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把公司做到一年卖188亿,退休后每个月拿到手一千多块。
这两组数字,中间隔着一条命。
11月11日下午3点55分,绵阳市中心医院,82岁的倪润峰走了。
集团官网的公告只有一行字:因病医治无效。没有悼词,没有评价。
把长虹从一间军工厂做成全国彩电老大的,就是这个人。
“彩电大王”四个字,从这天起成了历史。
一、11月11日,绵阳
公告写得很克制。
原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倪润峰,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2岁。
没有悼词,没有生平回顾,只有一行时间和一个名字。
但绵阳人知道这个人意味着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绵阳街头流传一句话:绵阳有三样东西,长虹、九院、米粉。
长虹排在第一个。
而把长虹从一间军工厂做成全国彩电老大的那个人,就是倪润峰。
那条路叫跃进路,一千米长,厂区、食堂、影院、学校挤在一块。
一条街就是一座工业小城,几万名工人在这里上班、结婚、养孩子。
二、41岁那年,他接下一间军工厂
1944年2月,他出生在山东荣成。
后来考进大学,学的是机械,毕业分配到四川绵阳。
那家厂叫国营长虹机器厂,代号780厂,主要做军工电子产品。
1984年,他当上副厂长。
1985年,41岁的他成了厂长。
那年长虹的日子并不好过:军品订单减少,厂里要找出路。
他选了彩电。
这个选择当时看着不算高明,国内彩电被进口货压着,国产品牌在夹缝里活。
但他赌的是另一件事:彩电迟早会像冰箱一样,走进普通人家。
据新华社回顾,他上任那年,军工订单大幅下降,企业和人一起站在悬崖边上。
他抢在政策关门的最后一刻,引进全国最后一条彩电生产线。
一年半以后,合格的18英寸彩电下线,这一步,长虹才算真正从军品走向民品。
说白了,他不是在市场好的时候进场,是在没路的时候硬开了一条。
到1997年底,总资产167.8亿,品牌价值182亿,起点是2600万元国有资产,一年5万台彩电。
这个跨度,放在今天也不常见。
三、1989年,一张价签,350块
1989年,是长虹第一次改写行业规则。
那一年,彩电实行专营,每台还要加征600元特别消费税。
价格高,买的人少,长虹仓库里压着20万台彩电。
资金压在那儿,一天一天往下沉。
倪润峰拍板:每台降价350元。
这个数不小,差不多是一个城里人两三个月的收入。
同行不干,跑去告状;身边人也劝他收手。他没退。
降价一个月,长虹全国销量翻了一番。
那年头做这个决定,要顶的压力不是同行告状那么简单。
价格是计划体系的一部分,动它,等于动规则。
到年底,市场占有率从22%冲到35%。
这是中国家电业第一次大规模降价,计划价格的那道口子,被他撕开了。
那次降价之后,“长虹”两个字第一次成了普通人家的话题。
买彩电要托人、要排队、要开票,这些事在九十年代初很常见。
价格松动了,市场才活了。
四、1996年,第二次降价,把洋品牌拉下马
1996年3月26日,长虹又降了一次。
17英寸到29英寸,全国61个大中城市、150家大型商场,降幅8%到18%。
那次降价的背景不一样:洋品牌正占着中国市场的大头,国产彩电被挤在低端。
长虹这一刀下去,等于把整个行业的价格天花板砍掉了一截。
到1996年底,长虹、康佳、TCL、熊猫等国产品牌,合计占到71.1%的份额。
“洋强国弱”这四个字,从这一年开始翻过来。
降价的代价也很明显,一台机子的利润被压薄,行业里所有人跟着降,谁都不好过。
但在那个节点上,先把市场抢回来,比保住利润率重要,他很清楚这一点。
有人说,中国老百姓提前十年看上了大彩电。
这话有点夸张,但方向没错。
五、1997年,188亿
1997年是长虹的顶点。
销售收入188亿,净利润从1993年的4.29亿涨到26.12亿,四年年均复合增长超过50%。
那一年,长虹彩电进了国礼名单,长虹是A股市场公认的“第一蓝筹股”。
那时候买长虹股票的人,很多是绵阳本地人。
他们不是在炒股,是在买自己城市的运气。
厂里的工人拿股票分红,比涨工资还高兴。
有媒体算过一笔账:巅峰时期,长虹一家的销售额,能占到四川全省GDP的15%。
这个比例的口径,各方说法并不一致。
但有一件事不需要精确计算:九十年代的绵阳,太多人的饭碗跟这家厂有关。
长虹的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家属区,一整套都在厂区附近。
一个人的出生、上学、上班、看病、退休,可以全在长虹的范围里完成。
这不是夸张,那是很多老国企真实的样子。
所以九十年代后期长虹一有风吹草动,绵阳人比股东还紧张。
那不是一只股票,是一座城市的命。
六、他也有赌错的时候
把一个人只写成“彩电大王”,是不完整的。
倪润峰后来做了几件事,今天回看,都不算成功。
一是囤显像管。
在彩电最赚钱的那几年,他判断显像管会缺,花大价钱大量吃进。
结果市场没按他想的走,库存压住了现金流。
囤货这件事的逻辑没错:谁掌握上游,谁就掌握定价。
问题在于,彩电的技术路线在那几年变了,显像管的稀缺性没有他判断的那么久。
压进去的钱,出不来。
二是多元化。
空调、电池、IT,长虹摊开的摊子越来越大,但没有一个做成第二个彩电。
三是美国那笔生意。
那几年,长虹想用低价机打开美国市场,选择了代理商模式。
货出去了,钱没有按时回来。
账期越拖越长,风险越积越大。
长虹通过美国代理商APEX大量出货,账款却一直没结清。
到2004年底,应收账款余额4.675亿美元,其中约3.2亿美元被认定可能收不回来。
2004年年报,长虹确认亏损36.81亿元,创下当时A股上市公司年度亏损的纪录。
这三件事,都发生在他任内。
需要说清楚的是,坏账的确认和计提,发生在他离任之后。
但那笔业务的决策,是他任内做的。
这两句话都得说,少一句都不公道。
所以“彩电大王”这四个字后面,还得加一句:他也是那个把长虹从山顶带到山腰的人。
七、2004年,60岁,交棒给另一个41岁
2004年7月,他辞去董事长、董事、总裁职务。
公告给的理由是“年龄原因”。
接棒的人叫赵勇,41岁。
19年前,倪润峰接手长虹时,也是41岁。
这个巧合,当时被媒体反复提起。
他退得很安静。
没有告别演说,没有回顾展,也没有给自己争一个头衔。
后来长虹建厂60周年,2018年10月,他回去过一次。
那时候他已经74岁,站在老厂房前面,看了很久。
2018年12月,他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2021年6月,他又出现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单里。
这些荣誉来得很晚,也很正式。
据媒体报道,他退休后极少露面,2019年1月在西华大学的那次演讲,成了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他说这份荣誉不只属于自己,也属于几代长虹人。
这句话听着客气,其实很实在:他掌舵近二十年,长虹累计产销彩电近8000万台,累计销售收入过千亿。
八、一个月一千多块
最让人沉默的一个数字,是退休金。
据人民网2015年的一篇报道,倪润峰退休前年薪120多万元,退休后每月拿1000元退休金。
另一家媒体后来写的是“每月1000多元”。
两个数字差别不大,都在四位数以内。
他退休的那一年,长虹一年卖一百多亿。
他退休后一个月拿的钱,不够买一台当年长虹的中端彩电。
他不是没有机会。
那个年代有不少国企尝试过管理层持股,也有人劝他推。
他没走那条路。
后来长虹的产权改革,成了他那一代国企人共同的遗憾。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代国企经营者共同面对的制度空白。
他们把企业做到了行业第一,自己的身份却始终停在“厂长”这一栏。
股权、期权、职业经理人这些东西,在他们身上统统没有。
据媒体报道,2006年两会期间,有人随口问他退休收入,这个反差才被外界知道。
他自己不太在意这件事。
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聊的反而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退休工人,说有人长期要吃高价药,报销困难。
一个自己每月拿一千多块的人,替另一群拿一千多块的人说话。
这个细节,比任何评价都重。
九、他留下的东西
倪润峰这一代人,评价起来很难。
说他功,他把一间军工厂做成了全国彩电第一,让国产品牌在最难的那几年站住了脚。
说他过,他赌错过,也留下了一笔巨额坏账。
这两面都成立,缺一面就不真实。
但有一件事,今天的人容易忽略。
他证明了中国企业可以靠定价权活着。
在他之前,家电价格是定死的,企业只能等。
在他之后,降价成了常规武器,市场开始自己说话。
这个改变,比188亿更重要。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他把彩电叫作长虹的“独生子”。
这句话既说明他的专注,也说明他的局限。
一个只养一个孩子的父亲,很难接受孩子长大离开。
82年,一间厂,一场价格战,一笔坏账,一个月一千多块。
这几样东西凑在一起,就是那个年代企业家的全部。
他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也赶上了最没有规则的时候。
做对了,行业跟着变;做错了,一个人扛。
这中间没有中间地带。
他走了,绵阳的米粉还在卖,长虹的厂还在开工。
只是那个敢在仓库压着20万台彩电时拍板降价350块的人,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