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札记
1947年早春，苏北盐城一带国共拉锯正烈。国民党中统江苏省调查统计局在淮阴设特情专员公署，对解放区实施“打入”与“拉出”并行策略。盐城县党政机关多次发现机密外泄，遂由侦察科干事江华负责清查内奸。我方潜伏于中统江苏室的暗线徐冠苏，此时成了唯一能深入虎穴取回情报的人。
一
1947年1月，苏北平原上的风刮得人脸生疼。
盐城县城北门外的土路上，一辆独轮车吱呀吱呀地碾过冻硬的泥地。推车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车上装着两麻袋盐。他叫孙广财，在盐城街上开了间杂货铺，铺面不大，卖些针头线脑、粗盐火油。铺子后头有间小屋，常年锁着门，街坊只当是存货的仓库。
孙广财把车推到杂货铺门口，卸了盐袋，拍了三下门板。门从里头开了，开门的是个瘦高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模样，穿着灰布棉袍，脸上有些麻子。此人叫李德平，名义上是杂货铺的伙计，实际是盐城县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
“老孙，货到了？”李德平接过盐袋，声音压得很低。
孙广财点点头，抹了把脸上的汗。他凑近了些，说：“街上有人打听你。”
李德平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什么人？”
“说是淮阴那边来的，做药材生意。在陈记茶馆坐了一上午，东问西问的。问这边有没有姓李的年轻人在做杂货营生。”
李德平没吭声，把盐袋搬进屋里，关上门，在灶台边坐下来。灶膛里还留着余烬，他用火钳拨了拨，添了两根柴。
“长什么样？”
“三十出头，中等个头，戴眼镜，穿灰呢子大衣。说话带涟水口音。”
李德平心里有了数。
两天后的傍晚，天擦黑，街上行人稀少。杂货铺正要上门板，一个穿灰呢子大衣的人走到了门口。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跨进门槛。
“老板，有洋火吗？”
“有。”李德平从柜台底下摸出一盒火柴，递过去，“要多少？”
“一盒就够了。”来人接过火柴，在柜台上轻轻磕了两下，又磕了两下。
李德平没有立刻回应。他弯腰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陶罐，里面装着粗盐。来人看了看陶罐，说：“盐城靠海，盐倒是便宜。”
“海盐粗，吃着咸。”李德平说。
“咸有咸的用处。”
来人笑了一下，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放在柜台上。“这是药方，麻烦看看。”
李德平拿起纸，展开。上面只写了一行字：余庆当铺，初三见。
他把纸折好，塞进灶膛。火苗蹿起来，纸很快化成了灰。
这个穿灰呢子大衣的人，就是徐冠苏。
徐冠苏是涟水县徐集乡人，1915年出生，早年加入过共青团，1930年参加过涟水“八一”暴动。暴动失败后被捕，后来被保释回家，当过几年小学教员。日军侵占涟城后，他受抗日民主政府保卫部派遣，打入日伪组织搞情报工作，逐渐成长为一名地下工作者。抗日战争胜利后，盐阜区党委社会部经侦察科推荐，将徐冠苏秘密派遣打入国民党江苏省中统特务领导机关，即中统江苏省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江苏室。
给他的任务有三条：摸清敌特内部人事、组织、编制和活动情况；侦察潜伏在解放区的敌特分布；查明隐藏在共产党党政机关内部的奸细。
徐冠苏在中统江苏室站稳脚跟后，获得了一个合法身份。他以“视察工作”为名，可以出入中统江苏室下辖的各个地区和站点。1946年冬天，他借着一次到苏北视察的机会，进入了盐城地界。
他要找的人，就在余庆当铺里。
余庆当铺开在盐城西门大街的巷口，门面不大，一扇旧木门，门楣上挂着块褪了色的招牌。当铺老板叫周福堂，五十多岁，戴一副铜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街坊都知道周福堂是个精打细算的当铺掌柜，没人晓得这间铺子是盐城县地下交通站的联络点。
初三这天下午，徐冠苏走进余庆当铺时，周福堂正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拨算盘珠子。
“掌柜的，当东西。”
“当什么？”
“一块怀表。”
徐冠苏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旧怀表，放在柜台上。周福堂拿起来看了看，表壳有划痕，表链是铜的。
“不值几个钱。”
“值多少算多少。”
周福堂放下怀表，看了徐冠苏一眼。这个年轻人站在柜台前，姿态放松，两手自然垂在身侧。周福堂注意到他的右手小指微微蜷着，这是接头暗号的一部分。
“后头说话。”周福堂起身，掀开柜台后面的布帘。
后屋不大，一张方桌，几条板凳，墙角堆着些当票和旧衣物。周福堂关上门，倒了两碗茶。
“盐城的情况怎么样？”徐冠苏问。
“紧。”周福堂坐下来，叹了口气，“年前开了一次县里的会，会后第三天，敌人就知道了内容。连会上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都传了出去。”
“查了没有？”
“查了。县公安局的人来过几趟，查不出头绪。怀疑的人不少，证据一个没有。”周福堂压低了声音，“最蹊跷的是，被泄露的都是核心机密。一般的会议消息也走漏，但没这么准、这么快。”
徐冠苏沉默了一会儿。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放下。
“我在淮阴的时候，听省室里的人提过一件事。”他说，“盐城这边有一个情报员，代号‘曾仲明’。这个人发出去的情报，内容涉及盐城县党政军机关的调动、人事变更、部队转移。省室的人对这个人的评价很高，说他‘可靠，效率高’。”
周福堂的脸色变了。“‘曾仲明’是谁？”
“不知道。省室里也只有极少数人掌握他的真实身份。我目前能接触到的，只是他的代号和部分电报内容。”徐冠苏说，“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人发电报用的措辞、语法、行文习惯，跟盐城之前几次泄密事件的风格是一致的。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周福堂沉默了很久。当铺外面的街上传来小贩的叫卖声，一个孩子跑过门口，鞋底拍在石板路上啪啪响。
“你把这事报告上去。”徐冠苏站起身，“我得走了。在盐城待太久，会引起注意。”
周福堂送他到后门。徐冠苏跨出门槛前，回头说了一句：“让侦察科的江华来查。这个人他认识。”
二
江华是盐城县侦察科的干事，二十六岁，个子不高，但走路带风，做事利落。他在1946年秋天就注意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那是一次县委扩大会议，讨论的是县总队下一步的布防调整。与会人员不到二十个，都是各区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定了几个方案，其中有一项是县总队主力向东部沿海方向靠拢，避开国民党军队从淮阴方向可能发起的进攻。
会后的第三天，一个从敌占区回来的交通员带回了一份情报。情报上说，国民党军队已经知道了盐城县总队的动向，正在调集兵力准备拦截。
江华当时就觉得不对。这个方案只在会上讨论过，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也没有向下面传达。敌人怎么知道的？
他找县委保卫部门的人碰了头，把近几个月来所有泄密事件列了一个清单。不列不知道，一列吓一跳。从1946年8月起，盐城县党政军机关的重大决策，几乎每一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泄露。有的是会议内容外传，有的是人员调动被敌人提前知晓，有的是部队转移路线被截获。
泄密的范围很广，但有一个共同点，所有泄露出去的情报，都是核心层面的。一般的事务性消息泄露得少，涉及军事部署、人事安排、组织变动的信息泄露得最多。
这说明什么？说明泄密的人就在核心圈子里。
江华把可疑人员名单列了出来，一个一个排查。排到最后，剩下六七个人，都是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但这六七个人，每一个都有可靠的证明，要么是老党员，要么在多次战斗中表现过硬。
排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1946年入冬时节，徐冠苏第一次通过余庆当铺向组织传递了情报。那份情报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句话：中统方面有一个代号“曾仲明”的情报员，潜伏在盐城县领导机关内部，长期向敌方提供核心机密。
江华拿到这份情报后，带着侦察科的人到盐城查了多次。他们围绕“曾仲明”这个代号做了大量工作，查阅了所有能查到的档案，走访了许多相关人员，最终还是一无所获。线索太少，对方又极其谨慎，始终没有露出破绽。
时间到了1947年春天。
这一年的春天，苏北的局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军队从长江北岸大举北上，接连攻占了淮阴、盐阜地区的多个城镇。盐城县城一度落入国民党军队手中，我方机关被迫转移到了乡下。在转移过程中，又有几份重要文件险些落入敌手，幸亏交通员及时销毁才没有造成更大损失。
这件事让江华更加确信，内部的问题不解决，所有的行动都像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行。
1947年3月，徐冠苏再次来到盐城。
这一次，他的身份有了变化。1946年底，徐冠苏已经“升任”中统江苏省调统室淮阴地区特情专员。职权的扩大意味着他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核心情报。在中统江苏室的电报往来中，他反复看到“曾仲明”发来的情报。
其中有一份电报，内容涉及盐阜解放区的一次重要人事调整。电报的措辞、行文习惯，跟此前徐冠苏在盐城搜集到的泄密事件特征完全吻合。他由此确认，“曾仲明”就是那个潜伏在盐城县领导机关内部的奸细。
但“曾仲明”到底是谁，徐冠苏也无法从中统方面的档案中直接查到。中统对潜伏人员的保护极其严密，真实身份只掌握在极少数高层手中。
徐冠苏把这一情况通过余庆当铺传给了江华。
江华收到情报后，重新梳理了思路。他意识到，光靠外围排查已经不够了，必须换一个角度。既然“曾仲明”发出的情报内容涉及盐城县党政军机关的核心机密，那么这个人的活动范围一定在盐城县城内，而且是在能够频繁接触机密文件的岗位上。
1947年夏天，盐城再次解放。
国民党军队撤离时十分仓促。江华率领侦察科的同志第一时间赶到了城内的中统办公地点进行搜查。屋子里一片狼藉，文件散落一地，有的已经被烧毁了一半。江华让人把所有残存的文件都收集起来，打包带回。
在其中一堆烧残的纸片里，他们找到了一本用密码写成的花名册。花名册上的人名全是代号，看不出真实身份。
江华想到了徐冠苏。他通过交通站向徐冠苏传信，要求设法获取中统方面的密码本。
徐冠苏接到要求后，利用自己特情专员的身份，以“工作需要”为由，调阅了中统江苏室的部分密码资料。他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分批将密码本的对应关系传递出来。
密码本到手后，江华立即组织人员对花名册进行翻译。
花名册上，“曾仲明”对应的真实姓名是：王作成。
江华看到这个名字时，愣了很久。
王作成，盐城县政府文教科科长，三十四岁，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在县政府里，他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平时为人谦和，做事踏实，在同事中的口碑一直不错。
江华在之前排查可疑人员时，也曾经把王作成列入过名单。但王作成有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他的工作岗位不直接接触军事机密。文教科长管的是学校、剧团、扫盲班这些事情，跟部队调动、人事安排有什么关系？
但事实恰恰相反。县政府召开会议时，文教科长是固定列席人员。王作成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到核心机密。他只需要在开会时仔细听、认真记，会后把关键信息整理出来，通过秘密渠道送出去就行。
江华让人把王作成控制起来。审讯是在一间民房里进行的。
王作成被带进来时，脸色蜡黄，但还是强装镇定。
“王科长，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江华问。
“不知道。”
“曾仲明。”
江华只说了三个字。王作成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屋子外面，蝉在树上叫个不停。
最终，王作成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你们是怎么查到的？”
“这你不用管。你只需要说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送出去多少情报。”
王作成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眼眶发红。
“1946年春天。我在盐城街上碰到一个人，是我以前在涟水教书时的同事。他请我吃饭，喝酒，说了很多话。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中统的人，让我帮他们做事。我不肯。他就拿出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当年在涟水参加暴动时的一些材料。他说如果我不配合，就把这些材料寄给日本人。”
王作成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发抖。
“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可他又来找我，说材料还在他们手里。如果我不继续干，就把材料交给共产党，说我是汉奸。”
“所以你就答应了？”
“我没有办法。”王作成说，“我怕。”
江华没有再追问。他让人把王作成带下去，独自在屋子里坐了很久。
三
王作成被捕后，供出了他传递情报的方式和渠道。他每次都是把情报写成小纸条，卷成细筒，塞在一根掏空的竹筷子里。每隔几天，他会在傍晚时分到城东一家豆腐坊去买豆腐，顺手把那根竹筷子放在豆腐坊门口的一个破瓦罐里。第二天早上，会有人来取走。
取情报的人是谁，王作成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跟对方直接照过面。
江华派人去豆腐坊蹲守，但对方已经不见踪影。中统在盐城的联络网随着县城的解放而瓦解，那些外围人员要么逃走了，要么藏了起来。
王作成的事情传开后，县政府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一个参加革命七年、入党五年的干部，竟然是中统的特务。有人在背后议论，说王作成平时看着挺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干这种事。
江华没有参与这些议论。他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另一个问题：王作成是被逼的，还是主动的？
从审讯的情况来看，王作成最初确实是被胁迫的。中统特务手里攥着他当年在涟水暴动失败后被俘的那段历史。那段历史如果被歪曲解读，足以毁掉他的政治生命。但到了后来，胁迫的成分越来越少，利益的成分越来越多。
王作成在供词中提到，中统方面每个月会给他一笔钱。钱不多，但在物价飞涨的1947年，这笔钱够他一家老小买不少粮食。他还提到，中统的人答应他，等国民党军队打回来，会给他安排一个更好的职位。
胁迫加上利诱，这是中统发展内线的惯用手法。他们把这套策略叫做“打入”和“拉出”。“打入”是派人混进对方组织，“拉出”是把对方组织里的人拉出来为己所用。具体的操作方式叫“短促突击”，就是选好目标，跟踪盯梢其单独外出的时机，迅速逮捕并秘密审讯，恐吓、利诱、拉拢，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被捕者变节转向，然后将其放回，日后长期为己所用。
王作成就是被“拉出”的典型例子。
但江华想的不仅仅是王作成一个人。他想的是，中统能够在盐城县领导机关内部安插一个文教科长作为情报员，而且长达一年多没有被发现，这说明什么？
说明敌人的渗透工作比想象中更深入，更细致。也说明我们的保卫工作存在漏洞。对干部的历史审查不够严格，对核心机密的管控不够严密，对异常情况的警觉不够敏锐。
王作成案结案后，盐城县对机关内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查和整顿。所有接触核心机密的人员重新进行了政治审查，机密文件的传阅和保管制度做了调整，各机关的保密纪律也重新做了规定。
这些工作做了很久，但江华心里清楚，王作成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1947年下半年，徐冠苏继续在中统江苏室内部潜伏。他传回来的情报越来越有价值，涉及中统在苏北地区的特务网络布局、人员名单、活动计划等。这些情报为我方挫败敌人的多次破坏行动提供了关键支撑。
但徐冠苏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中统内部开始有人注意到，省室里的一些机密情报似乎有外泄的迹象。徐冠苏感觉到有人在暗中调查他，行动更加谨慎，传递情报的频率也降低了。
1948年秋天，徐冠苏最后一次通过交通站向组织传递了情报。情报的内容是一份中统江苏室准备在苏北解放区实施的“潜伏计划”，涉及数十名准备长期隐蔽的特务人员名单。
这份情报被迅速送往上级机关。根据这份情报，我方在苏北解放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行动，抓获了一批潜伏特务，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电台设备。
徐冠苏此后的行踪，成了一团迷雾。
有人说他在1949年初被中统方面察觉，遭到秘密处决。有人说他在国民党溃退时随中统机关撤往台湾，途中下落不明。也有人说他在渡江战役前夕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时牺牲。
徐冠苏的确切下落，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定论。他的遗骸，至今未能找到。
江华在1949年随部队南下，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上海解放后，他留在当地工作，后来一直在公安系统任职。他始终没有忘记徐冠苏。每次有人问起盐城那段历史，他都会提起这个涟水来的年轻人。
“那个人胆子大。”江华晚年时说，“中统江苏省室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他一个人在那里待了好几年，每天跟特务头子们打交道，还要把情报送出来。那种压力，一般人扛不住。”
四
余庆当铺在1949年之后关了门。周福堂没有离开盐城，在城里的一个粮站找了份工作，管账。他很少跟人提起当铺的往事，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那间当铺曾经是共产党地下交通站。
周福堂记得徐冠苏这个人。他记得徐冠苏每次来当铺，都是在傍晚时分，穿不同的衣服，走不同的路。有时候从西门进来，有时候从北门绕过来。他从来不在当铺里待太久，办完事就走。他说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
周福堂还记得一件事。1947年秋天，徐冠苏最后一次来余庆当铺。那天下了很大的雨，街上没什么人。徐冠苏穿着蓑衣，戴着斗笠，进来的时候水滴了一地。他坐下来，喝了碗热茶，然后说了一句话。
“周老板，以后可能不常来了。”
周福堂问他为什么。
徐冠苏说：“省室里有人在查。我不怕查，但我得小心。万一出了事，连累你们。”
他走的时候，周福堂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那是周福堂最后一次见到徐冠苏。
周福堂后来听江华说，徐冠苏可能已经牺牲了。周福堂没有说话。他在当铺后面的小屋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把那间小屋收拾干净，把灶膛里的灰掏了，把桌子擦了一遍。他给徐冠苏坐过的那条板凳换了四条新腿。
那条板凳，周福堂一直留着。
五
1947年苏北解放区面临的局面，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表面上，国共双方在战场上你来我往，打的是军队和地盘。但在看不见的角落里，另一场战争同样激烈。情报战线的胜负，往往直接影响到战场上几十万人的生死。
中统在苏北地区的渗透力度，从王作成案可见一斑。一个文教科长，一个看似远离军事的人，竟然成了敌人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这说明中统选择渗透对象时，不是只看职务高低，而是看这个人能不能接触到关键信息。
中统训练特务的方式也很讲究。他们不急于让潜伏者传递大情报，而是先传递一些小情报来验证其可靠性和能力，逐步增加情报的分量。王作成最初传出去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消息，中统方面并不着急，他们要的是长期的、稳定的情报来源。
这种耐心和细致，正是中统区别于军统的地方。军统擅长的暗杀和爆破，中统擅长的渗透和策反。抗战时期，军统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情报、派遣特务打入延安；中统则暗中打击反对党派，监控社会舆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统的渗透工作更加系统化、组织化。
中统在省一级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党员调查网”。这些调查网不仅仅是收集情报的渠道，也是发现和培养潜在情报员的平台。
王作成在涟水教书时的那段经历，很可能就是中统调查网留下的记录。中统的特务们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弱点，等到时机成熟就来利用。
江华在侦破王作成案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情报保卫工作的难度。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敌人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耐心。他们可以从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记录中寻找线索，可以从一个人的过去中找到把柄。
而我们的保卫工作，往往是在出了问题之后才去补救。等到发现机密泄露，损失已经造成了。
这一点，江华在1948年的一次会议上讲得很清楚。他说：“抓一个王作成容易，堵住十个王作成难。关键是制度，关键是平时的工作。要让敌人找不到缝隙，找不到可以利用的人。”
六
徐冠苏在中统江苏室的潜伏工作，是整个盐城反特案中最关键的一环。
没有徐冠苏从内部传出的“曾仲明”线索，江华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县领导机关内部安插了奸细。没有徐冠苏提供的密码本，花名册上的代号永远无法翻译成真实姓名。没有徐冠苏持续不断的情报，我方对中统在苏北地区的特务网络始终会是一团迷雾。
但徐冠苏的贡献，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公开的承认。他的潜伏身份，除了盐阜区党委社会部和侦察科的少数几个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传回来的情报，被当作“内线情报”处理，来源保密。
徐冠苏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在最后一次与组织联系时，特意叮嘱周福堂：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余庆当铺的事，不要提他的名字。他说：“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让人记住。”
周福堂答应了。他做到了。
七
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中统江苏室在溃退中解散，部分人员撤往上海，部分人员撤往台湾。
徐冠苏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方的名单上。
有人说他是在中统撤离前被秘密处决的。中统在撤退前对内部进行了一次清洗，凡是怀疑有通共嫌疑的人，一律“处理”。徐冠苏在最后几个月里被多次审查，虽然最终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但他的行动已经受到了严格限制。
也有人说他是在混乱中脱身了，隐姓埋名回到了涟水老家。但涟水当地的档案中，没有找到他回乡的记录。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渡江战役期间被派往江南执行新的潜伏任务，从此与组织失去联系。
无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得到确凿的证实。徐冠苏的下落，成了盐城反特案中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江华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提到徐冠苏时沉默了很久。他说：“那个人，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他在敌人心脏里待了那么长时间，把最重要的情报送出来。没有他，王作成可能到现在都不会被发现。”
八
王作成被处决的那天，盐城是个阴天。
公审大会在县城的一个广场上举行。王作成被押上台时，脸色灰白，低着头，不看台下的人。台下站着几百个群众，有人喊口号，有人扔烂菜叶。
江华站在台下，看着王作成。他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扔东西。他只是看着。
王作成被处决后，江华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他想起了徐冠苏。如果徐冠苏在这里，他会怎么看这件事？
徐冠苏大概会说：王作成是个可怜人，也是个可恨人。他被敌人抓住了把柄，又舍不得那些钱。他一步一步滑下去，到最后自己都停不下来了。
但徐冠苏大概也会说：真正该死的是那些利用王作成的人。那些中统特务，那些在暗处操控一切的人。王作成只不过是他们的一枚棋子。
九
余庆当铺的那条巷子，在1950年代的城市改造中被拆掉了。周福堂搬到了城东的一个居民区，在一栋筒子楼里住了下来。那条板凳他带了过去，放在厨房里，每天择菜的时候坐。
周福堂在1980年代去世。他去世前，把那条板凳留给了他的孙子。他的孙子不知道这条板凳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觉得祖父生前一直很珍惜它，就把它放在了阳台上。
板凳的四条腿，周福堂换过好几次。最后一次换腿是在1978年，他找了一个木匠，用上好的榆木做了四条新腿。木匠问他，这板凳面都旧成这样了，换腿还有什么用？周福堂说：“凳面是旧的，腿是新的，坐着踏实。”
十
盐城县反特案，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报保卫工作中，算不上规模最大的，但它的意义不容忽视。
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国共双方的较量中，情报战线的胜负，往往取决于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一个代号，一本密码，一条线索，就可能改变整个局面。
徐冠苏留给后人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未解之谜。他的下落不明，他的遗骸无踪。但正是这种不完整，让他的形象更加真实。
在那个年代，有许许多多像徐冠苏一样的人。他们在敌人内部潜伏，在黑暗中行走，把情报送出来，把危险留给自己。他们的名字，很多都没有留下来。他们的事迹，很多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余庆当铺的招牌早就摘掉了。那块招牌上“余庆”两个字，取自《周易》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福堂当年选这块招牌，大概只是为了讨个吉利。但他大概没有想到，这间小小的当铺，真的成了一处积善之地。
那块旧招牌被周福堂收在了家里。他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它。招牌已经朽烂了，只剩下半截，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家人不知道这块烂木头有什么用处，就把它扔掉了。
没有人知道，那块招牌见证过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徐冠苏最后一次走进余庆当铺时，心里在想什么。
他可能在想，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他可能在想，周福堂泡的茶很好喝。
他可能在想，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了，他要回到涟水老家，重新当个小学教员。
他可能什么都没有想。他只是走进来，喝了碗茶，说了几句话，然后走进雨里。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盐城人民革命斗争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 江苏省档案馆藏：中统江苏省调查统计局相关档案卷宗。
3. 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办编：《淮安隐蔽战线史料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