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小眉
20世纪初,盗墓贼从石像躯体上锯掉了两个北宋黄陵石刻文物,从此,它们便在异国的库房里待了许多年,直到2026年10月28日,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虽然只有两个头部,但这却是国家文物局长达多年努力的结果。
永昌陵和永裕陵,在河南巩义一带的田野之间,那里留存着国内规模最大、保存相对完整的北宋皇陵石刻群,神道两侧立着文官、武官、瑞兽、客使,当地有人管它叫“露天石刻博物馆”。
这次回来的两件头像,原本就属于这片石刻群,文官像出自宋太祖的永昌陵,武官像出自宋神宗的永裕陵。
一个守的是北宋开国的第一位皇帝,一个守的是变法年代的那位天子,石头不会说话,但它们站的位置,本身就在讲述一套完整的帝国仪仗秩序。
头像从什么时候离开的,公开报道里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线,可以确认的是,它们后来进入了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的馆藏。
澳方此前公布的馆藏记录写得很清楚,两件文物均来自中国河南省,材质为石灰岩,馆藏记录是一份静态的文件,但它把两件石雕的出身写得明明白白,这也为后来的追索留下了最基础的依据。
真正让事情动起来的,是2025年,国家文物局会同公安部,以及河南省的文物和公安部门,做了一轮调查,形成了证据材料,然后向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请澳方返还这两件文物。
备忘录这个词听起来克制,但在文物追索的流程里,它意味着中方把证据摆到了桌面上,把要求正式提了出来,追索工作从那一刻开始,不再停留在意愿层面。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双方之间的沟通和程序推进并没有全部出现在公开报道中,但结果在2026年10月28日显现了出来。
当地时间下午2时52分,国家文物局在堪培拉接收了这两件头像,仪式在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炜、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馆长尼克·米采维奇都到了现场并致辞,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和联邦艺术部的代表也在场。
返还接收仪式上有一个签约环节,文件的签署把“归还”从表态变成了一项正式完成的动作。
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这次归还不是孤立的一件事,中澳两国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的缔约国,2009年双方还签署了关于文物保护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
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在2021年发布过一份尽职调查和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的政策文件,中方在通报中明确提到,两件文物的回归是在1970年公约框架下,基于2009年的谅解备忘录和澳方美术馆的上述政策最终实现的。
这些文件的名字读起来枯燥,但它们构成了一条可以走通的路,文物追索很少依靠单次交涉,更多时候是在既有的规则框架里,一步一步把证据、要求和程序对接起来。
澳方在仪式上的表态也值得注意,澳方表示,文物返还不仅是实物的移交,更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尊重、责任担当和国际伙伴关系。
这种说法把归还行为放进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话语里,而不是停留在双边关系的客套层面,中方则把这次合作描述为中澳两国共同践行国际公约、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成果。
两边的措辞各有侧重,但指向同一个事实:两件石雕头像的回归,是在一套双方都认可的程序中完成的。
对于巩义的宋陵石刻群来说,两个头像的归来并不能让所有残缺的石像都恢复原貌,那片陵区的地面上至今仍立着1027件石刻,有的完整,有的只剩下身躯,头部的空缺在田野里沉默了很多年。
但文物回归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它能立刻填补多少物理上的空白,一件有明确出土地点、有馆藏记录可查、有官方追索程序可循的文物回到原属国,本身就在为以后类似的事情设定一个可以参照的样本。
这两个石头脑袋在库房里待着的时候,大概不会有人专门为它们驻足,如今它们被放进了返还接收仪式的镜头里,被记录在双方签署的文件中,重新成为一段可以被追溯的历史的一部分。
它们还是石头,石灰岩的质地不会因为跨过一次海洋就变得柔软,但它们站回北宋皇陵的叙事里之后,就不再只是两个没有名字的“头像”了。
它们是一个朝代留在石头上的面孔,也是流失文物追索这件事里,一个可以被清楚讲述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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