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日本舰船模型学会理事学者秋山红叶发表了一篇叫《定远馆始末记》的文章，该文说：日本福冈县太宰市的一栋别墅时常出现灵异事件，夜宿的人声称见到了穿着中国水兵制服的人影在走动。
有盗贼进到这里面的时候，听到有声音威严地责问“税”，与中国胶东话里“谁”的声音颇为相近。而这栋别墅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是用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的残骸建造而成。
无独有偶，在日本大阪真田山一处日军墓园中，十分突兀地树立着6座刻写着中国士兵名字的墓碑，分别是杨永宽、吕文凤、刘起得、刘汉中、西方诊和李金福，在他们姓名前都有一处类似疤痕的斑白，原本刻写着“捕虏”二字，二战日本战败后才被日方凿去。
这些埋葬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士兵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洋水师官兵，而这些能够留下名字的士兵，也只是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清日战争）期间被日军俘虏的1789人中的极少数。
更多的人还没来得及通过交换俘虏的方式回到中国，就因伤病而亡，姓名、身份都没有留下，唯有朝向中国方向的墓穴在默默地告知后人，他们来自中国。
根据《清日战争实记》的统计：甲午战争前后，清军死伤推计3.5万人（其中战死约2.5万人），日军死亡13488人（其中战斗死1132，疾病死12356人）。被俘的清军士兵共计1789人，被俘的日军士兵共计11人。
时间回溯到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
5月，日本借口琉球船民事件出兵台湾。彼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幅提升，还从西方新购了2艘铁甲舰，清王朝虽“明知彼之理屈，而苦于我之备虚”，不敢采取实质性的回应。
这种屈辱深深刺痛了部分有识之士的神经。同年6月3日，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等联名上奏《筹办台湾防务大概情形折》，言明：日本窥见中国器械之未精，故而才敢如此嚣张，请求朝廷尽快采购铁甲船。
时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也认为日本其志不小，主张“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1875年（清光绪元年）5月30日，清廷正式颁发谕旨：“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
铁甲船，又叫铁甲舰，是19世纪后半叶西方兴起的一种蒸汽式军舰，外覆有坚硬的铁或钢制装甲，并配备大口径火炮，对木造军舰而言是降维打击。因属于国之重器，故而造价也十分高昂。
李鸿章受制于清廷经费不足的客观现实，又基于以日本铁甲舰为假想敌的考量，最初提议向英国购买“价廉物省”的“蚊子船”。这是一种近岸防御炮舰，排水量300—400吨，特点是船小炮大，可击穿铁甲。
1876年（清光绪二年）11月20日，两艘“蚊子船”抵达天津，李鸿章验收后高兴地说“堪为海口战守利器”，次年8月4日，另外两艘“蚊子船”也从英国驶抵福州，这就是后来的“龙骧”“虎威”“飞艇”“策电”四舰，清廷为购置这四艘军舰总计花费白银45万两。
1878年（清光绪四年）6月，清廷再次花费61万两白银从英国购入“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四艘蚊船，并编入北洋舰队序列。此后，山东省自行购买的“镇中”“镇边”两艘蚊船也被划入北洋，合称北洋“六镇”。而最初购置的“龙骧”“虎威”“飞艇”“策电”四舰则被划归南洋。
但随着世界近代海军建设理念的快速发展，“蚊子船”仅能在近海依托岸防工事进行防御的弱点很快凸显。
1879年（清光绪五年）4月，日本悍然吞并琉球，更是让李鸿章意识到“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舰，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
同年12月18日，清廷花费65万两白银向英国订购“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北洋水师的舰船实力跃升至1300吨级。
为了节省经费，也为了“游历涉练”，李鸿章派出了224人的接舰部队前往英国，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在甲午战争中殉国的丁汝昌、林泰曾、邓世昌等人。但因路途遥远，有3名水兵抵达英国后不幸离世，魂安英伦。
“超勇”“扬威”抵华后，李鸿章却发现这两艘巡洋舰并未按照原定设计那样搭载鱼雷艇。缺少了冲锋陷阵的高效武器，“超勇”“扬威”的攻防属性大打折扣。于是，李鸿章最终下定决心，购买攻坚利器—铁甲舰。
1881年（光绪七年）1月8日、5月23日，清廷分两次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铁甲舰，船厂按李鸿章要求，为两艘铁甲舰分别加装了2艘鱼雷艇，并在舰首配设撞角，以作为最后的攻击手段。“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共花费白银282万两，入列后即成为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
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时，北洋水师已拥有“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超勇”“扬威”“济远”3艘撞击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穹甲巡洋快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6艘蚊船炮艇，7艘鱼雷艇，以及自行建造的“操江”“湄云”“镇海”“泰安”等炮舰，“威远”“康济”练习舰，“利运”“海镜”等运辅船。
此时的北洋水师舰船总吨位3.67万吨，已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海上力量。而同时期的日本，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万吨。
为了赶超北洋水师，日本举国上下爆发出惊人的战争狂热。
日本政府将全国60%的财政收入用于发展海陆军，明治天皇带头从宫廷经费中每年挤出30万日元补充造船费用，皇后变卖首饰，文武百官捐出薪酬的十分之一，就连窘迫得糊口都困难的日本底层人居然也减少饮食进行捐款。
到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4.08万吨，超过了北洋水师。不仅如此，日本海军针对北洋水师的弱点，大量装备了英国阿摩斯壮式速射。
而此时的清朝在做什么呢？自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朝廷便以“海军经费已筹足”“海疆无事”为由，停止了外购新舰的拨款。户部尚书翁同龢更是以“修园要紧”为由，奏请暂停北洋水师器械弹药经费。
据统计，清朝每年岁入库银8000余万两，支出7700余万两，其中修建颐和园的耗银高达800余万两，为了弥补修园款项的不足，清廷甚至直接挪用了海防专款。
一边是日本海军的突飞猛进，舰船更新换代，炮械精益求精；另一边却是北洋水师的停滞不前，舰船老化，弹药匮乏。两相对比，甲午战争的胜负早已在战前的经费博弈与国运抉择中埋下了伏笔。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2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请求清朝介入，日本也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干预。在日本国内，鼓吹对外战争的声音日益高涨。日本的《朝日新闻》甚至公开批评明治政府在朝鲜扩张“国权”不力，要求“日本陆军不仅要有平定内乱的能力，还要有随时远征的准备。”
而普通日本民众不仅普遍笃信对外发动战争是为了“指导”中、朝两国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甚至纷纷报名参军，就连柔弱的日本妇女也志愿做护士奔赴朝鲜。
北洋水师内部也察觉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3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上奏请求拨银60万两为军舰添置18门新式快炮，但未获应允。
此时的清廷正忙于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并未作任何战争准备。
同年6月，东学党起义暂时平复，朝鲜要求日本撤回军队，但日本反而以帮助朝鲜“内政改革”为由继续增兵。6月21日开始，日本的《朝日新闻》以发布虚假消息的方式不断煽动战争情绪。
该报先是编造了有1万清军已从义州进入朝鲜的假消息，随后又称“清政府正不分昼夜地进行开战准备”，最后居然恬不知耻地说“多年以好意待之，和平与之交往……而他们不理解此点，肆意妄自尊大，……对此日本唯有做最后决断，好好教训惩罚清国。”
在这种战争情绪的煽动下，日本上至政府下至平民甚至就连儿童都认为应该讨伐清国。
后知后觉的清王朝终于发现战争已不可避免。7月14日，清廷令李鸿章“速筹战备，以杜狡谋”。7月16日，光绪皇帝召开御前会议，急于掌控实权的光绪帝最终做出“速筹战事、增兵入朝”的决定。
就在御前会议结束的当日，李鸿章紧急致电驻英公使龚照瑗，令其在英国询购速率二十三四迈的新式大快船。但为时已晚，7月25日，北洋海军济远、广乙两舰在丰岛附近遭日舰偷袭，“高升”号运兵船被击沉，871名清兵殉难，甲午战争以日舰的偷袭拉开序幕。
同日，光绪皇帝再次要求海军衙门、户部抽拨200万两，交李鸿章用于紧急购买军舰。8月2日，李鸿章获悉智利拟将本国在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的“白朗古”号快船以240万两白银转让，但因户部款项迟迟无法拨付，导致订购无法进行。
李鸿章提议动用40万两川盐银，不足部分向洋商有息借款，但清廷不许。最终，只有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兄长）筹集了60万两白银交由李鸿章购买军舰。
清廷筹款效率的低下让驻英公使龚照瑗心急如焚，他致电李鸿章说：“倭添船械无已，各国惊羡，强已可见……如因省费，勋名损于倭，恐天下后世罪有所归。”李鸿章无奈回电：“翁司农不愿借洋债，又难筹巨款，故多棘手。门论痛切可愧”。
最终，清廷没有买到一艘军舰。
9月17日，北洋水师在鸭绿江口大东沟再次遭遇日本联合舰队，黄海海战爆发。
此战，北洋水师共有10艘主力军舰，日本联合舰队共有12艘，双方在军舰数量上旗鼓相当。但北洋海军舰队均速只有14.3节，没有一门速射炮；而日本舰队均速16.3节，旗舰吉野号航速甚至高达23节，且全部配备了速射炮和光学瞄准镜。
换言之，北洋水师旗舰定远、镇远舰每发射1枚炮弹，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就能发射6到8枚炮弹。
更大的差距在于，日舰配备了装填苦味酸炸药的新式爆破弹，爆炸的炮弹会像酒精一样引起难以扑灭的大火，同时产生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
而北洋水师依然在使用爆炸有限的黑火药炮弹，但即便是这样的炮弹，受经费所限，也仅能配备天津机器制造局仿制的“山寨版”。
黄海海战爆发后，北洋水师铁甲舰所用的大口径炮弹很快消耗殆尽，被迫改用实心弹。
所谓实心弹，是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日常训练的打靶用炮弹，弹体内装有沙子等填充物，没有引信、无法爆炸。在黄海海战前，由于弹药短缺情况严重，被迫携带这类训练弹上战场。
根据中科院日本研究学者宗泽亚的研究显示，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发炮命中率为20%，远高于日舰12%的命中率，可见北洋水师的训练水平是高于日军的。但因为北洋水师使用的是落后的架退炮，北洋水师击中日舰134发，自身中弹却高达754发。
不仅如此，由于使用了实心弹，即使北洋水师命中敌舰，炮弹也只会穿舷而过却无法给日舰造成损伤。显然，这是一场注定悲壮的战争。
黄海海战以日舰率先撤出战场而告终，北洋水师4舰沉没，日舰仅6艘重伤。
此战过后，日军从陆路快速向北洋水师的基地威海卫挺近，11月22日，攻占旅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月23日，日军登陆荣成；2月3日，威海卫被占领，北洋水师困守刘公岛，沿途清军或溃散而逃或驻足不前。2月1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根据战后档案解密显示，早在甲午战前，日本就已经详细测绘了丰岛、大东沟、威海湾等海域航道，对北洋水师惯用的“雁行阵”作了详细研究，甚至破译了清廷与驻日使馆的往来电报。
内政外交乃至后勤保障的全方位落后，让北洋水师在内外交困中走向覆灭。但平心而论，从北洋水师成军再到最后覆亡，这些官兵表现出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提督丁汝昌拒绝日军诱降，悲愤自尽；定远舰自爆，管带刘步蟾自杀殉国；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服毒自尽；经远舰管带林永升与舰同沉；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情况下，下令开足马力撞向日军旗舰“吉野”，可惜被日舰鱼雷击中，锅炉爆炸，舰船沉没。
邓世昌坠海后，其随从刘忠将救生圈抛给他，他却坚决不接，平日里养的爱犬“太阳”也游到他身边，衔住他的胳膊试图救主，邓世昌毅然按住爱犬的头，一同沉入波涛汹涌的黄海之中，践行了他“誓与日舰同沉”的誓言。全舰252名官兵，除7人遇救外，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这些为保家卫国而殉难的战士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却未曾想，那些本该化为御敌炮火的经费，最终变成了皇家园林中供人赏玩的点缀。他们不怕死，可他们射向日舰的炮弹，却只有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