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必得:以主动出击狙击美西方“再工业化”——关于巩固中国超级工业科技大国地位的战略建议报告
志在必得:以主动出击狙击美西方“再工业化”——关于巩固中国超级工业科技大国地位的战略建议报告
摘要
本文聚焦当前时期美西方对华遏制打压的总态势,系统分析了美西方同步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的内在逻辑与政策行动。基于中国工业实力的历史性跃升、制度工具箱的系统性建设和关键资源领域的不对称优势,本文提出了以主动出击狙击美西方“再工业化为核心战略方向的综合性建议,并围绕关键资源管控、全球市场争夺、制度体系构建、技术创新驱动和产业链韧性强化五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狙击美西方的“再工业化”是中国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压缩美西方战略优势、巩固中国超级工业科技大国地位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再工业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关键矿产、战略竞争
一、战略态势:美西方对华遏制的宏大叙事与“再工业化”的同步推进
当前中美、中西方关系正处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期。美西方对华战略一言以蔽之:遏制与打压。这一判断并非出自推论,而是美西方统治集团公开宣示的目标,也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自2008年以来,“再工业化”在美国经历了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直至特朗普再次执政的连续推动,成为跨越党派的国家长期战略。奥巴马执政期间最早提出“再工业化”目标并付诸政策实践,此后特朗普政府以“关税战”为核心手段推进该战略,拜登时期则以《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法案构建起法律框架与补贴体系。2025年以来,在美国关税政策刺激下,全球头部企业宣布的在美投资计划逾2万亿美元,其中69%集中在半导体领域。然而,实质进展不如宣传声势——美国制造业设施建设支出在2026年4月降至152亿美元,较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时下降约16%,同期工厂就业岗位减少7.7万个。尽管如此,美国社会对“再工业化”的支持基础依然广泛而稳固。
欧洲同样不甘落后。2026年3月4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工业加速器法案》立法提案,其核心目标是到2035年将欧盟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4年的14.3%提升至20%。该法案重构公共采购规则,在外商投资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关键原材料等战略领域设置投资额与产能占比门槛,构建排他性的“可信伙伴”体系。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纷纷将中国标注为“高风险国家”,全方位阻遏中国前进的脚步。
值得注意的是,美西方虽然在内部存在种种矛盾与摩擦——“狗咬狗”的事情经常发生——但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却始终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源于一个共同的根本性考量:一旦中国能够同美西方平起平坐、并驾齐驱,美西方的全球领导地位就将随之崩溃,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也就荡然无存。因此,对中国的打压与遏制必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脚步而愈演愈烈,也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临近而变得更加激烈。
二、制度抓手:对外投资新规与63项技术清单
2026年6月,中国在制度层面同时推出了两套重大举措,标志着中国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出击的战略升级。
第一,国务院对外投资顶层制度的全面确立。《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共34条,确立了对外投资服务、管理和保护三大制度板块。这部《规定》的突出亮点在于其“双向管控”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明确规定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人员赴外培训等方式向境外转移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更重要的是,《规定》首次建立了投资壁垒调查制度:针对外国国家(地区)对中国投资者采取歧视性措施的行为,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等措施。
这意味着,中国对外投资管理完成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反制的制度升级。从此,中国不仅有能力管控本国技术的外流,还有能力对外国的不公平限制进行系统性反制。
第二,63项战略技术限制清单的系统性提出。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国滨团队领衔完成的《限制出口技术遴选框架及实证研究》,于2026年3月19日首发于《中国科学院院刊》,构建了中方首个相对全面的出口管制技术识别框架,最终遴选出63项具备战略敏感性或全球竞争力的技术,覆盖先进材料、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硬件、能源系统、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工程等领域。研究团队构建的“调研计量-筛选补充-评估分级”(SMSSEV)方法,从必要性、可行性和影响性三个维度系统评估了各技术的战略价值与管制优先级。
63项技术被划分为三个等级:一级(8.5分以上)为“紧迫级”,包括卫星量子保密通信、电磁弹射技术、太阳能电池相关技术、通用小型化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机、稀土废渣尾矿金属回收技术、汽车先进高强钢生产技术等;二级(6.5—8.5分)为“前瞻级”,涵盖石墨炔材料制备技术、紫外深紫外晶体制备技术、超大型海上风电机组技术、空间机器人、北斗三号星间链路自主定轨技术、自由空间光通信等;三级(6.5分以下)为“储备级”,主要为未来可能纳入管制体系的技术。
这两项制度的同步出台绝非偶然。《对外投资规定》从资本端构筑起防范核心技术外溢的制度屏障,63项技术清单则从技术端明确了具体的管控标的——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中国主动出击的“双轮驱动”制度框架。
三、实力基础:中国工业实力的历史性跃升
出口管制工具箱的建立,固然是制度创新的产物,但更根本的前提是中国工业实力的历史性跃升——若无领先全球的核心技术,则管制无从谈起。
从世界工业大国的历史交替来看,这一跃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数据,世界工业领导权在英国、美国、中国之间完成了三次关键更迭:19世纪末美国超越英国,20世纪中叶美国占比达到约40%的历史峰值;进入21世纪,中国制造业占比从2000年的不足5%跃升至2024年的超过45%,完成了对美国的全面超越。
1850年前后英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直到1890年美国取代英国世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到1950年代初,美国一度占世界工业产值的40%多。而在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到了2024年,中国比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工业大国加起来还多,中国一国几乎占全世界的40%多(麦肯锡可能是用购买力平价法换算)。
工业才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硬实力上去了,各方面的能力都会跟着相应提升。
当前中国工业实力的核心指标如下:2025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41.7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34.7万亿元,占全球比重接近30%,自2010年超越美国后已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大类的国家,覆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品类是中国不能制造的。在联合国认定的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超220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在具体产品领域,中国的统治性地位尤为突出:船舶完工量占全球47%,集装箱产量高达全球96%;智能手机占全球67%,光伏组件超过80%,风电装备达70%;新能源汽车产量连续10年全球第一,2025年突破1600万辆,占全球近七成。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约16%,日本约6%,德国约4%,三国相加不足30%,仅与中国相当。
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业不仅大,还在持续向“高”处跃升。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2%,高技术制造业增长9.4%,远超全部规上工业5.9%的平均水平。中间品出口占比从2015年的42%升至46%,表明中国已不仅卖成品,更向全球新兴工厂提供中间品。
这样的大规模、全体系、高水平的工业能力,构成了中国狙击美西方“再工业化”的根本底气。
四、战略方向:以狙击美西方“再工业化”为核心聚焦
当前,美西方一手狙击中国式现代化,一手紧抓“再工业化”,两个进程并肩同步、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有鉴于此,中国遂行战略进攻的焦点应瞄准他们的“再工业化”,以此为核心目标而展开。
这一战略方向的选定基于以下逻辑判断:
第一,工业能力是硬实力的根基。麦肯锡数据揭示的历史周期已经证明,全球制造业领导权的转移,归根结底取决于工业能力的消长。谁在工业上领先,谁就在全球权力格局中占据主导。中国已经在工业规模上实现了对美西方的全面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坐享其成——美西方的“再工业化”正是要逆转这一趋势。
第二,狙击“再工业化”就是狙击遏制的经济基础。美西方的遏制战略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实力之上。一旦中国能够精准打击其“再工业化”的各个环节——从上游原材料供给到中游核心技术研发,再到下游市场占有——美西方的遏制能力就将被从根本上削弱。
第三,美西方的“再工业化”存在结构性脆弱。美国在建厂支出与就业岗位之间出现了明显背离——官宣投资与实际建设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欧洲则面临能源成本高企、供应链不稳定和政策协调困难等多重制约。这些脆弱环节正是中国主动出击的突破口。
综合以上分析,狙击美西方“再工业化”应该成为中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从战略定位来看,它处于“以我为主、主动进攻”的高位,是对美西方遏制战略的正面回应;从力量基础来看,中国已经具备在工业体量、产业链完整度和新兴技术领域同整个美西方相抗衡的实力;从战略意义来看,狙击“再工业化”不仅是维护中国发展利益的需要,更是压缩美西方战略优势、在全球权力格局中塑造新规则的关键路径。
五、具体建议:五大战略路径
(一)控源:严格管控关键战略性原材料
当前中国在全球战略性矿产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以镓为例,中国产量占全球98%,是军工供应链的关键依赖资源。中国对镓、锗、锑、钨、中重稀土等战略矿产已实施出口管制,2025年以来更将管制范围扩大至钨、碲、铋、钼、铟等领域,并将通用动力等12家美企列入管控名单。这些管制措施的核心战略价值在于:美西方即使获得了稀土矿石资源,也无法绕开中国的冶炼加工环节实现自主精炼,从而在根本上把控了现代工业的关键“维生素”。
为进一步强化这一战略优势,建议:
其一,系统梳理全部战略性矿产清单,建立阶梯式管控策略。对那些中国占有绝对优势且美西方需求不可替代的矿产(如镓、锗、中重稀土),实行最严格的出口许可管控;对那些全球供给渠道多元化的矿产,则采取相对灵活的管理策略。
其二,严厉打击战略性矿产走私出口。根据国家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的部署,聚焦伪报瞒报、夹藏走私、“第三国”转口等典型规避手法,强化跨部门、跨区域执法协作,加强内地与港澳海关执法合作。
其三,将关键矿产管控与63项技术清单形成联动。例如,稀土废渣尾矿金属回收技术已被列入一级限制出口技术清单,这是从“开采—冶炼—回收”全链条锁住关键资源的核心安排。建议进一步强化矿产出口管制与技术出口管制的制度衔接,形成“资源+技术”的立体化管控体系。
(二)拓市:全力以赴争夺全球市场空间
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在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加速工业化的背景下,中国与美西方在全球市场的争夺必将走向白热化。
其一,深耕全球南方市场,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循环。中国中间品出口占比已从2015年的42%上升至46%,中国出口结构正从“卖成品”转向“供中间品”,这正是构建以南南合作为基础的产业链循环的关键契机。建议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中国关键零部件、生产装备、工业标准的系统性输出,使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同中国的产业体系深度融合。
其二,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插入“楔子”。中国新能源车企已在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积极建厂,实现就地生产和销售,成功绕过了欧洲的关税壁垒。这是一种“进攻性融入”的战略方式——越是他们想封闭的市场,中国越要设法打进去,以生产代替出口,以本土化消解贸易壁垒。
其三,以“反内卷”优化产业生态,提升全球竞争力。国务院对外投资新规的出台,为规范对外投资秩序、避免内部恶性竞争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应进一步推动光伏、锂电、化工、电动车等行业的制度化“反内卷”,引导市场竞争从“卷价格”向“优价值”转变,以健康的产业生态在全球竞争中构筑质量优势。
(三)立规:构建攻防一体的制度体系
63项技术清单的提出,《对外投资规定》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正在系统性构建攻防一体的制度框架。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系统化、精细化和动态化。
其一,将63项技术清单进一步精细化、实操化。目前的63项技术清单更多是学术研究层面的探索成果,建议加快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出口管制目录,逐一明确每项技术的管制参数——如出口许可标准、技术参数门槛、目的地限制条件等,使学术成果尽快转化为政策工具。
其二,加快推动形成涵盖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的“四位一体”管控体系。技术管控方面,以63项清单为框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资本管控方面,以《对外投资规定》为依托加强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人才管控方面,针对科技人才跨国流动建立相应制度安排;数据管控方面,结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规定,防范核心技术数据和工艺秘密外泄。
其三,以制度“组合拳”在全球科技治理中争夺规则制定权。中国不仅要在现有国际规则框架内博弈,更应主动创设新规则、新机制。例如,出口管制领域可以探索建立“中国出口管制白名单”制度,为中国技术向友好国家输出开辟“安全通道”,同时为技术封锁美国及其盟友提供合法依据。
(四)砺剑:加速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出口管制的根本前提是:被限制的技术必须是自己掌握的。中国在量子通信、电磁弹射、新能源等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是63项技术清单得以提出的根本基础。但要保持这一管制的有效性,中国必须持续加速核心技术突破,在更多领域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其一,制定“卡别人脖子”技术的专项攻关清单。以63项技术清单为牵引,对那些列入一级管制的核心技术(如卫星量子保密通信、电磁弹射、小型化AI边缘计算等),设立国家专项持续投入研发,保持在同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其二,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升级。在类脑计算、先进材料、绿色能源、生物技术等战略性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力争在更多“未来赛道”上实现领跑,为下一阶段的技术管制储备新的“弹药”。
其三,处理好技术封锁与技术开放的关系。无差别的全面封锁既不可行,也不明智。应建立分级分类管制体系:对美西方等战略竞争对手从严管控,对全球南方等友好国家适度开放,以开放换市场、以合作促共赢,实现技术红利与地缘政治目标的双重最大化。
(五)固链: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完整的工业体系——覆盖联合国所有工业大类——是中国工业实力的根本优势。但要保持这一优势,中国必须持续增强产业链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的韧性。
其一,推动制造业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从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两个方面重点突围,将中西部地区的要素成本优势与东部地区的产业配套优势有机结合,构建起“国内大循环”的主骨架。
其二,构建多元化的资源供应网络。虽然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环节具有绝对优势,但矿产资源的来源渠道仍需多元化。建议加快“一带一路”沿线矿业投资布局,建立自主可控的跨境资源供应链。
其三,以对外投资新规为契机优化海外布局。《对外投资规定》明确支持投资者“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建议以此为契机,引导中国企业通过“抱团出海”,在重点国别市场打造中国产业园区、中国供应链基地,将“中国制造”的系统性优势输出至海外,同时防范单一市场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
六、综上所述:以“进攻性防御”巩固历史性工业科技大国地位
回到麦肯锡那个引人深思的历史折线图:工业领导权在三个世纪里依次从中国转移到英国、又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再从美国转移到中国。275年的工业文明史清晰地揭示了一条铁律——谁掌握了世界最强大的工业体系,谁就掌握了主导全球秩序的底层能力。
今天,中国已经回到了历史应该赋予的位置。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约30%,工业产能覆盖全球最全,在新能源、动力电池、轨道交通、量子通信等众多关键领域实现全球领跑。这是中国在麦肯锡数据所描绘的275年历史画卷中,再次登顶世界工业大国最高位的有力证明。
然而,历史高位并非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美西方的“再工业化”正在多维度展开,其政策力度之强、持续时间之久、法律工具之完备,都是前所未有的。面对这一态势,中国不能固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防御姿态,而应主动出击、战略进攻,把狙击美西方的“再工业化”作为中国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从来“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美西方统治集团,中国所应奉行的,乃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63项技术限制清单到《对外投资规定》的制度升级,从关键矿产的精准管控到全球市场的主动争夺——中国的反制工具箱正日益丰富和完善,中国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具备还手的能力和底气。
把对手打狠,打掉他们狂妄自大的心理,才能有效地压缩美西方的优势,才能令他们不敢同中国彻底摊牌。在中国工业实力已达到同整个美西方相抗衡的今天,没有什么比战略性狙击对手的“再工业化”更能彰显决心、打痛对方、赢得尊重。世界工业大国地位起落,中国再回世界最高位,绝不是侥幸,而应成为不可动摇的历史必然。
参考文献
[1]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1750-2024年全球制造业产出占比数据.
[2] 范国滨,彭现科等.限制出口技术遴选框架及实证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6年第3期.
[3]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2026年4月17日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通过.
[4] 欧盟委员会.工业加速器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2026年3月4日.
[5] 国家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打击战略矿产走私出口专项行动部署. 2025年5月9日.
[6] 商务部海关总署. 关于对钨、碲、铋、钼、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2025年第10号公告). 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