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我和高中时期的初恋宗方军一同参军，穿上了绿色军装，并一起被分配到军区司令部服役。
我是女兵，新兵集训结束后被安排到军区通信总站，归直工部直接管理。他则被分配到军区射击场当战士，他们那个单位不归直工部管辖。
入伍后，我了解了军队的规定，明确规定士兵在服役期间不能在当地谈恋爱。因此，我和她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电话进行，但通话频率不高，内容也大多围绕一些具体事务展开，很少闲聊。
宗方军住在城郊的村子里，每月能拿到6块钱的补助。他告诉我，自己每月能省下4到5块，每隔两个月就往家里寄9到10块钱。其他战友花钱买烟的时候，他除了买点信纸、邮票和肥皂，基本不花别的钱。我当时每月有6.75元，比他多7毛5，家里也不指望我寄钱。我想着帮他一把，但他态度很坚决，说什么也不肯接受。
刚加入长途台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在业务学习中。那半年里，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熟悉话务工作上。每天要背下上千个电话号码，还得参加连队组织的条例条令培训。除了本职工作，我还经常被叫去机关食堂帮忙。任务一个接一个，忙得我连宗方军这个人名都想不起来了。
我表现不错，做事踏实又积极，刚下连队就拿到了优秀战士的称号。到了第二年，老兵退伍后，我被提拔为副班长。第三年，我成了长话班的班长。随着班里新兵逐渐成熟，我的工作重心也从接电话值班转向了女兵的管理。
1978年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作为话务班的负责人，我带领全班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通信任务。司令部领导多次称赞我们班战士的专业能力。也是在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排长晋升为副连长后，同年四月，上级直接任命我为新任排长，接替他的职位。
军区射击场位于城市西部的山区，从军区大院出发需要穿过整个市区，出城后还得行驶相当长的一段距离，随后转入一条狭窄的水泥路，继续前行约五六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
在部队的第二年，我随排长去执行任务，意外碰见了在炊事班工作的宗方军。我们一年多没见，彼此都有些尴尬。由于排长在场，我们只是简短地打了个招呼，便各自忙去了。但排长显然注意到了，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问我怎么认识场区的这个战士。我解释说，我们是同乡，一起入伍的。
我在总机工作，跟宗方军碰面的机会不多，但关于他的情况，我还是有所耳闻。
1978年我晋升时，负责射击场的军训部也提交了一批晋升名单。据部办公室的同事说，由于名额有限，男兵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最终公布的士兵晋升名单中，宗方军的名字并未出现，他未能成功晋升。
1979年9月，宗方军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军训部的预备干部名单上。然而，由于部里当时正忙于筹备年底的重大演习，加上部长前往北京参加会议，士兵晋升干部的事宜一直被搁置。到了十月底，当部里终于准备讨论这一问题时，却赶上全军暂停士兵提拔的政策，宗方军的机会彻底落空。
那天，我接到通知去礼堂参加军区机关干部会议。碰巧的是，通信总站和军训部的干部被安排坐在同一区域。会议内容涉及多个文件的学习，首长们分别传达了各总部的指示。由于文件数量较多，会议一直持续到中午才结束。
军训休息期间，我和办公室的刘参谋坐在一起闲聊。他注意到我的口音，话题一转提到了宗方军。我告诉他，我和宗方军不仅是同乡，还是初中同学，并且一起参军。刘参谋听后表示他对宗方军很了解，还提到宗方军晋升的相关手续都是他经办的。
刘参谋提到，你的同乡宗方军在军训部里已经小有名气了。
我一脸疑惑地追问原因，刘参谋这才向我透露了关于宗方军工作的一些内幕，这些情况我之前完全不了解。
宗方军最初在射击场的厨房工作，负责做饭，后来升任为炊事班的负责人。尽管他的主要职责是管理餐饮，但他实际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射击场里能胜任多种任务。
军区射击场主要负责军区机关和下属部队的轻武器射击训练与考核工作。每年这里需要处理大量的接待和后勤保障事务。无论是军区机关人员还是部队成员，一旦进入射击场，首要解决的就是饮食问题。
宗方军在伙食安排上费尽心思，既要满足多数人的日常饮食需求，又要特别关照少数民族战友的口味。他平衡了南方人偏爱米饭和北方人喜好面食的习惯，确保每餐都能让不同地域的官兵满意。每次驻训结束后，炊事班总能收到战士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信，这体现了他们对伙食工作的认可。
这是他分内的工作，圆满完成是理所当然的。
宗方军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他在文体活动方面很有天赋。场区里的干部和战士人数有限，要找一个在文体方面有特长的战士并不容易。然而，宗方军从初中起就对篮球和乒乓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球场上是一名出色的中锋，不仅个人技术出众，还擅长组织篮球比赛，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驻训部队在场区驻扎期间，每到傍晚，他就组织场区的干部战士与驻训部队的官兵进行友谊赛。这些比赛不仅丰富了场区的文化生活，还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提升了士气。场区领导对此非常重视，认为这些活动对整体氛围和团队精神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乒乓球打得相当出色，尤其擅长长弧线球。初中时期，他的这一绝活让我深深着迷，这也是我们之间产生好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抵达靶场后，军区机关的干部们前来参加年度射击测试。每当夜幕降临，他便陪同领导进行乒乓球对练。球台上划出优美的弧线，来回穿梭，引得观众席上掌声不断。
宗方军不仅擅长管理炊事班，还有一手让人意想不到的绝活——精通无线电。他的床头柜里堆满了各种电子零件，简直像个小型维修站。只要场区里谁的收音机坏了，他立马就能搞定。如果不需要换零件，他几分钟就能修好；要是得换零件，他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直奔附近镇上买配件，回来一换，收音机立马恢复正常。这种技术活儿让射击场的官兵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1979年，宗方军已经服役五年，每月津贴只有20元，但他花在修理收音机上的费用每月至少7、8元。
1979年底，军队出台了新政策，暂停士兵直接晋升军官的渠道。这时，他已经服役整整六年，面临退伍的处境。这一现实不仅他自己心知肚明，营区里的其他官兵也都看在眼里。出人意料的是，不少上级领导主动出面，通过各种途径为他争取机会，极力建议保留这位能力出众的士兵。
一些高级军官在前往机关处理事务时，顺道会去军训部或直政部提及宗方军的情况，强调这样的人才若不提拔留用，实在是一大损失。当机关首长亲临训练场视察或处理公务时，也会有领导当面提及宗方军，指出部队的工作确实需要他的才能。
刘参谋提到的这件事，我在日常工作中也有所耳闻。他不仅具备多方面的专业技能，还能随时响应需求，积极主动地为官兵提供帮助。正因如此，许多同志都对他赞赏有加，甚至为他争取支持。
电话里我和宗方军聊起这个事，他居然一脸懵，说压根没找过场区领导帮忙说话。这下我才明白，原来首长们是自发地为他争取机会，想把他留在部队里。
有领导认为，像这样的人才，即便转为志愿兵也难以长期留用，实在有些浪费。他们提议，不如直接提拔为干部，这样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1981年4月，部队恢复了从士兵中选拔干部的政策。同年9月，宗方军被直接提拔为军训部射击场勤务连的排长。
得知宗方军晋升的消息，不仅他自己欣喜若狂，我也同样兴奋不已。在他升职之前，我们的恋情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因为我是干部，而他仍是普通士兵，担心恋爱会影响他的发展。现在，他成为干部后，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交往。周末我可以直接去射击场看他，他也能随时到通信站来找我。
我和他之间那点事，其实话务班的女兵们都看在眼里，只是她们口风紧，从来不多嘴。
公开我和宗方军的关系后，通信总站和其他部门的同事都有些惊讶。不少人直接问我，梁吕文超这么出色的女干部，怎么会和一个在山沟里军区射击场当排长的人谈恋爱。
在公开我们的关系之前，军区机关里不少单身男性，比如参谋、干事、助理员，甚至警卫营的未婚干部，都曾对我表达过好感。但当时我选择视而不见，装作没注意到他们的示好。
其实我和宗方军之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这并不是因为我故作清高。
在县城的中学上学那会儿，有天下课后，我刚出校门，就被几个小混混堵住了，他们想从我这儿弄点零花钱。我兜里就揣着两毛钱，那是家里给的午饭钱。
我反复强调自己身无分文，但那群人依旧不依不饶。其中一人甚至开始翻我的衣袋和背包。我一边拼命反抗，一边大声呼救，试图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就在这个时候，宗方军刚好经过这里。他是我同年级但不同班的同学。看到有人拦路抢劫，他二话不说，从旁边抄起一根木棍就冲了上去。没想到那几个劫匪被激怒了，转而围攻宗方军。他一个人根本打不过那么多人，被打得鼻血直流。幸好有几个成年人经过，把那群混混赶跑了，这才救了宗方军。
从那时起，我对宗方军产生了隐秘的好感。1974年12月，我得知他报名参军，恰巧我们县有招收女兵的名额，我便请舅舅帮忙争取到了一个。没想到，最终我和他一同被分配到军区机关服役。
1983年，我和宗方军正筹划婚事，他却接到调令去了军区警卫营担任排长。那时我是通信总站的副连长，他职位比我低一级，不过这并未妨碍我们继续相处。
1984年，我和他回到家乡举办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妻。那时，我们成了军区机关里为数不多的年轻军人夫妇。
我和老伴儿已经一起生活了四十多个年头，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每每想起年轻时在部队机关当兵的那段日子，心里还是会涌起一股暖意。那些年，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虽然日子过得简单，但感情却越来越深厚。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就像是一杯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道。岁月虽然带走了我们的青春，但那份真挚的感情却一直留在心底，成了我们晚年最珍贵的回忆。
拥有独特才能并全身心投入助人事业的人，往往能在付出中收获幸福。当一个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为他人提供帮助，那种满足感和快乐就会不期而至。
默默奉献、照亮他人前行的善良者，终将得到生活的回馈。那些不计回报、为他人指引方向的人，命运自会给予应有的善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