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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C-3试验高危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对预后和辅助治疗获益影响

PORTEC-3试验中高危子宫内膜癌的分子分型:对预后和辅助治疗获益的影响
目的: PORTEC-3(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旨在研究高危子宫内膜癌患者接受辅助化疗联合放疗(CTRT)与单纯放疗(RT)相比的疗效。由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定义了具有重要预后价值的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我们利用PORTEC-3试验参与者的组织样本,研究了各分子亚组的预后及化疗效果。
方法: 收集了423例知情同意患者的石蜡包埋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p53和错配修复(MMR)蛋白,并对POLE外切酶结构域进行DNA测序,将肿瘤分为p53异常(p53abn)、POLE超突变(POLE mut)、MMR缺陷(MMRd)或无特定分子特征(NSMP)。主要终点为无复发生存期(RFS)。采用Kaplan-Meier法、log-rank检验和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 410例高危子宫内膜癌(EC)患者成功进行了分子分析(97%),识别出4个亚组:p53异常EC(n = 93;23%)、POLE突变EC(n = 51;12%)、MMRd EC(n = 137;33%)和NSMP EC(n = 129;32%)。p53异常EC患者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RFS)为48%,POLE突变EC患者为98%,MMRd EC患者为72%,NSMP EC患者为74%(P < .001)。p53异常EC患者接受同步放化疗(CTRT)与单纯放疗(RT)相比,5年RFS分别为59%和36%(P = .019); POLE突变EC患者接受同步放化疗(CTRT)与单纯放疗(RT)相比,5年RFS分别为100%和97%(P = .637)。MMRd EC 为68% 对 76% ( P = .428); NSMP EC 为 80% 对 68% ( P = .243)。
结论: 分子分型在高危子宫内膜癌中具有重要的预后价值,对于p53异常肿瘤,无论组织学类型如何,辅助放化疗均可显著改善无复发生存期(RFS)。POLE突变型子宫内膜癌患者在两个试验组中均表现出极佳的RFS。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应纳入此类患者的风险分层,并应用于未来的临床试验中,以针对特定患者亚组。
语境
关键目标
利用 PORTEC-3 临床试验的组织样本,确定子宫内膜癌 (EC) 分子分型在高危 EC 中的预后价值,以及每个分子亚组中化疗可能带来的益处。
知识生成
分子分型在高危子宫内膜癌中具有很强的预后价值。此外,分子分型可以指导高危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辅助治疗决策,并支持p53异常子宫内膜癌的辅助化疗。
关联
本研究表明,将分子分型纳入风险分层系统至关重要,未来的临床试验应针对食管癌的特定分子亚型。基于分子分型的辅助治疗决策得到支持;具体而言,p53abn子宫内膜癌患者应考虑接受辅助放化疗,而POLE突变子宫内膜癌患者则应考虑降低辅助治疗强度。
介绍
由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引入的子宫内膜癌(EC)分子分型,开启了基于分子分型的诊断新纪元,该分型具有明确的预后价值,并有望对EC患者的临床诊疗产生深远影响。利用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组织中的替代标志物,已成功验证了4个分子亚组间显著的预后差异,并识别出相应的亚组:p53异常(p53abn)、POLE超突变(POLEmut)、错配修复缺陷(MMRd)和无特定分子特征(NSMP)EC。将分子分型与临床病理特征相结合,显著提高了中危EC患者以及未筛选人群的预后准确性,凸显了分子分型在精细化和个体化患者风险分层方面的潜力。
尽管子宫内膜癌(EC)患者通常预后良好,但仍有15%-20%的患者属于高危疾病,远处转移和癌症相关死亡的发生率较高。高危EC的特征包括高级别肿瘤、晚期和/或非子宫内膜样组织学类型。辅助盆腔外照射放疗(EBRT)是高危E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一项名为“高危子宫内膜癌女性辅助放化疗与单纯放疗的比较”(PORTEC-3)的随机试验研究了辅助化疗联合EBRT(CTRT)与单纯EBRT(RT)在高危EC患者中的疗效。 PORTEC-3结果显示,CTRT在总生存期(OS)和无失败生存期(FFS)方面均有显著获益,但绝对获益有限(5年OS提高5%,5年FFS提高7%),且CTRT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单纯放疗组。浆液性癌和III期疾病的获益最为显著。然而,由于在评估定义高危的病理因素时存在显著的观察者间差异,尤其是在高级别子宫内膜癌中,因此,识别哪些患者能够从化疗中获益仍然是一个挑战。在此背景下,分子分型可能有助于确定合适的辅助治疗方案。
我们利用 PORTEC-3 临床试验参与者捐赠的组织样本,研究了分子分型的预后相关性以及分子亚组与高危 EC 患者辅助 CTRT 获益之间的关系。
方法
患者选择和研究设计
从参与PORTEC-3临床试验的6个临床试验组中的5个组中收集了423名知情同意的患者,并采集了FFPE组织样本。PORTEC-3试验的设计和结果已在先前报道中发表,并在数据补充材料中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简而言之,这项国际III期临床试验纳入了高危子宫内膜癌(EC)患者(包括:3级IA期伴有淋巴血管间隙浸润(LVSI)的子宫内膜样癌[EEC];3级IB期EEC;II-III期EEC;以及I、II或III期非子宫内膜样浸润性EC)。所有患者均接受了经腹或腹腔镜子宫切除术联合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患者按1:1的比例随机分配至单纯外照射放疗组或同步放化疗组(先进行2个周期的顺铂化疗,随后进行4个周期的卡铂联合紫杉醇化疗)。该研究已获得荷兰癌症协会和各参与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程序
所有病例均进行了p53和MMR蛋白(MLH1、PMS2、MSH2和MSH6)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具体步骤和评分见数据补充)。若p53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无法评估,则采用TP53突变状态进行评估(n = 9;占423例子宫内膜癌病例总数的2.1%)。若MMR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无法评估,则使用MSI分析系统1.2版(Promega公司,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评估微卫星不稳定性(MSI)(n = 8;1.9%)。
DNA分离按先前所述方法进行。POLE突变状态采用AmpliSeq Cancer Hotspot Panel 5版(Thermo Fisher Scientific,Waltham,MA)进行二代测序评估,该试剂盒包含POLE外切酶结构域和TP53,具体方法见数据补充。如果使用该试剂盒测序失败,则采用KASPar竞争性等位基因特异性聚合酶链式反应(LGC Genomics,Berlin,Germany)检测POLE热点变异,检测位点为286、297、411、456和459(引物序列可按需提供)。POLE外切酶结构域突变(EDM)根据先前定义的标准被认为是致病性的(在本研究中,指导致超突变的突变)。测序和免疫组化结果的评估均采用盲法,评估者对患者预后不知情。
如果至少一项分子特征(p53、MMR 和/或POLE状态)无法确定(例如,肿瘤组织不足或检测失败),从而无法确定分子亚组,则该病例被归类为未另行规定的 EC14 ,并从研究中排除(n=13)。具有超过一项分类特征的肿瘤(多分类 EC)被分配到 4 个分子亚组之一,如前所述。13,15简而言之,具有致病性POLE EDM 且伴有 p53 异常表达和/或 MMR 蛋白缺失的 EC 被归类为POLE突变型 EC,而具有任何 MMR 蛋白缺失或 MSI-high 且伴有 p53 突变染色模式的 EC 被归类为 MMR 缺陷型 EC(数据补充)。
统计分析
主要终点为无复发生存期(RFS),定义为从随机分组至首次复发或死亡(以先发生者为准)的时间。次要终点为总生存期(OS),定义为从随机分组至任何原因死亡的时间。
统计分析采用 SPSS Statistics 25 版(IBM,Armonk,NY)和 R 3.6.1 版进行。本研究纳入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与完整的 PORTEC-3 队列以及不同分子亚组之间的特征进行比较,分类变量采用 χ² 检验,连续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所有分析均基于意向性治疗原则。此外,还根据患者实际接受的治疗进行了分析,结果未见显著差异(数据未显示)。
采用对数秩检验和Cox回归分析比较不同分子亚组间的RFS和OS差异。Cox回归分析纳入了分子亚组、年龄(连续变量)、组织学类型(子宫内膜样癌1-2级vs子宫内膜样癌3级或混合型vs非子宫内膜样浆液性癌、透明细胞癌或其他)、分期(I-II期vsIII期)以及辅助治疗(放化疗vs放疗)。为明确不同分子亚组间治疗效果的差异,采用Cox回归分析,纳入治疗方案、分子亚组及其交互作用。同样,在每个分子亚组内,采用Cox回归分析,纳入治疗方案、分期及其交互作用,以分析各分期的治疗效果。中位随访时间采用反向Kaplan-Meier法计算。所有P值均基于双侧检验,P< 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收集了来自PORTEC-3研究参与者的423例子宫内膜癌(EC)样本,用于分子分析。其中410例肿瘤(97%;图1)的分子检测成功。这410例EC患者及肿瘤特征与未纳入本研究的试验人群具有可比性(见补充数据)。中位随访时间为6.1年(范围:0.52-11.03年)。

图 1.样本分析流程图。EC,子宫内膜癌;FFPE,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NOS,未另行说明;PORTEC-3,高危子宫内膜癌女性辅助放化疗与单纯放疗的比较。410 个 EC 被分为 4 个分子亚组之一(数据补充):1.93 例(22.7%)为 p53abn2.51例(12.4%)为POLE突变体3.137 例(33.4%)为 MMRd4.129 (31.5%) 为 NSMP EC。共鉴定出30例多分类器子宫内膜癌(EC),并将其归入以下四个分子亚组之一(见补充数据):7例(1.7%)为POLE突变-p53异常,9例(2.2%)为POLE突变-错配修复缺陷(MMRd),11例(2.7%)为MMRd-p53异常,3例(0.7%)为POLE突变-MMRd-p53异常。各分子亚组间在年龄、组织学类型和分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表1)。值得注意的是,所有4个分子亚组中均发现了非子宫内膜样癌以及III期癌症。各分子亚组间淋巴血管侵犯(LVSI)、手术方式和治疗方案(放化疗联合化疗或单纯放疗)的分布较为均衡。
表1.高危子宫内膜癌分子亚组的临床病理特征

临床结果
p53异常的子宫内膜癌(EC)患者(n = 93)预后最差,5年无复发生存率(RFS)和总生存率(OS)分别为48.0%和54.0%。p53异常的浆液性子宫内膜癌患者与其他组织学类型的p53异常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结局无统计学差异(5年RFS:浆液性p53异常组为46.6%,非浆液性p53异常组为48.9%,P= 0.930;5年OS:57.7%vs50.7%,P= 0.704)。POLE突变的子宫内膜癌患者(n = 51)的5年RFS和OS均为98.0%。仅1例POLE突变的子宫内膜癌患者出现复发,最终死于癌症。 MMRd(n = 137)和NSMP(n = 129)EC患者的预后处于中等水平(5年RFS分别为71.7%和74.4%;5年OS分别为81.3%和88.5%;图2)。所有30例多分类EC患者在数据分析时均存活且无癌症复发(中位随访时间为5.3年)。

图2. 5年Kaplan-Meier生存曲线:(A) p53abn子宫内膜癌(EC)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RFS)为48.0%,POLE突变EC为98.0%,MMRd为71.7%,NSMP EC为74.4%;(B) p53abn EC为54.0%,POLE突变EC为98.0%,MMRd为81.3%,NSMP EC为88.5%。MMRd:错配修复缺陷型;NSMP:无特定分子谱;p53abn:p53异常;POLEmut:POLE超突变型。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评估了分子分型在子宫内膜癌中的预后价值(表2)。p53abn亚组是最强的不良预后因素,其无复发生存期(RFS)的风险比(HR)为2.52(95% CI,1.62至3.91;P < .001),总生存期(OS)的HR为2.30(95% CI,1.42至3.73;P = .001);而POLE突变是最强的有利预后因素,其RFS(HR,0.08;95% CI,0.01至0.58;P = .012)和OS(HR,0.12;95% CI,0.02至0.87;P = .036 )均显著升高(表2)。
表2.高危子宫内膜癌分子亚组和临床病理特征的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N = 410)

我们分析了不同分子亚组间辅助治疗效果(放化疗vs放疗)的差异(图 3)。p53 异常的子宫内膜癌患者从联合辅助放化疗中获益显著,无复发生存期(RFS)绝对差异为 22.4%(5 年 RFS:放化疗组 58.6% vs放疗组 36.2%;HR,0.52,95% CI,0.30 至 0.91,P = 0.021),总生存期(OS)绝对差异为 23.1%(5 年 OS:放化疗组 64.9% vs放疗组41.8% ;HR,0.55,95% CI,0.30 至 1.00,P = 0.049;图 3)。分子亚组与治疗组之间的交互作用检验未达到统计学意义(RFS:P = 0.072;OS:P = 0.113)。在探索性亚组分析中,CTRT 对早期 p53abn EC 的 RFS 仍然具有显著意义,但在 III 期疾病中失去了意义;然而,病例数较少,且对 p53abn EC 的分期和辅助治疗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检验并不显著(数据补充)。
仅有 1 例POLE突变 EC患者(仅接受 RT 治疗)出现疾病复发,导致 CTRT 治疗的 5 年 RFS 和 OS 为 100%,而 RT 治疗的 5 年 RFS 和 OS 为 96.6%(HR,0.02;95% CI,< 0.01 至 > 105;P= .637;图 3)。

图 3. p53abn 子宫内膜癌 (EC) 患者的 (A) 无复发生存期 (RFS) 和 (B) 总生存期 (OS) 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C) POLE mut EC 患者的 RFS 和 (D) OS 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E) MMRd EC 患者的 RFS 和 (F) OS 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以及 (G) NSMP EC 患者的 RFS 和 (H) OS 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CTRT,联合辅助化疗和放疗;HR,风险比;MMRd,错配修复缺陷;NSMP,无特定分子特征;p53abn,p53 异常;P cox,Cox 回归分析的P值; POLE mut,POLE超突变肿瘤;RT,单纯外照射放疗。
MMRd EC 患者接受 CTRT 治疗的 5 年 RFS 为 68.0%,而接受 RT 治疗的 5 年 RFS 为 75.5%(HR 1.29;95% CI 0.68 至 2.45;P = .429);接受 CTRT 治疗的 5 年 OS 为 78.6%,而接受 RT 治疗的 5 年 OS 为 84.0%(HR 1.33;95% CI 0.64 至 2.75;P = .445;图 3)。尽管NSMP EC患者似乎能从放化疗中获益(5年无复发生存率:放化疗组为79.7%,单纯放疗组为67.7%;5年总生存率:放化疗组为89.3%,单纯放疗组为87.6%),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无复发生存率:HR,0.68,95% CI,0.36至1.30,P = 0.246;总生存率:HR,0.68,95% CI,0.26至1.77,P = 0.434;图3)。对MMRd和NSMP EC患者进行分期亚组分析也未发现晚期患者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见补充数据)。
讨论
据我们所知,本研究首次在大样本高危子宫内膜癌患者队列中证实了分子分型具有显著的预后价值。由于PORTEC-3试验采用随机设计,据我们所知,本研究也是首次探索分子分型对化疗获益的潜在预测能力。p53abn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预后较差,而POLE突变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生存结果则非常优异,即使在高级别和晚期癌症中也是如此。MMRd型或NSMP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预后处于中等水平。此外,p53abn型子宫内膜癌患者从放化疗中获益显著,5年无复发生存期(RFS)和总生存期(OS)的绝对获益分别为22.4%和23.1%,而POLE突变型子宫内膜癌患者在两种治疗方案中均获得了优异的生存率。MMRd型子宫内膜癌患者接受放化疗与单纯放疗相比,未观察到获益。 NSMP EC 患者从 CTRT 中获益的趋势与总体试验结果相似,8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化疗在该亚组中的作用。
目前辅助治疗的适应症主要基于已确立的临床病理风险因素,例如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分级、组织学类型、淋巴血管侵犯(LVSI)和年龄。现有系统的挑战包括病理特征评估中观察者间一致性不足,尤其是在高级别子宫内膜癌(EC)的组织学类型方面,差异率高达36%。相比之下,分子分型系统具有高度可重复性,且预后价值高。错配修复(MMR)蛋白和p53免疫组化检测结果分别与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和TP53突变状态高度一致,且观察者间一致性。近期一项研究的作者提出了解读子宫内膜癌非热点POLE -EDM的实用指南,以确保解读的一致性。此外,多分类器EC现在可以被分配到相应的分子亚组。分子亚组在先前研究中已显示出对高危-中危EC的显著预后价值,因此,后续研究旨在确定其在辅助治疗中的作用。目前正在进行的随机PORTEC-4a试验比较了中危EC女性的标准辅助近距离放射治疗与基于患者综合分子谱的个体化辅助治疗。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高危和晚期EC中,且无论组织学亚型如何,分子分型也具有显著的预后价值,这表明该分型应纳入标准临床诊断、治疗决策和未来的研究中。
本研究表明,p53异常的子宫内膜癌(EC)患者可从放化疗(CTRT)中显著获益。这些结果与PORTEC-3临床试验分析结果一致,该分析显示浆液性癌患者从放化疗中获益更大。事实上,本研究中71%的浆液性癌被归类为p53异常的子宫内膜癌。然而,分子分型为POLE突变(n = 6)和MMR缺陷型子宫内膜癌(n = 7)的浆液性癌患者均未出现复发,且在分析时仍存活。6例浆液性非黏膜下浆液性子宫内膜癌(NSMP EC)患者中仅有2例复发,并最终死于癌症。此外,93例p53异常的子宫内膜癌中,47例(51%)为非浆液性组织学类型(23%为3级子宫内膜癌;13%为透明细胞癌;7%为混合型;4%为1级子宫内膜癌;4%为其他组织学类型),且该组与浆液性p53异常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预后无差异。这些结果表明,与传统的组织学分型相比,分子分型能够识别出更多可能从放化疗中获益的患者,且特异性更高。
为了进一步提高p53异常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生存率,研究方向可着重于在放化疗(CTRT)中加入靶向辅助治疗。近期研究表明,p53异常子宫内膜癌存在同源重组缺陷,提示这些患者可能受益于在放化疗中加入聚(ADP-核糖)聚合酶抑制剂。此外,对于p53异常子宫内膜癌合并HER2/neu扩增(在20%-25%的浆液性癌中报道)的患者,曲妥珠单抗(可能还有帕妥珠单抗)联合化疗具有良好的前景,近期一项II期临床试验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
本分析证实,即使在晚期和非子宫内膜样组织学类型的子宫内膜癌患者中,POLE突变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生存率也极佳,且与接受的辅助治疗无关。这种良好的临床结果被认为是由患者高突变负荷导致的T细胞反应增强所致。既往研究描述了少数POLE突变型子宫内膜癌患者未接受辅助治疗且未出现复发。此外,研究未发现POLE突变型小鼠胚胎干细胞对放射治疗或包括顺铂在内的某些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增加。结合我们的研究结果,这些数据支持以下假设: POLE突变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良好预后与辅助治疗无关。通过在常规诊断中应用POLE检测,可以避免对相当一部分患者进行过度治疗,从而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MMRd EC患者中,放疗联合化疗未见获益,提示I-II期疾病单独采用EBRT治疗可能疗效良好,GOG-249试验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一项近期研究报道,早期MMRd EC患者接受放疗较不接受辅助治疗获益。对于晚期MMRd EC患者,应探索除化疗以外的辅助治疗方案。近期研究表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MMRd实体瘤有效,因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治疗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癌症。II期临床试验显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晚期EC患者中具有较高的缓解率,而将这些治疗药物与放疗联合应用可能进一步提高缓解率。
对非特异性多灶性内皮癌(NSMP EC)的分析仅显示出辅助放化疗(CTRT)获益的趋势。然而,NSMP EC患者接受CTRT与单纯放疗(RT)相比的风险比(HR)与PORTEC-3试验中观察到的结果相似。CTRT疗效不显著可能是由于NSMP EC病例数相对较少以及其分子异质性所致。进一步开展针对NSMP EC的精细化研究,例如对CTNNB1外显子3突变(潜在的第五个分子亚组)的表征,或许能够阐明哪些NSMP EC患者可能从强化辅助治疗中获益。
PORTEC-3 分析显示,对于 III 期子宫内膜癌 (EC) 患者和浆液性癌患者,加用化疗 (CT) 获益更大。本研究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的生物学起源,并识别了不同分子亚组之间的差异。在所有分期的 p53 异常子宫内膜癌患者中观察到的加用化疗的显著获益(无复发生存期:HR,0.52;P= .022)部分与浆液性癌的获益相符。由于各分期病例数较少,提示更大规模的队列研究或许能够发现 III 期 p53 异常子宫内膜癌(该组患者接受放化疗的获益不显著;无复发生存期:HR,0.58,P= .172)以及 III 期非浆液性浆液性癌(无复发生存期:HR,0.68,P= .246)的显著差异。我们观察到,即使按分期分析,MMRd EC 患者接受 CTRT 治疗也未获得显著获益,这表明该分子亚组可能并非 PORTEC-3 研究中观察到的 III 期疗效的贡献者。最后,尽管数据有限,但POLE突变型 EC 的 III 期患者在两种治疗方案中均表现出良好的临床预后:随机分配至放疗组的 12 例患者中,仅 1 例复发并死于 EC。前瞻性观察性研究将有助于确定POLE突变型 EC辅助治疗的适当降阶方案,尤其适用于 III 期癌症。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尽管这是一项预先设定的转化研究分析,且是在PORTEC-3临床试验的背景下进行的,但其最初的样本量并未针对分子亚组分析进行设计。此外,我们仅获得了62%试验人群的分子检测结果。尽管如此,纳入病例的特征与未纳入的试验人群的特征具有可比性。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EC分子分型具有重要的预后价值,并展现出指导辅助治疗的巨大潜力。将EC分子分型应用于临床诊断和决策至关重要。p53异常EC患者可考虑接受包括化疗在内的辅助治疗,而POLE突变EC患者则应考虑降低辅助治疗强度;尤其需要针对MMRd和NSMP EC开展更多研究。未来的临床试验设计应纳入分子亚组,并研究针对特定亚组的靶向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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