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以“中国挖走了这位哈佛顶尖教授,现在他希望其他人也能加入他”为标题,撰文称很多全球顶尖人才流向中国。
报道的主人公叫刘军,现年61岁,拥有美国国籍,曾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新当选院士。
一年之前,他还在哈佛大学从事科研工作,如今已经回到北京,担任清华大学新成立的统计学系负责人。
从哈佛到清华,从美国顶尖学术机构到中国高校,他本人还希望吸引更多在美国工作的华裔、华人科学家回到中国。
刘军向《华尔街日报》透露,家庭因素、希望在中国创建新的学术团队,以及中国科技产业日益增长的科研资源,都是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人工智能和癌症研究的发展,对统计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中国正在这些领域形成新的科研需求和产业机会。
过去几十年,全球高端人才的主要流动方向长期指向美国和欧洲,如今中国开始成为越来越多国际科研人员重新考虑的目的地。
这股变化至少包含两股力量:
一条是华裔科学家和中国籍科研人员从海外回归;
另一条是拥有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科学家来到中国任职。
中国曾经经历过规模庞大的留学人才外流阶段。
这批人当中,有人成为国际知名大学教授,有人进入世界顶尖科技企业,也有人在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过去,很多人选择留在国外。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57.06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达到53.56万人,回国人数较2024年增加4.06万人,较2023年增加12万人。
如果把视线进一步聚焦到高水平科研人员,变化更加明显。
今年9月,西湖大学迎来了一位从美国归来的生命科学家吴军。
吴军出生于山东,毕业于山东大学,随后赴美国田纳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先后在南加州大学、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开展博士后研究。
2018年,他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任职,2026年晋升教授,同年9月全职加入西湖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干细胞生物学与再生医学讲席教授。
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多能干细胞、干细胞来源的胚胎模型、异种嵌合体以及再生医学,在相关领域拥有较高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从美国终身教授职位回到中国,他准备在西湖大学组建新的实验室,继续开展干细胞胚胎学和嵌合体生物学研究,并吸引更多博士生、博士后加入团队。
而吴军此前培养的部分博士后已经回到中国。
这意味着一位科学家的回归,还可能带动一批年轻研究人员和科研合作网络发生转移。
人工智能领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杨植麟在清华大学完成本科阶段学习,随后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2023年回到中国创立月之暗面,推出Kimi系列人工智能模型。
姚顺雨则是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姚班,随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2024年进入OpenAI从事研究工作,2025年回到中国加入腾讯,担任首席AI科学家。
而刘军已经拥有美国国籍,并且在美国顶尖学术体系中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
他回到中国,说明中国吸引的人才范围正在扩大,已经不再局限于持有中国国籍、希望回国发展的留学生。
也包括在海外生活多年、取得外国国籍、拥有国际学术声望的华裔科学家。
《华尔街日报》还援引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初步数据称,2022年至2026年间,有668名在美国高校担任终身教授或处于终身教职轨道的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机构转往其他国家。
其中很大部分选择了中国。
如果说第一股力量体现了中国海外人才的“回归”,那么第二股力量则纯粹是被中国的科研环境所吸引。
他们的出生、成长、接受教育背景均与中国无关,其中甚至包括诺贝尔奖得主。
2026年7月,清华大学迎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
亚吉出生于约旦,父母来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15岁前往美国接受教育,此后长期在美国科研体系中发展,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他因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及网状化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
2026年7月3日,亚吉正式全职加入清华大学,担任讲席教授,并将主导建设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中心将人工智能与化学、材料科学结合起来,尝试通过算法加快新材料设计、合成和研发进程。
同样在2026年,德国生物化学家哈特穆特·米歇尔全职加入吉林大学。
他是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因揭示光合作用的分子机制获得国际认可,此次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担任教授,将参与结构生物学、药物开发和转化医学研究。
日本数学家深谷贤治也在2024年秋季全职加入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和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
深谷贤治此前长期在日本京都大学和美国石溪大学从事研究,2025年获得邵逸夫数学科学奖,其研究方向涉及辛几何、镜像对称和数学物理等前沿领域。
此外,德国计算生物学家罗兰·艾尔斯也在复旦大学担任兼职职务。
这类兼职任职和跨国合作,与全职迁入有所区别,却同样能够为中国高校带来国际科研资源、学术网络和研究经验。
2026年1月,法新社曾梳理相关高校和个人公开公告,报道过去一年至少有20名知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专家前往中国任职或开展合作。
那么,为什么中国开始对这些人才产生吸引力?
首先,科研资源发生了变化。
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达到3.93万亿元,同比增长8.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80%。
中国已经建立起规模庞大的科研投入体系,高校、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能够为研究人员提供越来越多的实验设备、资金和产业合作机会。
《自然》指数2026年发布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榜单,以2025年论文成果为统计基础,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和南京大学分别位居全球前四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国机构也进入全球前十。
这项指数主要衡量特定高水平学术期刊的论文产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在基础科学和生命健康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科研产出。
其次,中国的产业体系为科研成果提供了新的应用空间。
科学家在中国开展研究,除了发表论文和争取学术成果,还可能更快地接触产业需求,推动技术走出实验室。
法新社在采访海外学者时也提到,中国快速发展的产业和庞大市场,为应用型研究提供了吸引力,一些研究人员尤其看重与企业家、投资者和产业界人士建立联系的机会。
再次,中国开始从签证和人才政策层面改善外国科研人员的进入条件。
2025年10月1日,中国正式实施K字签证,面向符合条件的外国青年科技人才。
这项政策释放出的信号很明确——中国希望吸引更多年轻科技人才参与科研交流、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
当然,人才流动从来不是单一因素推动的。
美国近年来科研经费调整、签证审查趋严以及中美科技合作中的不确定性,确实影响了部分科学家的职业选择。
但如果把中国吸引人才的原因全部归结为美国科研环境变化,也会低估中国自身科研体系和产业结构的进步。
真正能够让一名科学家长期留下来的,最终还是科研资源、学术平台、团队建设条件、研究自主性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的机会。
过去那种优秀人才普遍把美国和欧洲视为首选科研目的地的格局,正在出现新的变化。
这场全球人才竞争,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