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泛起，确实与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存在一定关联，是多种因素交织下的复杂现象，但它并非社会转型的主流，而是需要警惕和引导的支流问题。
一、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催化作用
我国在21世纪经历了快速的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利益格局变动、价值观念多元等带来了一系列现实挑战，这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为狭隘民族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 发展中的焦虑感转化：转型期的贫富差距、就业压力、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让部分群体产生焦虑情绪。狭隘民族主义往往通过将矛盾“外部化”“简单化”来提供情绪出口——将自身困境归咎于“外来竞争”“外部干预”，或通过贬低其他群体来获取虚假的优越感，这种思维本质上是对现实矛盾的逃避式解读。
- 信息爆炸下的认知偏差：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信息壁垒，但也让碎片化、情绪化的内容更容易传播。部分自媒体为流量刻意放大中外差异、渲染对立情绪，甚至编造虚假信息（如“外国歧视中国”“某群体威胁本民族利益”），利用转型期人们对“身份认同”的敏感，煽动狭隘的民族情绪，导致部分人在信息茧房中形成片面认知。
- 文化认同的调适阵痛：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背景下，部分人对“民族文化身份”产生困惑。狭隘民族主义以“捍卫传统”“抵制外来文化”为幌子，将正常的文化交流视为“文化入侵”，把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扭曲为对其他文化的排斥，这本质上是对文化认同的误读，反映了转型期部分人在文化碰撞中的不适应。
二、狭隘民族主义与社会转型主流的背离
需要明确的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主流是“开放、进步、融合”，狭隘民族主义与这一主流完全相悖：
- 转型的核心是开放与包容：我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中实现共赢，这一过程本身就需要超越狭隘的民族对立，以多元包容的心态看待差异。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倾向，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 社会共识的根基是理性与团结：转型期更需要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中外互利合作”的共识。狭隘民族主义通过制造对立（如民族间、中外间）撕裂社会共识，干扰改革发展的稳定环境，与转型期所需的“凝聚合力”相悖。
- 民族复兴的动力是自信与自省：真正的民族自信，是既能正视自身优势，也能理性看待不足，通过学习借鉴不断进步。狭隘民族主义则陷入“非此即彼”的偏执，要么盲目自大、拒绝学习，要么敏感自卑、敌视外界，这与民族复兴所需的“理性自强”精神完全冲突。
三、应对之道：在转型中凝聚理性共识
看待这一问题，需既认识到其与转型期矛盾的关联，更要通过积极引导化解：
- 正视现实矛盾，畅通合理诉求渠道：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公平正义，缓解转型期的焦虑感，减少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土壤。
-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抵制极端言论：引导公众在信息爆炸中保持理性判断，认清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自觉抵制对立性叙事。
- 强化正确的民族观与世界观：通过历史教育、文化交流，让人们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认识到全球化时代“和而不同”的重要性，将民族情感引导到“务实奋斗、开放包容”的轨道上。
总之，狭隘民族主义的泛起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的一种折射，但绝非主流。随着转型的深入、治理的完善和公众认知的成熟，这种狭隘思潮必然会被更理性、包容的社会共识所取代，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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