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官房在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中，将内阁宣传室的经费从2026财年的约7亿日元提高到72.3亿日元，涨幅超过10倍。其中约65亿日元用于“国内发信强化”，约5亿日元用于“海外发信强化”。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的解释是“就内阁重要政策向广泛世代进行准确有效的信息发布”。
这一预算申请公布后，日本国内舆论的反应超出了通常的政策争议范畴。《赤旗新闻》的评论直接指出，如果目的是强化信息发布，正常召开记者会即可，不需要用税金购买宣传服务。社交平台上出现大量要求“还钱”的留言。日本媒体和公众的质疑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内阁宣传室过去数年的预算一直维持在几亿日元之间，为什么需要突然翻上十倍，跃升到72亿日元？
理解这笔预算的真实功能，需要把它放在高市执政以来日本政治运作方式的变化中考察。高市在信息发布上有一个显著特点：接受传统媒体采访的次数远少于前任，但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多条推文，在网络上回击质疑，同时回避国会会议和记者会。这种传播模式绕开了传统媒体和国会的问责机制，直接面向选民输出信息。宣传预算的用途，可以理解为将这种个人化的传播策略制度化、规模化。
竞选期间的操作经验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依据。据日本《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心腹秘书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选举期间授意民间人士，制作并大量发布视频攻击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和冈田克也，同时吹捧高市本人。竞选团队宣传费用最终约8384万日元，其中3300万日元专门用于聘用公关团队。竞选结束后，这套操作手法并未停止，而是随着高市进入首相官邸，获得了更大的资金规模和更制度化的组织依托。
日本自民党已通过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全面取消武器出口限制等。安保政策的这种量级转型意味着财政资源的重大重新分配，也涉及对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根本性调整。自民党安保草案中“进一步强化防区外防卫能力与反击能力”的表述，以及构建“全领域统合作战能力”的目标，已经超出了防御性军事力量的范畴。日本口头上仍宣称是“和平国家”，实际操作中早已抛弃了这一理念。在这种政策转型过程中，国内舆论的接受度是一个关键变量。防卫费从GDP的2%向3.5%的跃升需要选民的理解和容忍，而修改“专守防卫”原则涉及对战后和平宪法体制的根本调整。72亿日元的国内宣传经费在时间上与安保文件修订的推进高度重合，其功能定位可以从这个政策周期中得到解释。
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为这项分析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外务省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首次突破1万亿日元大关。预算的五大支柱中包括“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同时扩容“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和政府开发援助。外务省将部分政府开发援助指向港口、机场、海上保安和民间网络防卫，这些项目都具备战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而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单独列为“事项要求”，为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提供隐蔽的制度接口和财政铺垫。
外务省预算的功能不仅限于对外宣传，日本的外交正在有意识地服务于安保强化，外务省难以继续扮演增进理解的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加速器，为日本军事力量的扩张主动营造外部空间。内阁宣传室的72亿日元预算与外务省的万亿日元预算在功能上形成了分工：前者负责国内信息环境的塑造，后者负责国际舆论场的经营。两者结合，构成了一个覆盖内外两个方向的认知管理体系。
制度层面的配套建设同样在推进。今年7月31日，“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日“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5月在国会通过的相关法案设立，初期人员规模约730人，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在演讲中表示，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组织，并明确将“获取外国情报”作为目标。
批评人士指出，这一制度设计最致命的缺陷在于缺失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机制。情报机构权力集中、行为边界模糊，可能出现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由首相担任主席、官房长官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处于情报体系的核心地位，其运作缺乏国会制衡和第三方监督。情报权力的集中与宣传预算的扩张在功能上相互配合：宣传预算负责信息环境的主动塑造，情报体系负责对信息流动的监控与分析。当情报资源向首相集中，日本推进安保政策转型的制度约束被显著削弱。
历史叙事领域的变化与这套宣传机器形成了配合。自去年4月起日本全国初中启用的新版教材中，采用率最高的东京书籍和帝国书院两家出版社在战争加害责任的记叙上存在明显弱化。帝国书院使用“南京事件”的表述，没有明确指出加害者身份；两家出版社均称“受害人数尚无定论”。有关“慰安妇”的内容均未使用该词，仅以被占领地区女性“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等措辞带过。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前委员长石山久男指出，右翼阵营的策略已经从推动极端右倾教材的“扩大采用”转向推动所有教科书整体右倾。
中方今年7月发布的信息也显示，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人员，利用人工智能批量制作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的虚假信息。这些内容可能“倒灌中国国内网络空间”，甚至污染中国AI大模型训练数据。历史叙事的调整与安保政策转型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一个国家的公众如果对侵略历史缺乏具体认知，对军事力量扩张的道德抵触就会相应降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这种历史叙事的重塑获得了远高于传统宣传手段的传播效率。
在人员流动层面，日本政府自今年7月起将外国人赴日签证手续费上调至原先的5倍，单次签证费从3000日元升至1.5万日元，为约48年来首次大幅调价。在日本的免签名单上，美欧、韩国、新加坡等74个国家和地区在列，而2024年日本签发的短期签证中，中国大陆申请人占比约73%。随后中方依据对等原则采取反制，自9月14日起将日本公民赴华单次签证费从2250日元上调至16750日元。
签证政策的实际承担者主要是中国游客，这意味着涨价带来的财政效果和市场效果都集中在中日人员往来这一方向上。2026年一季度大陆赴日游客同比下滑超过55%，中日航线累计取消1488班次。签证政策调整在整体布局中的功能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从财政角度看，中国游客是日本签证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政治角度看，控制人员流动规模与高市支持者群体中收紧外国人政策的诉求相一致。
72亿日元的宣传预算，与外务省认知战经费、国家情报局的制度构建、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进程、教科书的历史叙事调整以及签证政策的人员管控，构成了一组在功能上相互配合的政策组合。这组政策组合服务于同一个目标：为日本安保政策的根本性转型提供认知层面的准备和制度层面的支撑。
高市内阁支持率的变化为评估这套体系的实际效果提供了参照。高市上台初期支持率一度高达69%，但此后连续多月下滑，《读卖新闻》7月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已降至57%，《每日新闻》调查中甚至降至41%。支持率的下降说明，信息管控与民意之间的张力正在积累，宣传预算的实际效果受到公众判断力的制约。
评估这套体系的长期效力，一个关键变量是日本公众在信息识别和政策判断上的自主程度。水军操作的拙劣手法在日本网络上引发的反弹，说明宣传投入的规模并不直接等同于舆论塑造的效果。后续需要观察的方向有两个：72亿日元预算在国会审议中是否会被削减，以及削减的分配结构；年底安保文件修订中涉及中国的表述是否出现实质性升级。如果安保文件的修订力度显著超出此前草案的预期，那就意味着72亿日元所服务的政策目标已经从制度准备阶段进入了执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