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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催生宣告失败?国家终于认了:不生孩子真不能怪年轻人懒呀?

2026年,是全面两孩政策落地的第十年。这十年里,生育政策变了好几次。

2016年放开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后来的重点又从“允许生”变成“帮着养”。今年的投入不小。

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9月4日,国家医保局表示,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镇痛纳入医保报销。

钱一笔一笔花出去了,人口曲线却没有回升。年末全国人口140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5380万人。

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出生人口首次跌破800万。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0%。结婚人数也在减少。

11月4日,民政部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64.8万对,同比减少50.4万对,降幅为9.78%。去年全年结婚登记676.5万对,同比增长10.8%,这股回暖今年没有延续下去。

政策一直在加码,数据却继续往下走。这道“剪刀差”,正好说明了问题出在哪里。算笔账就清楚了。

育儿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领到3岁一共10800元。育娲人口研究测算,全国0至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约53.8万元。

补贴只能覆盖大约2%。生孩子花不了多少钱了,补贴也到账了。可之后十几年的房贷、学费和看护费用,才是年轻人真正发愁的事。

官方的说法其实早就变了。新华社年初的报道就写道: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关乎千家万户幸福的民生工程。

从“鼓励生”转向“降成本”,等于承认了一点:年轻人不生,不是因为懒,而是账算不过来。这笔账为什么越来越难算?

回到三孩政策刚出台的2021年,当时就有一份分析把原因讲得很透。其中“出生人口还会加速下滑”的判断,已经被792万这个数字证实了。

自2016年1月1日放开二胎以来,刺激生育的效果并不显著。

2016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当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之后很快滑落,2020年的出生人口更只有1200万。

不光出生人口总量在下滑,从结构上看,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的占比越来越高,占比从34.9%升到59.5%,接近60%。这是生育堆积效应的释放。

随着这种生育堆积效应释放完毕,出生人口势必还会加速下滑。因此,放开三胎乃至全面放开生育,可以说势在必行。

三胎政策的出台可以说在大众的预料之中,尤其是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之后,人口话题越来越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老龄化和少子化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的挑战。不管怎么说,三胎政策的出台终究是好事。

但还是要看到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二胎、三胎、四胎,而在于一胎生育数量越来越少。没有一胎,何来二胎、三胎?

一胎出生数量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之中,从2012年的1065万一路降到2019年的593万。当时2020年的数据还没有公布,想必这个数据还要更低。

所以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年轻人为什么选择不生育。根本原因在于“三座大山”的压力:第一座大山是住房,第二座和第三座分别是教育和小孩看护。

这三者某种程度上都可以通过钱来解决,但工资性收入恰恰无法跟上这三者的增长。一个普通中产家庭最大的两项开支就在于房子和孩子教育。

一对夫妇扣除每月的按揭贷款和孩子补习班的费用以后,基本所剩无几,根本不敢有任何享受性的消费,只能维持最基本的吃喝拉撒。“躺平”这一话题持续高烧不退,背后值得深思,它可能反映了年轻人思潮的一种变化,以及对现实处境的一种无奈。

躺平也好,生育问题也罢,本质归根结底都是收入分配的问题。社会可能需要更多地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和诉求,以及反思背后的根本性因素。

首先要弄明白,为什么“996”乃至“007”式的奋斗依然追不上资产价格的上涨。资产价格上涨背后的本质是货币的大量增长,也就是大量的广义货币M2以及不断堆积的社会融资总规模。

如果没有融资和货币的大规模扩张,也就没有高房价和高资产价格。货币M2和社融的增长是两条指数化的增长曲线,分别以每年8%和10%以上的速度递增。

指数化的增长是一种可怕的复利增长,随着时间的累积将呈现爆发式的趋势。相传爱因斯坦曾说过,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它的威力甚至超过了原子弹。

巴菲特之所以成为世界首富,就是靠着时间长期积累的复利效应。这种货币的指数化增长在初期其实并不显著。

从2000年到2007年,货币的增长较为缓慢。比如在2000年初,货币总量不到20万亿,增长10%也就是2万亿。

2008年以后,随着基数增大,货币开始进入爆发式增长,人们也从2008年以后开始明确感受到了房价的爆发式增长。2008年时,货币总量已接近50万亿的规模,到2020年,广义货币(M2)余额218.68万亿元,已接近220万亿。

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各类资产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普通人的工资收入在2008年以前,可能还追得上货币的发行,追得上资产价格的上涨。

在早期,货币基数非常低,虽然也以8%、10%的速度增长,但增量很小,工资的增长尚能赶得上货币或资产价格的增长。

但到2020年前后,总的货币量已经达到200万亿的规模,如果增长10%,一年就是20万亿的增量,这么大的增量必然让资产价格水涨船高,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资产价格的上涨,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

许多人的工资可能从一千多元增长到七八千元,之后便渐渐陷入停滞;哪怕是白领或者金领,年薪从十几万增加到百万,基本也就渐渐停滞了。工资性增长是一种线性增长,与货币的指数化增长无法相比,拉长时间以后,差距会越来越大。

沿着这条曲线再走5年,2025年12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340.29万亿元,比2020年又多出120多万亿元;但工资性收入从年薪100万增长到年薪500万乃至1000万,对大部分人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

过去,年薪百万是一件很荣耀、很了不起的事情,也经常有“打工皇帝”的热门话题和热门新闻。但后来已很少有人再提“打工皇帝”,如果再这样称呼一个人,可能是一种羞辱,而不是一种夸赞。

评价一个人的财富,一般只会看他有多少套房子、有多少市值的股票、有多少资产,而不会说这个人的劳动收入、年薪如何。所以资产成了衡量财富水平最重要的基准,而工资性收入在资产价格面前往往是不堪一击的。

这么多的货币,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金融机制的底层代码是这样构建的:货币的增加其实就是靠居民、企业、政府不停地加杠杆创造出来的。

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货币的创造者,在银行的每一笔贷款都会转化成别人的存款,货币的增长有赖于每一个人的加杠杆。货币创造越到后面,越需要不断有新加入者不断加杠杆。

如果年轻人选择躺平,这种货币创造的速度就会减慢。每一次央行释放流动性之后,商业银行都会有信贷扩张,资产价格随之水涨船高,也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人可以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达到一种“躺赢”的状态。

比如一套房产从500万涨到1000万,从1000万涨到2000万。随着资产价格的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财富自由或者说“躺赢”的大军,同时也就有越来越少的人参与劳动。

参与劳动的人变少以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短时间内也不会变化,如果想保持GDP、保持社会财富创造水平不变,就要增加劳动时间。

所以,依靠央行释放流动性、信贷扩张进而刺激经济增长的这种模式,可能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否则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房,选择躺平。归根结底,时代呼唤一场深刻的分配制度改革,以打破资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模式。

此外,还需要在税负上更加公平,尤其是需要给资产所有者加税,而给劳动者减税。无论是股票所有者还是房产所有者,在持有环节基本都不征税,没有什么财产税。

房产所有者即使在出售住房时,也会将几乎全部税费转嫁到房产购买者头上。而房产购买者的首付也好,按揭也好,都来自劳动收入扣除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保以后的净收入,再用净收入去支付首付和偿还按揭贷款,压力非常大。

资产所有者财富多,税负反而轻;劳动者财富少,税负反而重,这种税负不均衡的结构急需改革。不管怎么说,分配问题的改革已是箭在弦上,躺平也好,生育问题也好,本质问题都是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