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观点总结
税务登记注销、恢复直接关系纳税人主体资格、纳税义务承担及后续稽查处罚对象的认定。企业清税注销后,若税务机关恢复原税务登记,可能使已注销主体重新进入征管程序并引发涉税责任。企业应持续关注税务登记状态变化,一旦认为恢复登记违法,应及时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仅以“未收到告知”为由长期不起诉,不能无限延长起诉期限。
案件简介
某甲公司原名通鉴典当公司,2021年11月向高新税务局提交清税申报并取得清税证明,同日申请简易注销,后税务稽查局致函市场监管部门请求暂停办理注销。2021年12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某甲公司。2022年3月17日,高新税务局恢复原通鉴典当公司税务登记(登记信息仍为原法定代表人骆某)。某甲公司认为该恢复登记违法,于2026年1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恢复税务登记行为违法并撤销。一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审维持。
裁判理由
起诉期限的起算: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直接起诉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行政机关未告知起诉期限的,根据司法解释,起诉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某甲公司已知晓行为内容:结合其2022年12月行政复议申请书、2024年8月起诉状中“强行恢复税务登记相当于死而复生”的表述,以及2024年9月29日庭审中对税务登记信息的质证情况,法院认定某甲公司至迟于2024年9月29日已知晓2022年3月17日恢复税务登记行为。
起诉已超法定期限:某甲公司于2026年1月19日才起诉,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且超过未告知诉权情形下最长一年的起诉期限;其未能证明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依法应驳回起诉。
裁判要旨
税务登记恢复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但须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税务机关恢复已清税注销企业的税务登记,影响纳税人主体资格和纳税义务承担,当事人认为违法可提起诉讼,但应遵守起诉期限规定。
未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未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算,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逾期起诉且无正当扣除事由的,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企业应及时关注税务登记状态并依法救济:清税注销后税务登记被恢复的,企业应及时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主张权利,不能以未收到直接告知为由长期等待;逾期将丧失诉权,实体合法性不再审查。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6)鄂06行终1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某甲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魏某,某甲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上诉人某甲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以下简称高新税务局)税务登记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6)鄂0691行初2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甲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高新税务局于2022年3月17日作出的恢复某甲公司税务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该行为。
原审裁定认定,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樊城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立案受理某甲公司诉市税务稽查局罚款一案,诉请撤销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襄税稽处〔2024〕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樊城法院作出的(2024)鄂0606行初101号行政判决载明,某甲公司于2006年12月27日登记成立,原名称为通鉴典当公司。2021年5月11日,某办公室向襄阳市公安局转办群众举报某甲公司涉嫌偷税的线索。同年7月12日,该线索移送市税务局,后于7月14日转交市税务稽查局办理。2021年11月8日,某甲公司向高新税务局提交清税申报,取得清税证明。同日,某甲公司向襄阳市某局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后市税务稽查局于2021年11月23日致函襄阳市某局,请求暂停办理注销手续。2021年12月27日,公司名称由通鉴典当公司变更为现名称。2022年3月22日,某局对某甲公司涉及的借贷收入涉嫌少缴税费立案检查........2024年6月21日,市税务稽查局作出襄税稽罚〔2024〕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查明某甲公司涉及的与借款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为终审判决的共8起......对某甲公司2011年5月至2016年11月偷税行为造成少缴营业税360765.82元、增值税128259.84元、城市维护建设税34231.79元、企业所得税154882.46元,合计678139.91元,处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即339070.05元。该判决认为,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襄税稽罚〔2024〕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遂判决驳回了某甲公司的诉讼请求。
某甲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载明:1.撤销樊城法院(2024)鄂0606行初101号行政判决;改判撤销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襄税稽罚〔2024〕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市税务稽查局负担。
事实和理由:某甲公司不具有纳税义务人的主体资格,不是本案行政处罚的适格对象。通鉴典当公司系从事国家特许行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某甲公司系一般性工商企业,法律属性完全不同。两者虽然有历史联系,但绝非仅名称的变更关系。某甲公司是在“清税申报”的基础上注销了通鉴典当公司税务登记证,消灭了其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纳税人主体资格。此后,某甲公司才于2021年12月27日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但因其变更登记后从未再实际经营,故其从未重新申办税务登记。市税务稽查局为了对某甲公司违法进行税务处罚,指使高新税务局将从未申办过税务登记证的某甲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魏某)的税务登记状况违法恢复并确定为原通鉴典当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骆某)的税务登记证记载的状况,严重违法......某甲公司不是适格纳税义务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某甲公司合法权益,故请求支持某甲公司的上诉请求等。市中院于2025年3月25日立案受理该行政上诉案件,后于2025年12月19日作出(2025)鄂06行终9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某甲公司在(2025)鄂06行终96号案中提交的上诉状载明“市税务稽查局......指使高新税务局将从未申办过税务登记证的某甲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魏某)的税务登记状况违法恢复并确定为原通鉴典当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骆某)的税务登记证记载的状况,严重违法”,可知某甲公司最迟于2025年3月25日前已明确知晓高新税务局作出了恢复某甲公司税务登记的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及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本案中,某甲公司所诉恢复其税务登记行为系高新税务局于2022年3月17日作出,某甲公司最迟于2025年3月25日前知晓上述行为存在且知晓作出机关及对象。某甲公司于2026年1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且原审法院多次询问某甲公司是否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某甲公司自身的原因导致耽误起诉期限的事实,某甲公司在询问笔录中述称其认为是在市中院于2025年12月19日作出的(2025)鄂06行终96号行政判决送达并生效后才知道哪个行政机关作出了什么行为,未提出其存在耽误起诉期限的合理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的规定,某甲公司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某甲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予以退还。
某甲公司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裁定确认上诉人某甲公司提起本案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并据此驳回某甲公司起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错误。高新税务局违法作出恢复“某乙公司”的税务登记的行政行为未依法通知原通鉴典当公司,也未依法告知某甲公司,某甲公司起诉主张于2025年12月19日才知道案涉行政行为的存在,证据确实充分。原审法院主动代替行政机关收集某甲公司在另案上诉状中的“主张”,不能构成某甲公司在本案中的自认,仅以此确认某甲公司“至迟于2025年3月25日前已明确知晓高新税务局作出恢复某甲公司税务登记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高新税务局未采取法定方式告知某甲公司其恢复了某乙公司的税务登记,亦未告知某甲公司救济的权利及途径,某甲公司未能在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的起诉期限,依法不应当将被耽误的时间计算在起诉期限内。高新税务局恢复原通鉴典当公司税务登记的行为违法,原审法院未实体审查即驳回起诉,侵害某甲公司的合法权益。原某丙公司于2021年11月8日经被上诉人高新税务局依法核查后,出具《清税证明》并注销了税务登记。高新税务局擅自撤销其自己依法作出的注销税务登记的行政行为,主动恢复客观上不能恢复的原通鉴典当公司的税务登记,违反法定程序。原审裁定违反行政诉讼权利保护与程序正当原则。高新税务局作出的影响相对人重大权益的行政行为,负有依法送达、告知、说明理由、告知救济权利和救济途径的法定义务。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高新税务局对某甲公司提起的上诉,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
经审理,原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与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某甲公司因不服税务机关于2022年11月9日作出的襄税稽罚〔2022〕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以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某局为被申请人向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某局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22年12月28日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该复议申请书中载明有“强行将某甲公司恢复税务登记相当于死而复生”内容。某甲公司以某局为被告请求撤销襄税稽罚〔2024〕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一案,落款日期为2024年8月6日的起诉状中亦载明有“强行将某甲公司恢复税务登记相当于死而复生”的内容。
还查明,2024年8月,某甲公司以某局为被告请求撤销襄税稽罚〔2024〕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一案,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9日公开开庭,某局提交了某丙公司税务登记信息,该登记信息载明:某丙公司纳税人识别号为914xxxxxxxxxxxx28B,法定代表人骆某,登记机关为襄阳高新区某局,登记日期为2022年3月17日。庭审笔录载明该证据证明主管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于2022年3月17日恢复税务登记。某甲公司对该证据发不了质证意见。某甲公司在该案庭审中提交了某丙公司税务登记状态查询截图、工商信息查询截图的证据,用以证明2022年3月17日某丙公司的工商注册名称已变更为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某,但税务登记证的名称却为某丙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某,认为该税务登记不合法。某局对此也发表了质证意见,认为某甲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后未将变更信息向税务部门申报,所以造成了2022年3月17日恢复税务登记信息时沿用了之前登记的相关内容。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后,未告诉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诉权和起诉期限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其起诉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结合某甲公司于2022年12月向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某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和2024年8月的起诉状内容、提交的证据,以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9日公开开庭的庭审笔录中举证质证情况,可以证实某甲公司至迟于2024年9月29日就知道襄阳高新税务局于2022年3月17日作出的案涉恢复税务登记行为,其于2026年1月19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应予扣除的情形,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某甲公司称其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驳回某甲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某甲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案件受理费依法不予收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博
审判员 曾建彬
审判员 刘媛媛
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玉荣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转自:中南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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