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男子求助称，16岁的女儿四年前遭车祸，醒来后再没说过话，四肢瘫痪，只有两只小拇指能动，鉴定为肢体一级、精神二级残疾，家里全靠男子跑网约车和低保过活。有一天，女儿用平板听邓紫棋的歌，不知怎么戳进购票页面，稀里糊涂花掉2000多块，那是爷爷奶奶存下的应急钱，也是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男子发现后急得掉泪，孩子连床都下不了，怎么可能去看台北的演唱会？找平台退票，客服只回一句：售出不退，除非法院开无民事行为能力证明。可是，男子一家哪里懂怎么开这种证明？
 
有位欧阳先生，四十出头，原本有个虽不富裕但也算安稳的家。四年前，这一切被一场车祸碾得粉碎。
 
那天，他12岁的女儿欣欣放学路上被一辆货车带倒，孩子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抢救了很多天，命是保住了，可醒来后，不会说话，四肢动弹不得，连最基本的抬头、翻身都做不到。
 
医生说，这是严重的颅脑损伤造成的。
 
四年间，欧阳先生带着女儿跑遍了能跑的医院，康复治疗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妻子因为承受不住打击，身体也垮了，得了病，没法再工作。
 
一家三口，现在就靠欧阳先生一个人跑网约车挣钱，社区给办了低保，但一个月那点钱，交完房租就所剩无几了。
 
欣欣今年16岁了，经过司法鉴定，她被认定为肢体一级残疾、精神二级残疾，护理依赖程度是“完全护理依赖”。
 
她全身唯一能自主活动的，只有两只手的小拇指。
 
欧阳先生给女儿准备了一个平板电脑，架在床前，让欣欣能用小拇指点点戳戳，算是唯一的消遣。
 
小姑娘以前就喜欢听邓紫棋的歌，平板里存了不少她的歌，无聊的时候放一放，偶尔脸上会有一点表情。
 
3月30日下午五点多，欧阳先生刚跑完一单，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女儿的微信支付记录，这一看，心里咯噔一下：一笔2000多块的支出，收款方叫“摩天轮”票务平台。
 
他赶紧点进去看详情，发现女儿买了一张邓紫棋的演唱会门票，地点在台北，时间是4月9日。
 
欧阳先生后来回忆，估计是平板屏幕上弹出了演唱会的广告推送，欣欣看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用小拇指稀里糊涂点了进去，又不知道怎么就完成了支付。
 
卡里的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点一点存进去的，给孩子应急用的，平时根本不舍得动。
 
他马上联系了“摩天轮”平台的客服，把女儿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女儿根本不可能去看什么演唱会，更别说还是在台北。
 
他恳求平台能不能特殊处理一下，把票退了。
 
客服的回复冷冰冰的：按照平台规则，演唱会门票售出概不退换。除非欧阳先生能提供法院出具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证明，并且证明这票确实是欣欣本人操作的，才能考虑退票。
 
欧阳先生当时就急了。他说：“我去哪里开这种证明？她买票的时候我压根不知道，要是我当时能看到她操作，我肯定第一时间就拦下来了。这不是为难人吗？”
 
后来有记者介入了，客服说已经记录在案，会向上汇报，后续给反馈。
 
目前，未报到有收到任何回复。
 
有位网友说，平台这不是欺负人吗？一个瘫痪在床的孩子，连翻身都要人帮，她能去看演唱会？两千块钱对人家是活命钱，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啊。
 
也有网友比较较真，话也不能这么说，平台有平台的规矩，演唱会门票确实特殊，退来退去容易乱。
 
那么，从法律角度，欣欣的情况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本案中，欣欣年龄为16周岁，她同时4年前因车祸造成严重颅脑损伤，醒来后无法说话、四肢瘫痪。经司法鉴定，被认定为肢体一级残疾和精神二级残疾。等等。
 
现有证据无法判断欣欣已经丧失了辨识能力，在没有法院特别程序宣告之前，法律上默认推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具体到本案，欣欣16岁，但因车祸和认知障碍，其实际智力、认知能力远低于同龄人，且购买的演唱会门票高达2000余元，而家庭为低保家庭，月生活费仅2000元左右。
 
不难判断，欣欣购买演唱会门票明显不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因此，该行为属于效力待定，必须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父亲欧阳先生的同意或追认。
 
然而，欧阳先生发现后立即要求退票，明确表示不同意该购买行为，这意味着购买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所以，平台应当返还票款，欣欣应当返还门票或作废处理。
 
相反，票务平台主张按照平台规则，已售出门票无法退款。该规则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霸王条款，限制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不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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