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国足球转会市场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大王涛以66万元的价格，从八一队转会北京国安——这是1996年的国内转会标王。
而这场转会，也揭开了中国足球转会市场“野蛮生长”的序幕。仅仅一年后，中国足协出台了饱受诟病的“摘牌制”。
自由转会的“简单时代”1996年的自由转会很简单——不需要正规的经纪人，也不需要正规合同，就是对方教练看中你和你谈一下，即达成转会。
黎兵回忆说：“我能转会宏远，就是陈亦明亲自跑到北京与我聊了三天达成的协议。”
1995年，黎兵以64万元从辽宁转会广东宏远，成为国内足球转会第一人。
1996年，大王涛以66万元的价格从八一转会北京国安——这一年的转会标王。
1997年，高洪波以120万元由北京国安转到广州松日，成为了当时的大新闻。
大王涛：国安的“不合拍”标王1996赛季前，国安花费了当年国内转会的“天价”——66万元，拿下了国脚大王涛。
大王涛出身于著名的足球传统校东北路小学，后来被选入八一队。1994年中国足球的首届职业联赛中，大王涛以军人身份返回家乡大连，帮助大连万达拿到了联赛冠军。1995年，大王涛又回到八一队，在那一年他在20场比赛中打入5球，在前腰位置表现出色。
加盟国安之后，由于当年老国脚魏克兴从东瀛归来，加上球队的队长曹限东，国安在中场囤积了魏克兴、曹限东和大王涛三名国脚级的中场，再加上具备国脚实力的胡建平和国奥适龄球员周宁、邓乐军，国安的中场堪称豪华。
但大王涛加盟国安之后的表现却并不理想。作为当年的“标王”，他迟迟找不到感觉，与国安的进攻节奏始终无法合拍。
实事求是地说，大王涛的个人技术和意识确实是国内的佼佼者，从特点来说，他也是能够跟当年国安“小快灵”相契合的中场。但问题是：国安的中场已经有了曹限东，魏克兴和胡建平也是技术、意识型球员——三个和尚没水吃，大王涛跟国安的进攻节奏并不合拍。
但标王的价值，在杯赛中兑现1996年足协杯半决赛，国安遭遇鼎盛时期的大连万达。
全年都与国安“不合拍”的标王大王涛，一人独中两元，淘汰了当年不可一世的王者之师，为国安挺进决赛铺平了道路。
最终，国安在决赛中4比1击败济南泰山将军，历史上第一次捧起足协杯冠军奖杯——这也是北京国安职业化以来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大王涛用这座奖杯，证明了自己66万元身价的价值。
摘牌制：开倒车的制度1996年的自由转会，虽然简单，但也暴露出问题。
当时的转会市场还不是很活跃，但已经有人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对应的政策出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将会成为那些“有钱人”俱乐部的天下。
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底，中国足协出台了新的转会细则，明确规定自1998年起，球员只有提出转会要求的权利，而没有选择俱乐部的权利，转会球员的去向由中国足协根据要人俱乐部的联赛名次及转出球员予以指定。
这就是所谓的“摘牌制”。
据多家媒体记载，摘牌由各俱乐部按顺序进行，轮到当前顺位的俱乐部可以从所有当前挂牌球员中任意选择，无须事先与球员或原俱乐部商议。
“拉郎配”的荒诞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是很多上榜球员被不喜欢的球队“截和”，造就了不少“拉郎配”。
无奈之下，中国足协又效仿NBA联赛推出了“倒摘牌制”——由上赛季成绩最差的球队先行摘牌，依次轮替。
齐鲁晚报在2014年的回顾文章中，直接将摘牌制称为“开倒车的‘摘牌制’”。
摘牌制的出台，是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一次重要的制度探索，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1996：转会元年的意义1996年的大王涛转会，标志着中国足球转会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1995年黎兵64万转会宏远，到1996年大王涛66万转会国安，再到1997年高洪波120万转会松日——球员身价在两年内接近翻倍。
转会市场的野蛮生长，既带来了球员流动性的提升，也催生了后来饱受诟病的“摘牌制”。
1996年，是自由转会的“黄金一年”。此后，中国足球的转会市场，再也没回到过这种简单而纯粹的状态。
尾声1996年，大王涛以66万元从八一转会北京国安。
这是一个“不合拍”的标王——联赛中表现挣扎，却在足协杯半决赛对万达梅开二度，帮助国安拿下职业化首冠。
而1996年，也是自由转会的最后一年。1997年底“摘牌制”的出台，让球员失去了选择俱乐部的权利，造就了无数“拉郎配”的荒诞故事。
1996年的66万标王，是中国足球转会市场野蛮生长的起点，也是自由转会黄金时代的绝唱。
从这一年起，中国足球的转会市场，走上了另一条路。那条路上，有天价转会费，有摘牌制的荒诞，有归化球员的争议，也有留洋球员的荣耀。
但1996年那个花了66万元却与国安“不合拍”的标王大王涛，用一座足协杯冠军，为中国足球转会元年，写下了最戏剧性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