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行。菲律宾第二次担任“荣誉国”，313人的代表团创下该国参会规模纪录，其中包括73家出口企业。一个月前，马科斯还公开表示，中菲联合油气勘探“很有可能”取得进展。南宁会期过半，公开议程却仍没有把南海联合油气开发列成中菲合作事项。

菲律宾这次在南宁拿到的是扩大贸易、投资和工商对接的窗口，南海油气合作仍处在另一套门槛之下。普通经贸往来可以沿着自贸区、企业订单和投资项目继续推进，争议海域的油气项目则要同时处理海上局势、政治互信和法律安排。马科斯已经公开表达重启联合勘探的意愿，但313人的规模和五天会期都替代不了这些条件。

菲律宾此次来华阵容确实很豪华。菲律宾官方把本届东博会定位为扩大出口和吸引投资的平台，73家企业覆盖农食、家居时尚、个护、旅游、银行、医药等行业。菲律宾投资论坛主推旅游、可再生能源、电动车、绿色金属、高端制造、医药、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

9月18日上午，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已经举行，约200名两国工商界代表参加。中方致辞强调以传统合作为基础、新兴领域为重点、产供链协同为纽带。峰会此前把能源、农业、食品列为中菲企业面对面洽谈的互补领域。

代表团的组成也很重要。此次参会组织工作由CITEM和贸工部体系牵头，投资委员会、出口营销机构、企业和商协会大量参与，外交部门也在协作名单内。这类队伍的功能仍以出口和投资促成为主，与2018年油气备忘录所需的政府间谈判班底不同。后者需要外交部门、能源部门和授权企业共同进入机制。

不过，公开议程没有出现“南海油气联合勘探”，不能直接认为中方拒绝谈油气。东博会本来就是经贸平台，中菲工商界对话也以企业合作为主。可同样需要注意，能源合作已经被列入企业对接范围，争议海域联合开发却没有被抬到公开议题层面。截至9月19日午间能够查到的中方官方通稿和峰会材料里，贸易、投资、AI、绿色经济、供应链被反复强调，南海油气合作没有获得同等层级的公开政治推动。

南宁这五天能够加速的是企业可以直接签约、落地和交付的项目。南海油气开发属于政府间安排，牵涉海域、法律立场、授权企业和长期投资安全，展会热度无法替代外交谈判。菲律宾代表团越庞大，反而越能看出马尼拉愿意把经贸合作继续做大，可油气议题仍被留在更窄、更慢的政府间轨道里。

中菲油气合作卡了多年，资源需求始终存在，难处集中在合作制度如何落地。2018年，两国政府签署油气开发合作谅解备忘录，设计了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工作组，中方授权中海油参与。文件还专门写明，合作讨论不影响双方各自法律立场，也不直接产生国际法或国内法上的权利义务。这一设计试图让资源开发与主权争议在程序上保持距离，给合作留下操作空间。

但这套设计没有解决所有难题。委员会要先商定合作安排和适用海域，企业工作组才能谈技术与商业方案。对海上油气项目来说，前期勘探、钻井、平台建设都属于高资本投入，回收周期长。企业只有在政府授权、法律责任和海上作业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才有条件把政治意向转成投资决策。2018年的文件搭起了程序框架，却没有自动生成可执行合同。

可到了2022年，菲律宾方面主动终止谈判。时任外长洛钦公开解释，双方谈了三年，菲律宾已经走到本国宪法允许的边界，再往前会触发宪法危机。他同时强调，菲律宾不会以主权为代价推进开发。换句话说，旧谈判失败时，马尼拉自己承认的障碍包含国内法和主权立场。它今天想重启谈判，就必须重新回答旧问题，不能只靠一次经贸活动把旧障碍绕过去。

今年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3月，受国际能源供应冲击影响，马科斯提出重新推动中菲油气合作。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随后表示，中方对重启对话持开放态度，同时要求菲方展现诚意。到8月，马科斯又说相关讨论已经向前推进，联合勘探存在“明确可能性”。这些公开表态与“中方已经冷处理到不愿谈”的说法难以吻合。谈判的大门还在，只是没有被东博会直接推开。

油气合作长期受制于制度设计和政治条件，资源需求反而一直存在。北京当前的公开姿态是保留合作入口，同时把启动条件留给政府间磋商。马尼拉若希望把“可能性”变成合同，需要拿出一套双方政府都能接受、各自在国内又能交代的安排。这个难度，比让几十家企业在南宁找到采购商高得多。

马科斯为重启油气议题给出的理由，也有很具体的经济背景。他8月谈到联合勘探时，直接把能源安全和近期供应中断、价格上涨联系起来。菲律宾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7月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产品占该国进口额13.8%，达到19.5亿美元。能源价格一旦受到外部冲击，压力会迅速传到电力、交通和生活成本。

同一份贸易数据又说明了另一个现实。7月中国仍是菲律宾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进口额41.7亿美元，占菲律宾当月进口总额29.5%。这也使维持正常经贸关系具有很直接的经济利益。东博会把代表团扩到313人，企业数量增到73家，本身就是要争订单、找投资、扩大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经贸合作能够给菲律宾企业带来现金流和市场，却解决不了马尼拉对本土油气资源的长期需求。

两类合作的风险结构也不同。食品、消费品、旅游和一般制造业订单可以分散到大量企业，单笔交易周期较短，某个项目出问题也不至于让整条合作链停摆。海上油气开发要面对勘探失败、资本回收、海上执法摩擦和政策变化，任何一项不确定性都可能改变项目估值。菲律宾寻求的是长期能源供给，而此类项目能否稳定执行，又取决于政府授权、法律责任和海上作业条件。

这也造成了双方在油气谈判中的紧迫度差异。菲律宾总统主动把能源危机作为重启谈判的理由，中方公开回应则强调“诚意”和对话条件。菲律宾的能源安全压力使开发本土资源具有现实吸引力。中方则可以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东盟自贸区和企业合作，同时把南海能源项目留给专门机制处理。谈判节奏因此不会由菲律宾参加东博会的人数决定。

马尼拉现在面临的约束，是经济合作越需要中国市场，能源安全越希望打开南海资源，海上摩擦带来的政治成本也越难回避。三种需求可以同时存在，却无法自动相互抵消。东博会能帮助菲律宾扩大出口，却无法替马科斯政府处理油气合作所需的法律授权和海上互信。

从中方的政策安排看，把经贸与争议海域能源合作分开推进，反而给双边关系留下了缓冲空间。普通商品贸易有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企业合同支撑，即使政治关系起伏，很多交易仍能继续。联合油气开发的情况完全不同。2018年的备忘录已经规定，需要政府委员会确定合作安排和适用海域，再由授权企业谈技术与商业条件。任何环节缺位，项目都很难进入投资阶段。

这次的东博会职责就是贸易投资，南海议题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里。可这次南宁又同时安排了中菲工商界高层对话，筹备材料明确列出能源、农业、食品等互补领域，菲方投资论坛还主动推介可再生能源。能源合作没有被排除，缺席的是争议海域联合油气开发本身。

这种分轨处理还有一层现实作用。要是经贸活动一升温，争议海域的开发安排就随之放松，正常贸易便容易被外界理解为与海上立场挂钩，政策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反过来，经贸渠道保持开放，又可以避免南海摩擦把两国所有合作一起拖入停滞。南宁的公开议程因此更像是把能做的先做，把高政治风险事项留在专门谈判桌上。

马科斯政府一面扩大对华经贸接触，一面公开推动油气谈判恢复。菲律宾需要中国市场，也需要投资，还希望增加能源来源。可北京3月给出的表述已经设定了顺序：合作入口可以保留，前提要有足够的谈判条件。8月马科斯所说的“向前推进”，至今也没有变成公开的联合开发框架。南宁五天会期能制造接触机会，却无法替两国外交、能源和法律部门完成剩下的工作。

菲律宾把今年东博会做成规模空前的对华经贸行动，南海油气合作却没有得到公开议程上的同步升级。对马尼拉来说，五天会期最多增加接触机会，无法替代海上局势稳定、法律方案成立和政府间机制恢复。三项条件没有推进到可执行程度，联合勘探就仍会停在“可能性”上。

文 | 杨谦宇 高校区域国别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