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两朵云
一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在湖北黄梅县文化馆整理旧档案，翻出一张发脆的油印小报，日期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日，报名叫《挺进报》，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机关报。头版右下角有一则短讯，不到二百字，标题是《捷报：我八大队击落日机一架，敌酋田路朝一毙命》。
我把那则短讯抄了下来。抄到“田路朝一”四个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这个名字我见过，不在中国档案里，是在日本人的一本书上。一九七二年我在武汉外文书店内部柜台翻到过一本日文旧书，叫《陆海军将官人事总览》，里面有一条：“田路朝一，兵库县人，陆士十九期，陆大二十九期，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乘机自汉口赴南京途中，于黄梅上空战死，死后特晋陆军中将。”
两段记录对得上。时间，地点，死法，一字不差。但两条记录之间隔着一条河，河的这边是“击落敌机一架”，河的那边是“乘机赴任途中战死”。同一个人，同一架飞机，同一块天空，两边各说各的，谁也不提那架飞机为什么要飞到黄梅上空。
后来我花了很多年，断断续续地找材料，问人，才慢慢拼出那架飞机掉下来之前和之后的一些事。拼完之后我发现，那个叫田路朝一的日本将军，死得确实有些特别。他不是在阵地上被打死的，也不是在冲锋路上被打死的。他是在飞机上坐着，非要绕一段路，去看看一片跟他这次行程本来毫无关系的山地，然后从天上掉了下来。
跟他前后脚，在东北密山的林子里，还有一个日本中将，叫渡边熊，头一天刚拿到中将军衔，第二天就非要走在队伍最前面，然后被抗联的枪打成了筛子。
两个人，两朵云，都是自己飘到不该飘的地方，然后散了。
二
先说田路朝一。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汉口军用机场，一架九七式运输机加满了油，准备飞南京。机上十二个人，除了机组，都是军官，田路朝一是军衔最高的，少将，第十五师团步兵团长。他刚从武汉开完会，第十三军把两个支队抽去支援第十一军打枣宜会战，后方兵力不够，中国军队又在到处袭扰，防线收缩得厉害，会议开得不太痛快。
按飞行计划，汉口到南京，航线应该走长江北岸，经安庆、芜湖，一路向东。但田路朝一在起飞之后跟飞行员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日军内部的事故调查报告里，措辞很含蓄：“因指挥官欲视察江北警备区域状况，航线临时变更，偏向黄梅方向。”
黄梅在汉口以东，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那一带是鄂皖赣三省交界，山不高，林子密，沟壑多，是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活动的地盘。田路朝一的第十五师团负责南京、芜湖、扬州一带的警备，黄梅不在他的防区里。他去看什么？
日军报告里写的是“视察警备区域状况”。但第十五师团的警备区域根本不覆盖黄梅。一个少将，坐着运输机，带着十一个军官和机组，偏离航线几十公里，飞到别人的防区上去“视察”。这个说法在日军内部也没有多少人当真。
我后来在一份战后编写的联队史里找到了一句更接近实情的话。写那段历史的人大概是田路朝一的老部下，他说田路“素来好奇，每闻前方有战事，辄欲亲临观之”。一九三九年六月，新四军在黄梅一带活动频繁，田路朝一在武汉开会时就听人提过，说那支队伍装备差，但打法刁钻，专挑补给线下手。他大概是想亲眼看一看，这支让日军后方不得安宁的队伍，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坐的是一架运输机，不是侦察机。机上没有照相设备，没有情报军官，只有他和十一个同僚。他把一次例行转场飞行，变成了一次低空观光。九七式运输机飞得不高，黄梅那一带的山头海拔三四百米，飞机从山脊上方掠过的时候，地面上的人能看清机翼上的太阳徽。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八大队当时正在那一带活动。这支部队装备极差，没有高射炮，没有高射机枪，战士们手里多是汉阳造、老套筒，还有不少人是拿着土铳和猎枪的。但黄梅这一带的百姓世代打猎，对空中的东西有一种庄稼人看飞鸟的本能：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飞低，知道它从哪个方向来，知道该往哪儿瞄。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上午，田路朝一的飞机出现在塞老祖山上空。关于那架飞机的高度，中方的回忆文章里说法不一，有的说“低空盘旋”，有的说“掠山而过”。但所有说法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它飞得太低了，低到地面上的步枪和土铳能够得着。
第八大队的战士们后来在战报里写得很简单：“敌机一架，低飞侦察，我部集中火力射击，击中机身，敌机坠于烂泥滩，机上十二人全部毙命。”
“集中火力”四个字，背后是几十条步枪和土铳同时朝天上开火。没有瞄准具，没有提前量计算，靠的是猎户人家传了几代人的手感。子弹打出去，大多数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但总有一两颗，或者三四颗，碰上了飞机的油箱或者管线。九七式运输机没有自封油箱，没有装甲，木头和铝皮的结构在步枪弹面前并不比一只大鸟结实多少。
飞机掉在老祖山烂泥滩上，摔碎了，烧了。田路朝一和机上另外十一个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消息传到南京，第十五师团的人派了一个中队去收尸。黄梅一带的日军也出动了，名义上是“扫荡”，实际上是去抢田路朝一的尸体。新四军第八大队在日军和桂军一七二师的夹击下全军覆没，那一带的老百姓后来提起这件事，说的最多的不是击落飞机的功劳，而是“国军打新四军比打日本人还卖力”。
田路朝一死后当天就被追晋为陆军中将。他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一个在战场上毙命的日军将官，比阿部规秀早了将近三个月。日军大本营对他的死因讳莫如深，公开的说法是“因公殉职”，具体怎么殉的，不写。
三
再说渡边熊。
渡边熊的资料比田路朝一少得多。我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关东军》第一卷里找到一条简短的履历：渡边熊，熊本县人，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晋升陆军中将，任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同年一月二日战死。
一月一日晋升，一月二日战死。中间隔了一天。
第十一师团是关东军的精锐师团，驻屯在黑龙江东安，也就是现在的密山。渡边熊在少将衔上待了很多年，一直没能跨过那道坎。中将的任命下来的时候，他正在密山师团司令部里筹划冬季“讨伐”作战。命令是元旦那天到的，他看了之后什么反应，没有记录。但第二天他的行为，替他做了说明。
一月二日，第十一师团按计划出动“讨伐”队，扫荡抗联第二路军总部。这种规模的行动，师团长通常留在司令部里掌握全局，不需要亲临前线。但渡边熊坚持要跟着队伍一起进山。身边的参谋劝他，他不听。部下拦他，他发火。他说的原话没有留下来，但意思很清楚：我刚当上师团长，第一仗就要亲自带队。
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个刚戴上中将军衔的师团长，在密山零下二三十度的山林里，走在“讨伐”队的最前面。
抗联的伏击部队就在山脊上等着。他们看见日军队伍里有一个穿着呢子大衣、佩着指挥刀的人走在前面，跟周围的士兵明显不一样。枪响之后，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第一个倒下去。
渡边熊被当场击毙。从晋升中将到死在林子里，前后不到三十个小时。
日本军部收到消息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修改死因。公开的死亡通知书上写的是“战病死”，理由是渡边熊在密山期间染上了猩红热，引发了肺炎。这个说法后来被写进了不少日本方面的资料里，一直用到战后。但抗联的战报和日军第十一师团自己的《战斗详报》都写得很清楚：枪伤，当场死亡。
军部为什么要把枪伤改成病亡，理由不难猜。一个师团长，上任第二天就被人打死在树林子里，而且是因为他不听劝阻非要走在队伍最前面，这种事传出去，面子挂不住。追晋也没有给他办，人都已经是中将了，再追也没什么可追的。
渡边熊的死，在日军内部被处理成了一次“意外病故”。他的部下大概也觉得窝囊。一个熬了这么多年才拿到中将衔的人，高兴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把自己送掉了。
四
田路朝一和渡边熊，死法不同，死因的根子上是一回事。
田路朝一不是非死不可。他的飞机从汉口到南京，走正常航线，什么事都不会有。但他偏要拐一个弯，去看看那片跟他没有关系的山地，去看看那支让日军头疼的队伍到底长什么样。他把一次转场飞行变成了观光，把一架运输机变成了侦察机，把十二个人的命系在了一个“好奇”上。
渡边熊也不是非死不可。他可以在司令部里看地图，等战报，让联队长去带队扫荡。一个师团长亲临前线，在日军的战术条令里不是没有先例，但前提是有必要，有掩护，有分寸。他刚拿到中将军衔，兴奋得过了头，把“身先士卒”当成了一种庆祝方式。他把指挥位置让给了敌人枪口。
两个人的死，日军官方都做了遮掩。田路朝一的报告写“视察警备区域”，渡边熊的死亡通知书写“战病死”。遮掩的原因也一样：他们的死，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一支军队可以承认自己的将军被敌人打死，但很难承认自己的将军是因为犯蠢把自己送掉的。
我后来在一本回忆录里看到过一个细节，写的是田路朝一出发那天的情形。书的作者是第十五师团的一个参谋，他说田路上飞机之前，跟送行的人开了句玩笑，说回来之后要写一篇关于“新四军战术”的视察报告。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心情不错。
几个钟头之后，他和那份没来得及写的报告一起，摔在了烂泥滩上。
渡边熊那边，密山的雪地里，抗联战士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指挥刀和一枚刚发下来没几天的新肩章，中将的星星在雪光里亮了一下，然后被扔进了缴获堆里。
五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在黄梅县一个叫挪步园的地方住了半个月。那是田路朝一的飞机掉下来的地方附近，现在是林场，当年是荒山。我在林场职工的带领下找到了烂泥滩的大致位置，现在已经看不出任何飞机的痕迹了，只有一片长得格外密的茅草，比周围的草高出一截。
林场的老职工姓何，六十多岁，他父亲当年是山里的猎户，亲眼看见过那架飞机掉下来。老何转述他父亲的话：“飞机从东边过来，飞得不高，能看见翅膀底下两个红坨坨。山这边枪响了，跟放鞭炮一样，乱糟糟的，飞机冒了烟，歪着掉下去了。”
我问他父亲有没有说过，打枪的都是些什么人。老何说，他父亲只知道是“队伍上的人”，分不清新四军还是国军。那一带三股力量交错，新四军、桂军、日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老百姓只知道谁来了都得躲。
我又问老何，他父亲有没有捡到过飞机上的东西。老何想了想，说他父亲捡过一块飞机皮，铝的，薄得像铁皮，拿回家补了房顶。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那块铝皮被收走扔进了土高炉，化成了一摊认不出形状的疙瘩。
我站在那片茅草丛前面，心想田路朝一如果活到今天，应该九十四岁了。他死的时候五十三岁，在日军将官里不算老，也不算年轻。他有一个妻子，大概还有孩子，住在日本什么地方。他上飞机之前想的是回来写视察报告，没想过那块烂泥滩会是他最后落脚的地方。
渡边熊死在更冷的北方。密山那个地方，一月份零下二三十度，雪封山，林子里的树枝冻得嘎巴响。他的尸体被抬回去的时候大概已经硬了，中将的肩章上沾着雪和血。他上任第一天发的那些命令，不知道有没有人执行完。他的妻子可能在熊本的老家里等着他回去，等来的是一张“战病死”的通知书。
两个人的妻子，大概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之前做了什么。田路朝一的妻子不知道他绕路去看了一片不相干的山，渡边熊的妻子不知道他因为升了官兴奋得非要走在队伍最前面。日军的报告替他们编了一个体面的说法，把“作死”写成了“因公”和“病故”。
六
我在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一直想起我自己的父亲。
我父亲也是军人，不过不是抗战的兵，是解放战争后期入伍的，在四野一个步兵连里当文书。他没打过什么大仗，跟着部队从东北走到广西，一路主要是走路和收编。他活着回来了，在县里当了半辈子小学教师，教语文。他很少讲打仗的事，偶尔喝多了会说一句：“我们连有个兵，过湘江的时候为了捡一双鞋，掉水里淹死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像是在说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我后来琢磨，一双鞋，一条命，这个账怎么算都不划算。那个兵大概也知道不划算，但他还是弯腰去捡了。战场上的人有时候做决定，用的不是脑子，是别的什么东西。田路朝一拐弯去看新四军，渡边熊走在队伍最前面，我父亲那个兵弯腰捡鞋，骨子里是同一类事：人在某种时刻，会做出事后看来毫无道理、当时却觉得非做不可的选择。
区别在于，田路朝一和渡边熊的选择，代价是十二个人和一支军队的面子，而那个捡鞋的兵，代价只是他自己。
七
一九八五年，我在武汉图书馆查到了一份日文旧杂志，一九三九年八月号，叫《偕行社记事》，是日军将校的同人刊物。里面有一篇短文，署名是一个第十五师团的中佐，写的是田路朝一的追悼会。文章不长，结尾有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他写：“田路阁下素好山水，常言军人亦当有风雅之趣。黄梅之山，未知阁下于机上曾一瞥否。”
这位中佐大概知道田路朝一为什么飞到黄梅上空。他没有明说“好奇”两个字，但“好山水”和“风雅之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一个爱看山水的人，坐在一架运输机上，看见底下有一片没见过的山地，就让飞行员拐了个弯。他大概没想过，那片山里藏着几十条枪口。
我后来又查了渡边熊。他的资料实在太少，找不到任何一篇像样的追悼文章。第十一师团的人似乎不太愿意提他。一个上任一天就死掉的师团长，在师团史上是一段不太好写的插曲。密山那个地方后来修了铁路，林子砍了不少，抗联的密营遗址成了纪念地，但渡边熊的名字不在任何一块牌子上。他死在密山，但密山不记得他。
八
一九九九年，我退休了，有时间把那些年攒的材料整理了一遍。我写了一份关于田路朝一和渡边熊死亡经过的考证文章，投给了一家党史研究刊物。编辑回信说，材料很扎实，但主题不太符合刊物的定位，建议我改投军事史类的杂志。我改投了，发了，稿费八百块，请老同事们吃了一顿饭。
文章发出来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一个在日本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他说他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本田路朝一的家集，是田路家后人自己印的，非卖品。家集里收了一封田路朝一从中国寄回去的信，写于一九三八年冬天，信里有一段话：“此地山水颇似故乡但马，然人情迥异。每见路旁弃屋，辄念家中庭院。”
留学生把那封信拍了下来，寄给我。我把照片放大，看了很久。“但马”是兵库县北部的旧国名，山多，冬天冷，跟黄梅的山大概确有几分相似。田路朝一在信里说“人情迥异”，他没有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也许他说的是中国百姓看日本兵的眼神，也许只是泛指。但他提到了“弃屋”和“庭院”，说明他想家了。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他坐在那架运输机上，看见底下黄梅的山，觉得像但马。他让飞行员飞低一点，再看一眼。然后枪响了。
我把那张照片和那篇《偕行社记事》的复印件放在一起，夹在一个牛皮纸袋里。纸袋上写了个标题：“两朵云”。我老伴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两个人，都是自己飘到不该去的地方，然后散了。
九
二〇〇五年，我去了趟日本，住在东京一个朋友家里。办完事之后，我坐新干线去了神户，又从神户坐普通列车往北，到了但马地方的一个小站。站名我记不全了，只记得下车之后满眼都是山，山坡上种着薄薄的梯田，路边的水沟里流着清亮的水。
我在那个小站附近走了两个钟头，看见几栋老房子，木结构的，屋檐很低，门前种着柿子树。我不知道田路朝一的老家具体在哪个村子，也不知道他家还有没有人住在这一带。我只是想看看他信里说的“颇似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
山确实像。黄梅的山也是那样，不高，坡缓，林子里有雾。如果从飞机上看，两边的山脊线大概真的有几分相似。一个日本将军，在异国的天空上看见故乡的影子，让飞机飞低一点。这个念头本身，跟军事、跟政治、跟侵略都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想家的人，看见了一片像家的山水。
但他是侵略者。他指挥的部队在南京、芜湖、扬州一带杀人放火，推行“三光”。他想家的那几分钟，和他下令烧掉一个村子的时候，是同一个人。这两件事同时存在，没法互相抵消。
我站在但马的山路上，抽了一根烟，然后坐火车回了神户。我没有找到田路家的任何人，也没有打算找。
十
渡边熊那边，我一直没有找到类似的东西。他的资料太少了，连一张清楚的照片都没留下。百度百科上他的词条只有短短几行，连出生年份都不确定。他像一个掉进雪地里的墨点，化了，渗了，找不着了。
但我想过一件事。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他在密山师团司令部里接到中将军衔的命令。那天晚上他大概没有睡好。一个在少将衔上熬了那么多年的人，终于拿到了一颗新的星星。他可能在灯下把新肩章看了好几遍，可能在镜子前面比了比。第二天早上他穿上新军装，走出司令部，走进零下二三十度的山林。他想让所有人看见，新师团长不是坐在后面等消息的人。
他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终于当上师团长了”。这个念头，跟田路朝一在飞机上想“这山像我家”一样，都是人最普通不过的念头。区别在于，田路朝一想家的时候飞机在往下掉，渡边熊高兴的时候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十一
我把这两个人的事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前后拖了十几年。我一直没想清楚这篇东西到底要说什么。说他们活该？确实活该。一个侵略军的中将，不管怎么死的，都不值得同情。但“活该”两个字太轻了，它盖住了别的东西。
我想说的是，人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田路朝一在飞机上看见一片像故乡的山，就忘了自己是在侵略别国的天空上。渡边熊拿到一颗新星星，就忘了自己是在一片到处都有枪口的林子里。他们做的那些事，在和平年代叫“好奇”和“高兴”，在战场上叫“找死”。
我父亲那个捡鞋的兵，大概也忘了自己是在过湘江，他眼睛里只有那双鞋。他没死在敌人枪下，死在了自己的一个念头里。
人的念头，有时候比敌人的子弹还准。
十二
二〇一八年，我把那份写了十几年的稿子翻出来，重新誊了一遍。誊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老伴走过来看了一眼，说：“你写这两个日本人干什么？又没人认识他们。”
我想了想，说：“就是因为没人认识他们，才要写。”
田路朝一和渡边熊，一个是兵库县人，一个是熊本县人，一个想看山，一个想显摆新官衔。他们死在中国的土地上，死法说起来有点滑稽，但滑稽底下压着的是那个年代几千万人的命。他们的死改变不了那场战争的性质，也抵消不了他们手上沾的血。但他们的死提醒我一件事：人在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离摔下去就不远了。
田路朝一的飞机掉在烂泥滩上，渡边熊的肩章沾了密山的雪。两朵云散了，底下的山还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