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者 |树东

本篇编辑 | 猫须

第二天，老爸和妹妹分别回了家。前夫开着车，语气罕见地带着一丝示弱，对我说：“我觉得自己肯定也有抑郁倾向，陪我去医院看看吧。” 我信以为真，甚至还生出一点“同病相怜”的错觉。

没想到，车直接开到了心理康复医院楼下。他拉着我，不是走向门诊部，而是径直走进了住院部大楼，按下了四楼的电梯。“弄错了吧，我是陪我对象来看病的。”我试图挣扎，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接诊的王大夫只是平静地看着我，说：“来了，就住段时间吧。”

我趁着手机还没被没收，用最快的速度给县里的女领导发了一条求救短信：“我是被家暴的，我是被逼住院的，我要回家，因为没有人接送孩子上学，我要回家照顾她。”我天真地以为，代表着妇女权益的“娘家人”一定会来解救我。

直到护士温和而坚定地收走我的手机，那“嘟”的关机声，像最终落下的审判槌，我才真正明白——我失去了与外界最后的联系，我又要住院了。

然而，你可能永远也想象不到，在那一刻，被剥夺了自由的我，心里涌起的，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无比的平静和喜悦。

就像一个在狂风暴雨的海上漂泊了太久的水手，终于被冲上了一座孤岛，虽然荒凉，但脚踩在了实地上。一种巨大的安全感包围了我——这里有医生，有护士，我再也不用独自面对情绪的惊涛骇浪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欢呼：耶！我没有吃下那一整瓶碳酸锂，我终于被正式承认是个病人了！我从第一次重度抑郁就渴望得到的、系统性的住院治疗，在抗争和挣扎了16年后，竟然以这种被“骗”的方式，实现了。

但“平静”只是暂时的，躁狂的能量还在我的血液里奔涌。住院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成了女病区的一个“传奇”。

原因是我听到了熟悉的呻吟声。循声望去，在楼道的长椅上，躺着一位瘦骨嶙峋的病友，她的双手被束缚带从背后绑住，身体扭曲着，嘴里不停地哀求：“放开我，求求你放开我……”我认识她，上次住院时，她就有抢食、捡拾地上异物吞咽的行为，护士们是为了她的安全，才出此下策。

但那一刻，那个为妇女权益四处奔走、骨子里刻着“正义”二字的我，瞬间被点燃了。我冲到护士站，对着值班的两个新护士，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把她解开！找一个空的病房，我陪着她过夜，我保证她不会出事！”

新护士不认识我，只把我当成了一个发病闹事的普通病人，厉声命令我回到自己的床上。我仗着自己认识院长和办公室主任，底气十足地跟她们对抗：“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信不信我马上给领导打电话，问问你们这样对待病人对不对？”

我的“正义凛然”，换来的却是她们手中冰冷的束缚带，和从男病区紧急借调来的两名男护士。四个人，对我开始了“围剿”。

我可是拿过“三八红旗手”和“慈善先进个人”的人啊！我明明是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壮举，凭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对待？我内心无比确信，我是正义的一方。那一刻，我感觉内心里那一头被锁链紧紧套住、伤痕累累的母狮子，终于挣脱了所有束缚，发出震天的嘶吼，向着面前的“敌人”猛扑过去。

那个个子高高的男护士从后面死死抱住了我。但我没有束手就擒，反而借助他的支撑，猛地跳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面前的矮个子男护士身上踢去！是的，我成功踢到了！一种扭曲的快感传遍全身。

但随即，我抬到半空的腿被牢牢控制住，两边的女护士一拥而上，四个人像抬一件物品，把我扔到了一张只有被褥和床单的空床上。我的手腕、脚踝，迅速被束缚带固定在了床栏上。

我动不了了。

满头的汗浸湿了头发，我大口喘着气，浑身的细胞却仿佛都张开了，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畸形的酣畅感！活了38年，无论是在原生家庭还是在婚姻里，我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不计后果地为自己的权益（哪怕只是我认为的“权益”）争取过，反抗过！

这次在精神病院里的“暴力反抗”，竟然成了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我太棒了！ 正是因为在这个绝对“安全”的医疗环境里，我知道无论我如何“作”，都不会有生命危险，我才敢真正地、毫无保留地做了一次自己。

不仅如此，当后来我央求放开我去厕所被拒绝时，我直接尿湿了裤子和床单。在被注射了两针镇定剂后，我带着这种混杂着屈辱、反抗和胜利的复杂情绪，沉沉地睡去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

我摸了摸昏昏沉沉的脑袋，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病房里。周围是二十多张空着的床铺，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窗帘，像一双双空洞的眼睛，病房也没有门，一览无余。我叫了一声护士，胖乎乎、面善的张护士走了进来。

“你终于醒过来了，头疼吗？饿不饿？正好她们在吃晚饭，你快起来进去吃吧。”

“张护士，”我羞愧地低下头，“我想跟昨晚那个男护士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踢他的……”

“好的，我跟他说。以后可别那么冲动了，住进来了，就好好配合吃药，配合管理，这样才能快点好起来。”她温和地嘱咐。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像個犯了错的孩子。

下床第一件事，是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从病房到活动室，不过20米的距离，我却像走进一个新世界，第一次住院的那几天仿佛全没有发生过一样，这里的一切对我又是新鲜的了。紧紧跟在护士身后，小心翼翼地观察着。

南侧是紧挨着的四个病房，只有最里面一间有门。北侧依次经过医护室，没有门的洗刷间、卫生间、浴室。那道通往活动室的钢化玻璃门，必须有护士手中的感应牌才能打开，像一道结界，隔开了两个世界。

“来，拿个碗和勺，找这个阿姨打菜，再去那边拿馒头，找个位置坐下，吃完送回去。”护士耐心地指引。

我顺从地照做。活动室是南北向的，南边两排窗户只能打开很小的缝隙，西边的窗户可以看到壮观的夕阳。东北面是分发食品的小窗口，家属送来的零食都从这里递进来。西北面是厕所，同样没有门，只有两个经常堵塞的蹲厕。

吃饭的桌子是学校用的那种四座桌椅，不锈钢桌面，塑料圆凳。饭后，有人负责打扫，其余的人就在中间狭长的空间里来回踱步，像困兽。恢复好一些的，可以和护士打打扑克，或者叠叠“金元宝”——那是接近出院的人才能参与的“高级活动”。

这里有一个女人，其实早就达到了出院标准，但她在外地工作的丈夫迟迟不来接她，她只能日复一日地在这里等待，眼神从期盼变得麻木。

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神秘的社群。这里有老有少，病情有轻有重， 性格爱好各不相同，高矮胖瘦美丑皆有。她们是全县精神类疾病最重的一群女性，是被正常世界遗忘在四楼女病区的“异类”。未来的一个月，我将与她们朝夕相处。

我甚至产生了一种荒谬的“使命感”：全县那么多妇女干部，只有我有这个机会，潜入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亲眼看看这些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那么，就让我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写一部《精神病院女病区女性权益保护调查报告》吧。这个念头，让我在绝望中，找到了一丝观察者和记录者的抽离感。

这些病友住院，最重要的原因大多是在家不肯吃药，家属无力管理。因此，每天早、中、晚三次的服药时间，就成了病区里最庄严又最紧张的仪式。护士推着装有药盒的小车，逐个叫名字。病友们排着队，端着水杯，在护士的注视下仰脖吞药，然后抬起舌头，证明没有藏药。

总有几个“特殊分子”。有一个接近一米七、双眼皮大眼睛的姑娘，重度抑郁伴有严重幻听幻视。一发病，她就脱光衣服，或者猛地撞向墙壁。给她喂药，是一场战斗。需要几个护士合作，先让她躺在地上，把药塞进她嘴里，然后灌水，用手捏她的喉结帮助吞咽。她常常被呛得剧烈咳嗽，水从嘴角流出来。起初，我非常反感这种看似“野蛮”的方式，但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护士们的无奈。在“生存”和“尊严”之间，为了前者，有时不得不暂时牺牲后者。

还有喜欢藏药或吃完偷偷抠喉吐掉的，护士会对她们格外“关照”，反复检查。最让我动容的，是那两个患有唐氏综合症伴精神分裂症的小矮人。她们都口歪眼斜，说不清话，走路蹒跚。其中年长的那位，已经50多岁，个头不足一米四，视力极差。你猜，是谁在一直照顾她？

不是护士，也不是病情较轻的我们，而是另一个比她稍微年轻些、患同样病症的小个子女生！她会牵着“姐姐”的手，帮她拿水杯，喂她吃药，给她打饭，甚至早上帮她穿衣服。这份 “弱者对弱者的守护” ，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讲都更具震撼力。它完美地诠释了那句话：“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想为你撑一把伞。”在这片精神的荒原上，我看到了人性最本真、最坚韧的光辉，熠熠闪耀。

也许是因为躁狂期的能量无处释放，刚入院的前两周，我特别喜欢“多管闲事”。在这个50多人的群体里，我算是“强势群体”。我自觉承担起照顾弱者的责任。

比如，那位视力极弱、不会说话、又矮又瘦的50来岁女患者。有一次在厕所，她拉稀了，却没带纸，情急之下竟想用手指去擦。我当时正等在旁边，见状一个箭步冲上去阻止了她。我忍着不适，用手中的卫生纸仔细为她清理干净，帮她提好裤子，又搀着她到水池边，把她的手仔仔细细地洗干净。她浑浊的眼睛看不清我的模样，喉咙里也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无法表达感谢。

但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满足感和道德优越感。我在心里默默为自己加分：“看，即使在这里，我依然是一个善良的、能给别人带来温暖的好人！”这种价值感的确认，对于当时自尊低落到尘埃里的我来说，是一剂强效的强心针。

一个标准的治疗疗程是三个月。但因为我的恢复速度较快，也因为前夫和我爸频繁打电话来，强调孩子需要人照顾，在第29天，医生批准我出院了。

出院时，医生叮嘱我：每月必须回来面诊一次，拿足一个月的药量，回家按时服用，尽量避免刺激。

我带着厚厚的住院病历，成功办理了“慢性病”报销手续。这意味着，我以后每次拿药，可以报销80%的费用，每年的经济压力瞬间小了很多。而且，凭借这个“慢性病”证明，我每年还可以享受法定的病假，工资待遇不受影响。

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对我来说，简直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感觉自己没有被社会抛弃，反而被一张温暖的安全网稳稳地托住了。我不是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我是一个被制度关怀和爱护着的公民。

带着这份新生的底气，我从出院那天起，就告诉自己：必须学会在前夫身边的生存之道。硬碰硬只会头破血流，我要学会“以柔克刚”，像水一样，看似柔弱，却能穿石。我要默默地蓄积力量，为了女儿，也为了自己，总有一天，我要彻底好起来，给她一个真正安全、温暖的港湾。

我开始学着温柔地说话，对于他的种种缺点选择视而不见。他不去做的事，我就自己默默地去做。不抱怨，不埋怨。在精神病院被世界“遗忘”的一个月，地球照样转动，太阳照常升起。

这让我深刻地领悟到：个体的生命在宏大的世界里，真的太渺小了。既然如此，何不选择留下那些快乐的记忆，果断删除那些不开心的片段，大胆地、勇敢地向前走呢？让生命，在每一个当下，都更“精神”一步！

以往，因为生病，家里的大事小情，我都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在我坚持服药、每月复诊，状态日趋稳定后，我对家庭的贡献也开始被看见，被认可。我也开始敢于为自己争取权利了。过年时，我给自己买了一条价值上万的碎银子手链，那是送给自己新生的礼物。当年家里攒下的4万元存款，也第一次写上了我的名字（家里的钱以前都存在前夫一人名下）。这些在当时看似微小的经济独立，都在为一年后的那场决裂，默默地积攒着底气与资本。

（未完待续）

备注：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文章中的分享，仅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