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在位的十三年间做了很多事情，在文治方面比较突出，但在武功方面却谈不上有多大作为，尤其是用兵准噶尔成了他一生最大的败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准噶尔是不可能被打败的。
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十八日，雍正皇帝对诸王、内阁大学士、九卿、八旗大臣，下达了长达1200多字的长谕，宣告准噶尔老汗策妄阿拉布坦、新汗噶尔丹侧零的罪行，拟预剿灭准部，保证西北、西南安全，实现皇考未竟之事。在上谕中雍正皇帝显然是低估了准噶尔的实力，也由此犯下了四个严重的错误。
第一是他对准噶尔的政局认识不足雍正皇帝偏执地认为老汗策妄阿拉布坦已死，新汗刚刚继位一年多，内部政局必然不稳，“分崩之势，正好用兵”，却不知此论大谬。
当时鳌拜之孙、一等公、前锋统领达福就曾向雍正皇帝上奏说：“策妄阿拉布坦虽死，其老臣固在。噶逆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杆御。主少则易谏，臣强则制专。我以千里转饷之劳，攻彼效忠之士，臣未见其可。”
达福是满洲贵族中少有的头脑清醒者，他对准噶尔部的认识也是客观的，雍正皇帝铁了心就是要对准用兵。
第二是严重低估了准噶尔的战斗力雍正皇帝以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军主帅大策零敦多布率军撤出西藏，回归伊犁，准军已经遭受到了重大打击，从此以后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勇，绝不是清军的对手。
如此料敌显然是大错特错的，康熙末年对西藏用兵并没有给准部造成多大损失，当时准部有人口60余万人，能随时参战的壮丁也有十余万。况且准部人员彪悍善战，崇尚勇武，“一人能劫数人者为勇士，能劳苦，善战斗，声势逼人。”
第三是不知准噶尔山川地貌雍正皇帝既然要深入敌境，踏平其国，就因该要熟悉准部地形，哪些地方地形复杂，可能设伏，哪些地方交通方便，大队人马可以通过。何况双方已经作战若干年，互相贸易相当频繁，而雍正皇帝却没有利用这些优势，派出侦骑弄清楚地形。
正因如此，所以在两年后遭敌埋伏、突袭，以致于酿成和通泊惨败。
第四是不知准噶尔部的经济实力老汗策妄阿拉布坦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汗王，在他统治的时期，部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准部拥有广袤的牧场，农业也比较发达。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以及乌鲁木齐等地，农民数量都比较多，种植着各种粮食作物，可以为准军提供坚强的后勤保障。此外，准噶尔部还从天山南部回疆各个回城征收大量的金银物品赋税，仅喀什噶尔城，每年就要向准部交纳6.7万两白银。
简而言之，此时的准噶尔部以及其后的一二十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绝对不可能被清军打败并被吞并。相反，强大的准军反而会让清军吃够苦头。
雍正皇帝不仅不知敌情，还在上谕中夸口：“国帑充裕，官员将士同心奋勇，愿为国家效力，实系可以举行之会。”
爱新觉罗・胤禛
雍正皇帝颇有理财头脑，短短几年，就使国家财政状况大为改善，国库存银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2500万提升至雍正七年（1729年）的6000余万两。
但是光有钱没有人也打不了胜仗。按编制，清军有八旗军20余万，绿营兵60余万，几倍于准军。可八旗将领的无敌军威，早已成为历史，绿营兵也是今不如昔，而这一切又是雍正帝未曾料到的。
当雍正皇帝发布长谕欲用兵准噶尔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内心都是反对的。然而诸王大臣对雍正皇帝的独裁、专制、残酷忧虑恐惧，唯恐一言不当，一事不妥，就会遭到斩杀。大臣们不得不绝对服从皇上，毫无主见，不敢据理力争，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严重了贻误了军国大事的正确处理。
在满朝文武噤若寒蝉不敢谏阻的大局下，只有大学士朱轼、左都御史沈近忠，以及一等公达福等极少数人力言准噶尔部不可图。而雍正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张廷玉、鄂尔泰却极力拥护雍正皇帝的英明决策。
然而满朝文武的心中对征准之举，仍是怀疑者有之，惊惧者有之。雍正皇帝对此其实也有察觉，他向秘密筹备征准军务的陕甘总督岳钟琪无征求意见，岳钟琪对准部同样也有错误的判断，他在奏折中就盲目地道出了“王师十胜，逆事十败”的言论，从而使雍正皇帝下定了征准的决心。
岳钟琪
岳钟琪或许也是凭借这番言论而获得雍正皇帝赞许的，并被任命为宁远大将军，然而雍正皇帝的雷霆天威固然可以震慑群臣，任意行事。但是奈何不了强大的准部，终于是碰得头破血流，惨败和通泊。
客观地说，准噶尔确实让大清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西北、西南不得安宁，可是当时准噶尔部的实力正处在巅峰时期，雍正皇帝选择的时机不对，应当推迟到二十几年后，即准噶尔部发生严重内讧时才能出兵，事实证明，后来的乾隆帝比雍正皇帝似乎更具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