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反复复看着那位老师在11月16日写下的文字，仿佛能听见粉笔在黑板上折断的脆响。那是教育在某一个时刻，骨头发出的声音。

事情其实不复杂，他们学校五年级有个班“废了”。纪律差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每个老师去上课，都像走进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头疼是标配。同事们对班主任说：“你该管管了！”班主任双手一摊，说出了一番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的话：“现在谁还敢管？我管了，家长一个投诉电话，我可能连饭碗都保不住；我不管，最多就是成绩差点，但还不至于开除我，工资照拿。”

这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每个老师的心里。

那个班的成绩，确实差得让人说不出话。语文平均分比年级优秀班低了整整20分——这已经不是差距，而是断崖。数学成绩更是触目惊心：全班51个孩子，及格的只有4个人。这个数字，让班主任自己都脸红。

没有人能指责这位班主任不负责任，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她经历过什么。就在开学不久的自习课上，她看见一个女生趴在桌上睡觉，就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就这么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却引爆了一场风暴。学生哭闹起来，说老师惊吓了她。家长冲到学校，不依不饶，最终学校领导压着她道了歉。事后她苦笑着说：“幸好我是个女老师。如果是个男老师，可能就要被指控性骚扰，降级甚至开除。”

这话里的庆幸，听着让人心酸。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每当有教师因为正常管理课堂秩序而被迫道歉，所有教师收到的信号就强烈一分：“保护好自己，别多管闲事。”可教育本身，不就是最该管的“闲事”吗？

学校领导也难。现在教育局对学校有投诉率考核，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把家长的怒火按下去，整个学校一年的辛苦都可能被“一票否决”。面对不依不饶的投诉，学校没有足够的人手和精力去应付，最经济、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让老师道歉，甚至处理老师。

真的没有其他出路了吗？

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在上个月，邻县一所学校，班上有个多动症孩子，打遍了全班同学。他的家长在教室里陪读，依然无济于事。

那天放学后，班上十几个孩子的家长没有像往常一样各自回家，而是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他们找到了校长，没有吵闹，没有指责老师，只是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孩子的安全，谁来负责？”

这个故事给了我一个启示：当单个教师的力量无法抵挡无理投诉的风浪时，为什么不能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交还给受损学生的家长？

真正的力量，往往不是自上而下地推行某个方案，而是在看似无路可走时，有人开始尝试想办法。

他们先开了一个没有学校领导参加的家长会。没有客套话，大家就围坐在一起，有人说起了自家孩子晚上做噩梦，有人说起了孩子成绩收到影响。

最后，一位平时很少发言的父亲站了起来：“我的孩子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如果学校管不了，我们就自己想办法。”

具体怎么做的？

他们选出了一个10人议事小组，里面有一线工人、有小店主、也有事业单位的职员。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每个家长都在一份《班级秩序共建承诺书》上签了字。这份承诺书很简单，只有三条：

支持老师正常管理课堂纪律

对明显不合理的投诉，家委会有权进行调查并公开说明情况

对于确实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家委会将协助老师与家长沟通

同时，在班会上，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制定了一份《我们的课堂约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违反了会怎样——都写得清清楚楚。

重点在于，当问题再次出现时，站出来的不再只是老师一个人。

或许，教育的答案从来不在那些完美的方案里，而是在教师拍醒睡觉学生的那只手上，既要有唤醒的责任，也要有不会被轻易打消的底气。

这把尺子，从来都不是哪个教育专家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无数个老师被委屈后，依然选择走进教室的勇气。

因为总有人相信：下一堂课，可能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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