭脾气。兰州城下他了解马步芳的底,现在他面对的是李奇微。李奇微不是马步芳。这个人到朝鲜没有多久,就把美军从汉城撤退的颓势里拽了出来,用的是一种志愿军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磁性战术,火海战术,白天靠坦克和飞机往前拱,晚上缩回去用炮火画一道圈。这个人不慌。一个不慌的对手,你打他哪里,他都会还手。
彭德怀站起来,走到洞口。外面是黑的,远处有隐约的炮声,从西边来。汉江。
他回到桌前,拿起笔,起草了一份电报,把两份意见和自己的倾向都写进去,发给了北京。他需要一个人替他分担这个重量。或者说,他需要知道,在他看不到的那个层面上,这个选择是不是还有别的解法。
北京的回电来得很快。布置甚好。
就这四个字。彭德怀把电报看了两遍,放下。北京把决定权交回给了他,也把那份重量原封不动地交回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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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终选了横城。
做出决定的那一刻,他对自己说:先吃掉弱的,再啃硬的。横城打赢了,部队有了粮食,有了缴获,回头再打砥平里,手上多几分力气。这个逻辑是通的。他相信邓华在东线看得更清楚,邓华敢说“有把握”,就不是随口说的。
但他心里有一个角落没有灭。那个角落里,韩先楚的声音还在响:你打完横城再回头,砥平里就不是原来的砥平里了。
他给邓华回了电。先打横城。打完横城,如果条件允许,立即转兵砥平里。他在“立即”两个字上用了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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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一日黄昏,横城方向万炮齐发。
邓华指挥的四个军像一把刀切进了横城以北的韩军阵地。韩八师在几个小时内被分割成碎片,士兵漫山遍野地往下跑,丢下的炮、枪、汽车、粮食,铺了一路。到十三日凌晨,横城反击战结束。歼敌一万二千余人,其中大部分是韩军,迫敌后退二十六公里。
捷报传到君子里,指挥所里的人脸上有了笑容。彭德怀看了战报,也点了头。然后他问了一句:砥平里那边怎么样。
回答是:部队正在往那边赶。
他走到地图前面。砥平里的位置,他用手指按了一下。那个点还在,还在美军手里。他按着那个点,没有动。横城赢了,赢得干脆。但他知道,从横城到砥平里这几天的路程,李奇微不会坐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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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微确实没有等。
横城失败的消息传到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之后,李奇微做了一个决定:砥平里不能撤。他给美第二师二十三团团长弗里曼下了死命令,守住,不管代价。他很清楚,如果砥平里也丢了,东线和西线之间就会出现一个无法弥补的缺口,志愿军的手就可以伸到整个战线的腰上。
砥平里的美军和法国营没有走。他们把村庄变成了一个刺猬:坦克围在外圈,火炮标好了每条接近路,环形工事一道套着一道。法国营的阵地上架着从越南调来的重机枪,火力密得像梳子。六千多人,二十多门榴弹炮,二十多辆坦克,等着志愿军来。
志愿军不知道这些。或者说,知道得不完整。
二月十三日傍晚,攻击砥平里的部队陆续到位。他们是横城打完之后的疲惫之师,有的连队只剩下几十个人,有的战士两天没有吃过一顿热饭。火炮少得可怜,炮弹要数着打。几个不同建制的师、团凑在一起,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关系,各打各的。
攻击开始了。
志愿军士兵朝着那些环形工事冲上去。美军的照明弹把黑夜变成惨白,坦克炮和重机枪在亮光里点名。突击连闯过铁丝网,踩过雷区,大部分人在接近阵地之前就倒下了。后面的人沿着被血浸透的坡往上冲,被自己战友的尸体绊得踉踉跄跄,然后继续往上冲,然后继续倒下。有的排打光了,有的连队剩下几个人还在往前爬,用炸药包去炸地堡,几个人接力才能送到一个地堡前面,送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打了一夜,没有打下来。
十四日,再打。志愿军一度攻进了砥平里的街边,但美军的火力太密,地形太窄,兵展不开,又被压了出来。十五日,美骑兵第一师的增援坦克冲破了阻援线,突进了砥平里。坦克和守军会合的那一刻,砥平里的分量彻底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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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电话打到君子里的时候,彭德怀正站在地图前面。
电话那头是温玉成。四十军军长,四野的老人,从东北打到朝鲜,什么硬仗都见过。但这一次,温玉成的声音不一样。他说部队打不动了。他说战士们两天没有吃过热饭,弹药快光了。他说这不是打仗,这是一场没有协同的乱仗,各部队之间连电话都接不通,冲上去一个连,倒下一个连,再冲上去,再倒下。他说,老总,不能再这样打了。
彭德怀握着话筒,听着。
温玉成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听进去了。他知道砥平里的问题出在哪里。不光是火力不够,不光是兵力不足。是他的决心下得太晚。如果横城打完的第一天,部队就扑向砥平里,那时候美军还没有把环形工事修到牙齿,还没有把坦克摆到外圈,还可能动摇。但横城到砥平里之间那几天,他给了李奇微最需要的东西:时间。韩先楚说的那句话,现在被坦克和机枪翻译成了他听得懂的语言。
他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
“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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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黄昏,志愿军停止了对砥平里的进攻。十六日拂晓,部队撤出战斗,向北转移。
横城赢了,砥平里输了。两件事加在一起,才是第四次战役东线的完整答案。
战后,邓华在志司做了检讨。彭德怀把砥平里列为一生中的决策失误之一。很多年以后,他说过一句话:要是执行韩先楚的建议先打砥平里就好了。横城虽然歼敌多,但打的是屁股;砥平里打的是七寸,是要害。
但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在一九五一年二月的君子里矿洞里,没有“很多年以后”。只有一个在横城和砥平里之间反复掂量的司令员,一个在信息不全、粮弹不足、时间紧迫的条件下做选择的人。他选了当时看起来更有把握的那条路,然后亲眼看着那条路在砥平里撞上了一堵他本该更早看清的墙。
韩先楚后来遗憾了三十多年。他遗憾的不是自己的判断被证明是对的,他遗憾的是自己的态度不够坚决,没有把那个判断坚持到底。彭德怀的遗憾则更深一层。一个以果决著称的人,在那几天里犹豫了。犹豫不是因为他不懂打仗,是因为他太懂了,懂到能同时看见两条路的道理,也同时看见两条路的代价。
横城的胜利是真的。砥平里倒在铁丝网前和坦克炮下的那些士兵,也是真的。一个决策者能做的,从来不是在完美的选项里挑一个,而是在两个都有缺口的选择里,挑一个自己愿意承担后果的。
彭德怀承担了。
君子里矿洞里的那张桌子上,后来放上了新的作战计划,运动防御,节节阻击,把敌人放进来再打。他没有停在砥平里。但砥平里那块菜地边上倒下去的人,他没有忘记。
君子里矿洞里的那盏马灯,在二月十五日的夜里被重新添了油。
彭德怀放下电话之后,没有立刻起身。他坐在那张硬木桌前,面前摊着砥平里的战报草稿,上面的数字他还来不及细看。温玉成的声音从听筒里撤走之后,洞里忽然安静得让人不习惯,只剩下洞壁渗水的滴答声。他把手搁在桌面上,指节因为长时间握话筒而微微发白,然后慢慢松开,像是把什么东西从手心里放掉了。
他没有骂人。
按照他以往的脾气,仗打成这样,电话里至少要有几句重话。梁兴初在第一次战役之后挨过他的骂,骂得整个志司都听见了。但这一次他没有骂温玉成。温玉成说的是实话。打不动了就是打不动了,一个军长在电话里说“战士们两天没吃过一顿热饭”,这句话比任何战报都重。彭德怀知道,如果这时候骂人,骂的其实是自己。
他站起来,走到洞口的掩蔽部外面。朝鲜二月的夜风灌进领口,冷得干脆。远处东边的天际线上还有隐隐的光在闪,那是砥平里方向,美军的照明弹大概还在往天上打。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对跟在身后的参谋说了一句话:给邓华发报,全线撤出,就地转入防御,各军收拢部队,清点伤亡,把能带走的重伤员全部带走。
参谋应声去了。彭德怀没有回洞里,他站在洞口,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张叠起来的纸,是横城战斗结束那天他让作战处统计的缴获清单。炮一百三十九门,枪六千二百余支,汽车五百五十辆。他当时看到这份清单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些东西能喂饱部队,回头打砥平里就多几分底气。现在清单还在口袋里,底气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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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玉成后来到志司来的时候,心里是揣着忐忑的。
他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四十军是四野的老部队,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什么时候打过这种窝囊仗。三个团投入攻击,伤亡一千八百三十余人,三五九团二营几乎打光了。这种数字摆在任何一个军长面前,都是要抬不起头的。
但彭德怀见了他,第一句话问的是部队撤下来之后有没有热饭吃。
温玉成愣了一下,说安排了,各师收拢之后就地开伙,粮食是从横城缴获里匀出来的。
彭德怀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句让温玉成记了很多年的话。他说:“砥平里这一仗,责任不在你。你那个电话打得好。你要是不打那个电话,我还要多往里填人。你替我把人拦住了。”
温玉成从志司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站在矿洞外面,回头看了一眼洞口那盏昏黄的灯,忽然觉得那个老头比他想象的要老,也比他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要疲惫。一个替全军扛着决策重量的人,在仗打输了之后,最先问的不是“为什么没打下来”,而是“撤下来的人有没有饭吃”。温玉成后来对他的参谋说,彭老总这个人,你跟着他打仗,打输了也不觉得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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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华的检讨是在志司总结会上做的。
他讲得很细,情报判断的失误,对砥平里守军兵力和工事程度的低估,攻击部队建制不统一导致的协同混乱,联络不通畅,火力准备不足。每一条他都认了,没有往下面推。讲到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如果当初先打砥平里,即便打不下来,也不会把部队消耗在横城和砥平里之间的来回奔波里。
会议室里没有人接话。
彭德怀坐在长桌的一头,听完之后,拍了拍桌面。那几下拍得不重,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很清楚。他说:“邓华的检讨,我接受。但这件事的第一份责任在我。先打横城是我拍的板,打砥平里也是我下的决心。邓华和韩先楚把该说的话都说了,是我在两份都有道理的意见之间选了先吃肉的那一份。这个账,记在我头上。”
他没有再多说。散会之后,他留下了邓华和韩先楚。
三个人站在地图前面。彭德怀用手指从横城往砥平里的方向划了一下,又收回来,在汉江南岸的阻击阵地上点了点。他说:“横城打赢了,歼敌一万二,这个战果是真的,不能说因为砥平里没打好就把横城也否了。但砥平里教给我们一件事:美军缩成一团的时候,靠我们现在的火力和协同,啃不动。以后不能再照着打横城的办法去打砥平里这样的点。李奇微已经把铁乌龟的壳亮出来了,我们就得换一种砸法。”
韩先楚站在旁边,嘴唇动了一下,但没说话。彭德怀看了他一眼,说:“先楚,你那个‘七寸’的说法,我记住了。这次没打,不等于以后不打。但下一次打,不能再用八个团各自为战的办法去打。”
韩先楚点了点头。他后来遗憾了三十多年,遗憾的不是彭德怀没有听他的,而是他自己没有把那个判断说得更硬、更不留余地。但在那个晚上,在矿洞地图前面,他看见彭德怀把“记在我头上”这句话说得那么平,就知道这件事已经没有争的必要了。一个愿意把账揽到自己身上的人,不需要别人再替他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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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七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达了全线转入运动防御的命令。
这道命令和砥平里的撤退之间只隔了一天。彭德怀没有在失利的情绪里停太久。他很清楚,砥平里暴露的问题不是“该不该打”的问题,是“该怎么打”的问题。志愿军的长处是 night fighting,是穿插,是两条腿在山地里跑过汽车轮子,是靠近了打、搅在一起打,让美军的飞机和炮火使不上劲。砥平里恰恰相反,它把美军最想要的东西给了美军:一个固定的、有明确边界的目标,让坦克围成圈,让炮火标好每一条接近路,让志愿军一个连一个连地往火网里填。
所以他从砥平里撤出来的第二天,就开始调整整个战役的姿势。不再追求在东线一口吃掉一个整师,而是用运动防御把美军放进来,在每一道预设阵地上消耗他,用空间换时间,等第二番入朝部队集结完毕,等后勤线往前推,等下一次机会。
这个转变是砥平里逼出来的。彭德怀后来在志司的作战会议上讲过一段话,大意是:以前我们讲“钢少气多”,气是我们的本钱。但气不能拿来堵枪眼,气要用在对的地方。砥平里告诉我们,对着铁乌龟使劲踹,脚会断。要找到乌龟伸出头来的那一刻,或者把它翻过来。运动防御就是翻乌龟的办法,让他往前走,走到他的队形拉长了、火力分散了,我们再从侧面下手。
这段话没有写进任何一份正式文件,但四二军、六六军、四十军的军长们都听懂了。从二月下旬开始,东线的仗变了样子。不再是横城式的猛插猛打,而是节节阻击,交替掩护,每一道防线撑到时间就撤,撤的时候留下小部队在后面敲一下,让追兵不敢放开脚步。美军每往前走一步都要付出时间,而时间正是彭德怀最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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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旬,彭德怀回了一趟北京。
他见毛泽东的时候,主动提了砥平里。毛泽东听完,说了一句:横城打得好,砥平里没打好,这两个都是经验。一个告诉你什么仗能打,一个告诉你什么仗不能打。能打的和不能打的都清楚了,后面的仗就好办了。
彭德怀从北京回来之后,把这句话带回了志司。他没有把它当成安慰。他知道毛泽东说的是实情,但他也知道,这句实情是从那些倒在砥平里铁丝网前的士兵身上长出来的。一个决策者从失败里学到的东西,代价从来不由他自己一个人付。
他后来在第四次战役结束之后的总结里,把砥平里单独列了一条,写的是:对美军依托环形防御的坚固阵地,在我火力不足以摧毁其工事、兵力不足以分割其部署的条件下,不宜仓促攻击。下次攻击此类目标,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炮火能够压制敌坦克和直射火力;其二,攻击部队统一指挥,协同动作经过演练;其三,粮弹充足,至少保证三日连续作战。三者缺一,宁可围而不打。
这段话后来被作战处的人抄进了战术教材的初稿。再后来,志愿军在上甘岭、在马良山、在那些美军同样缩成铁乌龟的地方,用的不再是砥平里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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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协定签字。彭德怀到开城去,路过一处山坡的时候,停了一会儿车。那不是砥平里,但那个山坡的形状让他想起了那块菜地边上的坡。参谋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不敢问。他站了几分钟,上车,继续走。
他晚年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起抗美援朝,说到砥平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横城赢了,砥平里输了,这两件事我都有份。赢了的那份,功劳是部队的;输了的那份,账是我的。但账算完了,仗还得往前打。不能因为输了一仗,就把后面的仗也输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就像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夜里在矿洞里对参谋说“给邓华发报”的时候一样平。但听的人后来回想,觉得那种平里面有一种东西,比拍桌子骂人更沉。那是一个把“我错了”三个字咽下去之后,还能继续往前走的人才有的东西。
韩先楚的遗憾跟着他到了晚年。他反复提砥平里,反复说如果先打砥平里会怎么样。有人说他是在怪彭德怀,但他自己从不这么说。他怪的是自己没有把态度亮得更硬。一个副司令员在决策关头把意见摆到桌面上,是尽了本分;但本分和“拼尽全力去争”之间还有一段距离,那段距离后来变成了一辈子的“如果”。彭德怀在总结会上说“账记在我头上”的时候,韩先楚没有接话,因为他知道那个账里也有他的一份——不是决策的账,是没有拦住决策的那份账。两个人都认了各自的那一份,然后各自带着它走完了后面的路。
砥平里那块菜地边上倒下去的人,没有看到运动防御的命令,没有看到上甘岭的坑道,没有看到停战协定签字。但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之后志愿军在每一道阻击阵地上省下来的时间,每一门从山洞里拉出来打二十发就撤回去的炮,每一条从阵地通到敌人前沿的地道,都是从他们倒下的那个位置上长出来的。
彭德怀后来再也没有去过砥平里。但他签发的每一份关于“避免仓促进攻坚固阵地”的电报,都是写给那个地方的。一个决策者能做的,不是保证每一次都对,是错了之后把错的地方记清楚,然后下一次绕开它。砥平里被绕开了,但没有被忘记。横城被记住了,但也没有被当成万能药。两件事加在一起,才是那一年的二月教给志愿军的东西。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