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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嘉陵集团董事长郝振堃离世,享年90岁,造出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

中国摩托车商会在10月23日深夜发出一则讣告,

原中国嘉陵集团总裁、董事长郝振堃因病在重庆去世,享年90岁。

从讣告里用词,不难看出他在摩托车领域上的分量。

这个1937年出生在北京昌平的人,

把一款橘红色的两轮机器推向了全中国。

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嘉陵”,是小时候的味道,

也是山城蹿来蹿去的那股黑烟。

但少有人知道,那辆被嘉陵人叫作“争气车”的CJ50,

背后站着一个原本打算盘、管账本的财务干部。

郝振堃1959年走进嘉陵厂时,是财务处的一名普通干部,

此后多年,他的工作也只是跟数字和报表打交道。

可没有人会想到,二十年后,正是这个人造出了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

资料显示,1978年,嘉陵作为一家老牌兵工厂,被推到了“军转民”的路口上。

但厂里讨论过什么,但时任财务处处长的郝振堃算了一笔账,

最盯上的是摩托车,当时全国一年的产量不到五万台,

技术老旧,几乎全是军品,民用市场是一片彻底的空白。

于是嘉陵派人去南斯拉夫和日本考察,买回几辆本田样车,试图走引进合作的路子。

谈判断断续续,对方的条件却越来越让人难以接受。

他们要求发动机是他们的,

并且中方摩托车不许进入他们已有销售网点的市场,

技术转让费之外还要再抽成,建一条二十万辆的生产线报价更是高达五千万美元。

正因如此,合作自然没成。

在送对方上飞机的时候,他也撂下一句狠话:

不管有没有合作,摩托车都要搞,造一辆自己的车,争口气。

这句话在1979年听上去更像一种情绪,而不是一个计划。

没有图纸,没有专用设备,连原材料都凑不齐,

嘉陵的工程师把买回来的本田样机拆开,用卡尺和角规一件一件量,手工倒腾出零件。

从组建摩托车研究所到第一辆CJ50组装完成,只用了不到五个月。

一款产品的起点,带着一股不计后果的蛮劲,这在现代工业史上并不多见。

前面也说了,推动这件事的郝振堃,并不是技术出身。

他的强项在财务判断和组织调度,

这解释了为什么嘉陵能在“军转民”的混乱期跑得比同类企业快。

技术出身的厂长容易陷在工艺细节里,

而一个算账出身的人更清楚什么时候该省,什么时候必须砸下去。

他的不懂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优势,

让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更致命的问题上:

这件事到底值不值得干,以及怎么用有限的家底把它干成。

CJ50投放市场后,嘉陵旋风的刮起速度远超预期。

到1995年,嘉陵摩托的年产量突破一百万台,

“中国摩托车之王”的名号自热是落到了这家重庆企业头上。

也是在郝振堃手上,嘉陵从一家工厂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上海敲了钟,他本人连续三届坐稳嘉陵行政一把手的位置。

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十佳企业家金球奖”,这些荣誉陆续压到他身上。

行业里后来给他的评价只有八个字:功勋卓著,彪炳史册。

但嘉陵的故事并没有停在巅峰。

摩托车行业的风向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变化,

民营资本涌入,价格战打得刺刀见红,禁限摩的城市名单越拉越长。

嘉陵作为一家脱胎于老军工的国企,转身的速度逐渐跟不上市场的节奏。

一个企业的命运从来不只系于一个人,

郝振堃把嘉陵从零推到了“王座”上,但王座本身并不是永恒的。

他退休之后极少在公众视野里露面,

偶尔被老同事提起,也是以一种“当年那个人”的口吻。

2012年有记者找到他聊嘉陵往事,

71岁的郝振堃讲起CJ50试制的细节,

仍然用“热血沸腾”来形容自己的状态。

一个人一辈子做过一件事,到老提起来眼睛还会亮,这大概比任何头衔都实在。


如今,嘉陵CJ50早就停产了,重庆的街头跑的是另一个时代的两轮和四轮,但“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这件事,绕不开1979年那个决定不跟外方谈了的财务处长。

他把“争气”两个字从一句气话变成了一条生产线,

而这条生产线又变成了一座城市长达二十年的产业底色。

一个人和一个行业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时候就是这么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