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上海稀世玉石被盗案：归国华侨将三百年前国宝藏于家中被盗，亲侄子、老邻居、劳改犯……谁是凶手......

01 传世国宝，深宅失窃

要说这天底下奇珍异宝，大多都跟帝王将相脱不了干系。

这故事里要讲的这块石头，来头可就更大了，得从三百多年前，南明那位颠沛流离的末代皇帝永历帝朱由榔说起。

据野史杂闻里传，这位爷在逃亡缅甸的路上，眼瞅着江山是彻底没指望了，可皇帝的谱儿还不能丢。

一块预备着将来刻传国玉玺的上好灯明石，就在那兵荒马乱之际，不知怎么就流落到了民间，从此成了江湖传说中的一件奇物。

时光轮转，就到了公元1966年的夏天。

这一年，上海滩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6月20号这天，市公安局卢湾分局淮海中路派出所的值班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带着些许南洋口音、焦急万分的声音。

报案人自称顾训实，是个刚从海外归国定居没几年的老华侨，家住辖区内的顾家宅。

他说家里遭了贼，一辈子当眼珠子护着的祖传宝贝，连带着些金银细软，一晚上全没了影。

在那个特殊的年头，“华侨”这个身份就够敏感的了，更别提什么“祖传宝贝”。

这四个字往那一摆，十有八九就得跟“四旧”挂上钩。

派出所的同志一听，头都大了，这案子接还是不接？

怎么查？

查出来又该怎么算？

可老百姓报了案，你不能不管。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说起这块“宝贝”，就不能不提顾训实他爹，顾诲生老先生。

那还是在1920年，民国九年的一个阴雨绵绵的晚上，年近花甲的顾诲生把长子顾训实叫到跟前，神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

老爷子没多说话，只是默默地从书案上捧起一个长方形的锦盒。

打开锦盒，里面还躺着一个紫檀木的盒子，四角用白铜包边，看着就古朴厚重。

更奇的是，这木盒上竟然还装着一把小巧的密码锁。

顾诲生拨弄了几下铜制的转轮，只听“咔哒”一声轻响，盒盖应声而开。

盒子内外都衬着上好的明黄色丝缎，正中央的凹槽里，静静地躺着一块石头。

这石头约莫两寸见方，两寸半高，通体温润，色如熟透的白果，在灯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晕。

顾诲生对儿子缓缓道出这石头的来历。

这东西，可不是一般的玉石，它关乎着三百年前大明朝最后的国祚。

当年明亡之后，桂王朱由榔在南边登基，改元永历，成了南明最后一任皇帝。

可这位永历爷的龙椅坐得是真窝囊，从头到尾都在逃难，从肇庆到广西，再到云南，最后被吴三桂撵进了缅甸。

皇帝再落魄，玉玺总得有吧？

可仓促之间哪找得到合适的材料和工匠，只能先用块木头疙瘩刻个印章凑合。

后来到了云南，总算有人献上了这块美玉，就是眼前的这块灯明石。

可朝不保夕的，哪还有心思刻什么玉玺。

最后，永历帝被缅甸人出卖，献给了吴三桂，在昆明篦子坡被弓弦活活勒死，大明朝这才算是彻底画上了句号。

而这块本该成为玉玺的石头，在押解途中被永历帝用来行贿，从此流落海外，几经辗转，最终落到了在南洋打拼的顾诲生手里。

“这块灯明石，以后就是我顾家的传家宝。”

顾诲生郑重地对儿子说，“我已在上海老家顾家宅置地建房，打算叶落归根。这宝贝，将来就由你继承。你得记牢了，传子不传女，子多则传长子。万一后世无子，再传给侄子。切记，切记！”

老爷子的算盘打得挺好，可天不遂人愿。

上海的房子刚盖好，他人还没动身，就突发脑中风，撒手人寰。

顾训实办完丧事，便将这块灯明石连同父亲的遗愿一同秘藏起来，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到了1956年的春天，年届六旬的顾训实也动了叶落归根的念头，带着这件传家宝，经由香港回到了上海。

入关的时候，他对这块石头的来历含糊其辞，只在申报单上写了“祖传缅甸玉”几个字。

谁承想，就这几个字，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原来，那天给他办入境手续的是个刚从海关学校毕业的“愣头青”，业务不熟，稀里糊涂就放行了。

事后，他师父——一位经验老到的老关员回来翻看工作记录，一眼就瞧出了问题。

老关员给徒弟上课说，缅甸玉，也就是翡翠，那都是硬玉，讲究的是随形就势，物尽其用，没人会把它切成这么四四方方一块准备刻印章的料子。

能做印章料的，多半是青田、寿山之类的软玉。

这申报不符，往小了说是工作疏忽，往大了说，可就涉嫌走私了。

这事儿上报上去，领导也觉得得弄清楚。

考虑到顾训实的华侨身份，于是海关就联系了华侨事务处，三方一同上门。

而顾训实他自己也搞不清这石头到底算什么玉，一听有官方的专家给免费鉴定一下，岂不更好？

他当即点头同意，但提了个要求：玉石到哪儿，他人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

一行人当即驱车前往当时还在南京西路原跑马总会旧址的上海博物馆。

也合该有事，那天馆里和市文物委员会的专家们正好凑在一块儿开例行的学术交流会，一帮业界大腕儿都在。

这块石头一送过去，好比在平静的池塘里扔了块巨石，顿时炸开了锅。

十几位老专家围着这块石头，又是打光，又是用放大镜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最后，结论出来了：这玩意儿哪是什么缅甸玉，而是青田石中的极品——“灯光冻”！

所谓“灯光冻”，又叫灯明石，微黄，质地半透明，在灯光照射下，灿若灯辉，光华内蕴。

至于顾家代代相传的那个关于永历帝的说法，专家们也认为可信度极高，因为明朝皇帝的玉玺，用的几乎都是青田石。

那么，这块石头到底值多少钱呢？

在场的专家，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直摇头，十几位专家讨论了半天，给出的官方说法是：无法认定其价值。

这下，海关那两位同志可不敢让顾训实把石头再拿回家了。

三方协商半天，最后达成一个折中方案：石头暂时存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保管箱，三方共同持有钥匙，必须三方同时到场才能开箱取物。

经此一事，顾训实算是彻底明白了这块石头的分量。

放在银行保管箱里，总比搁家里安全。

这一放，就是整整八年。

直到1964年，银行突然一纸通知，说要停止个人保管箱业务，限期半月内取走寄存物品，逾期按无主财产处理。

顾训实只好又联系海关和侨务处，三方到场，把这块烫手的山芋取回了家。

怎么藏呢？

老两口为此愁得三天没睡好觉。

最后，顾训实想出了一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法子——就藏在每天人来人往的客厅里，八仙桌底下。他算准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是个技术活儿。

老两口跟燕子衔泥似的，今天去这个区的五金店买把小榔头，明天去那个区的杂货店买点糯米粉，生怕引人注意。

工具和材料备齐后，趁着一个深夜，老两口撬开八仙桌底下的一块方砖，往下挖了个尺半深的洞。

洞底铺上砖头，垫上油毛毡，撒上厚厚的生石灰防潮。

那只紫檀木盒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放进去，上面再覆上塑料纸、碎砖石，抹上细泥，最后才把那块大方砖原封不动地盖回去。

砖缝用糯米和着石灰细细地抹平，晾干之后，看上去跟周围的地面毫无二致。

整个工程干了整整一夜，累得老两口腰都直不起来。

他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固若金汤。

谁曾想，两年后的今天，1966年6月20日，当顾训实夫妇兴冲冲地从苏州访友归来，推开家门时，看到的却是让他们肝胆俱裂的一幕。

虚掩的院门，被撬坏的门锁，楼上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卧室……这些都还不是最致命的。

当顾训实的目光投向客厅那张熟悉的八仙桌时，他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八仙桌被挪开了，桌下的地面上，赫然一个黑黢黢的洞口，旁边堆着一堆挖出来的碎砖和泥土。那块被他们夫妇俩耗费了无数心血伪装起来的方砖，孤零零地躺在一边。

地穴被精准地挖开了，那块承载着家族两代人秘密与荣光、牵系着三百年前一段末代皇朝悲歌的稀世国宝——灯明石，不翼而飞！

02 蛛丝马迹，勘查无果

淮海中路派出所的电话，一层层打上去，很快就摆在了市局领导的案头。

案情汇报不长，但每一个字眼都透着棘手。

1966年的上海，这案子偏偏就踩在了风口浪尖上。

失主，是“华侨”，一个在当时政治光谱上成分复杂、需要小心对待的群体。

失物，是“传家宝”，一块跟“南明末代皇帝”挂上钩的玉石，这不就是板上钉钉的“四旧”吗？

这要是传出去，一张大字报贴到公安局门口，那乐子可就大了。

可反过来说，这案子也不能不办。

如此价值连城的宝物失窃，本身就是对上海治安的重大挑衅，是刑事大案。

办，还是不办，成了一道难题。

市局领导反复权衡，最后拍了板：案子要查，但得换个查法，不能大张旗鼓。

一个由市局和分局精干力量组成的联合专案组，连夜成立。

专案组的人选，成了关键中的关键。

既要业务能力顶尖，又得政治上绝对可靠，还得是个能镇得住场面的老江湖。

就在这时，一个人选浮现在领导们的脑海里——柯传珠。

柯传珠，四十出头，江苏省公安厅调来上海不久的刑侦科长，新四军出身，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老侦查员。

人还没正式安排岗位，暂时在局里待命。

让他来挂帅，有几个好处。

一，他业务精湛，在江苏时就以侦破大要案闻名，人称“柯神算”。

二，他刚来上海，人际关系简单，没有那么多盘根错节的顾虑，可以放开手脚干。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老柯这个人，沉稳如山，再复杂的局面他都能稳住。

命令很快下达到柯传珠手上。

半小时后，柯传珠和六名从市局、分局抽调来的刑警，风驰电掣地赶到了顾家宅。

现场已经被淮海中路派出所的民警用警戒线保护了起来。

柯传珠跳下车，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树荫下两张藤椅上的顾训实夫妇。柯传珠走上前，开门见山的说道：“顾先生，放心，我们是市局专案组的。从现在开始，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

柯传杜没有再和他们交谈，而是转向负责保护现场的派出所民警小孙，简单询问了基本情况。

随后，他一挥手，带着副组长石上松和几名侦查员，迈步走向那座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的两层小楼。

跨过那道被撬坏的门槛，柯传珠开始扫视这间不大的客堂。

他的侦查，从这一刻，正式开始。

柯传珠没有急着去看那个扎眼的地洞，而是先从门框开始，一寸寸地扫过墙壁、地砖、家具，最后才落到那个被翻开的盗洞上。

现场勘查员们戴上手套和鞋套，开始忙碌起来。各种瓶瓶罐罐和刷子在他们手中上下翻飞，试图从这片被“清洗”过的现场榨出哪怕一丁点有用的痕迹。

然而，结果却令人沮丧。

“柯组长，情况不妙。”

副组长石上松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刑侦，此刻却眉头紧锁，“这贼是个行家中的行家。”

门锁是被专业工具撬开的，手法干净利落，几乎没有留下多余的划痕。

案犯进屋后，所到之处，都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无论是门把手、窗台，还是被翻动过的抽屉，都找不到半个指纹。

更绝的是，连挖洞时垫在地上的油毛毡和塑料纸，这种最容易留下痕迹的东西，都被案犯随手带走了。

现场只剩下那堆从地洞里挖出来的建筑垃圾，和那个黑洞。

以1966年的刑侦技术水平，想在这种现场找到有价值的生物痕迹，几乎是天方夜谭。

“顾先生，这个密窟，除了你们二位，还有谁知道？”柯传珠问道。

“没了，绝对没了！”顾训实连连摆手。

许春莲老太太抹着眼泪补充道，“当时弄这个这个密窟，我们花了十几天，才把东西一样样凑齐。连我们自己的侄子侄媳妇，都不知道我们在忙活什么。”

施工那天晚上，他们更是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每一个动作都轻拿轻放，挖土的声音用棉被捂着。

老两口深信，他们的保密工作已经做到了极致，这个秘密，只烂在他们两个人的肚子里。

柯传珠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他相信老两口说的是实话，但这反而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如果无人知晓，那案犯是如何能如此精准地直奔主题，一挖就准的？

顾训实夫妇是6月12号去的苏州，今天才回来，中间八天家里没人。

那么，窃贼是在哪一晚动手的呢？

这个对手，不好对付。

现场勘查，至此可以说是颗粒无收。

03 亲侄蒙冤，不在场证

现场勘查的路子走到头，专案组的侦查思路，自然而然地拐了个弯。

俗话说，家贼难防。

一个对作案目标如此精准，对现场环境如此熟悉的窃贼，如果不是内部人，那也必然是跟内部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柯传珠在案情分析会上，将目光投向了顾训实的亲侄子——顾谦一，也是这栋宅子里除了老两口之外唯一的常住人口。

从情理上讲，他是顾训实最信任的晚辈。

按照老爷子顾诲生定下的“传子不传女，子多则传长子”的规矩，顾训实膝下无子，这份家产，包括那块神秘的灯明石，理论上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他这个侄子。

这位顾谦一，1956年，他在上海交大读大三那年，莫名其妙地被牵扯进一桩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案”，顾谦一就这样被捕入狱，判了七年。

他在狱中始终不认罪，每周一封申诉信，雷打不动。

两年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刑事裁定书寄到他服刑的北新泾第七劳改队，称“证据不足，应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本以为是重见天日，可现实远比想象的更骨感。

劳改队联系交大，希望学校能接收他回去继续完成学业，却被校方婉言拒绝。

当年的冤案，学校保卫科也是“功不可没”，如今让他回去，岂不是天天在校园里竖着一块“冤假错案”的活招牌？

校方找了个由头，说根据顾谦一当年的言行，放到现在是妥妥的“极右”分子，他一回来就得被划成右派送去劳改，刑期只怕比七年还长。

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劳改队的人听明白了。

顾谦一回不去学校，回到社会上又因为这段“历史问题”找不到工作，最终只能以“工人”身份，留在了他本该接受改造的劳改队技术科。

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这段经历，足以让任何一个人的性格变得扭曲。

会不会因为经济拮据，对自己这位富有的华侨伯父心生歹念？

当刑警找到顾谦一和他的妻子郑文珍时，夫妻俩的脸上都带着一丝坦然和无奈。

顾谦一的语气很平静，甚至有些超脱，“警察同志，我们理解你们的工作。但是6月19号那天晚上的事，我们确实不在家。”

根据顾谦一夫妇的陈述，案发当天，也就是星期天，他们应顾谦一在劳改队的同事李开福的邀请，前往青浦城厢镇做客。

居委会的刘阿姨和王阿姨可以作证。

原来，19号早上八点多，就在顾谦一夫妇拎着礼品从顾家宅子准备出门的时候，这两位阿姨正好上门进行每周一次的卫生检查。

“我记得清清楚楚，”王阿姨对刑警说，“他们家卫生一向搞得好，我们还给门上贴了张‘最佳清洁户’的红纸条。当时我还往客堂里瞅了一眼，那地砖铺得平平整整，干净得能照出人影来，绝对没有被人挖过的痕迹。”

这条证词，不仅证实了顾谦一夫妇确实是在19号早上离开的，更重要的是，它将作案时间精准地锁定在了6月19日夜间。

而那个时间段，顾谦一夫妇远在几十公里外的青浦，并有人证。

嫌疑最大的内部人员，却拥有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顾训实得知这个消息后，神情复杂，既有侄子洗脱嫌疑的欣慰，又有案件线索中断的失落。

04 劳改疑云，调虎离山

顾谦一这条线索断了，案子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专案组在卢湾分局驻地，连夜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既然内部作案的可能性暂时排除了，那这个秘密，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柯传珠用手指敲了敲黑板说道。

一块藏在地下深处的石头，窃贼能像开了天眼一样精准定位。

这说明，窃贼必然是通过某种渠道，事先获知了灯明石的存在及其藏匿地点。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见财起意”，而是一场目标明确、计划周密的“精准盗窃”。

会议最终确定了一个核心的调查方向：追根溯源，对所有可能接触到“灯明石”信息的人员，进行一次彻底的、地毯式的排查。

专案组兵分四路，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调查工作。

第一路，直奔上海海关。十年前经手此事的那两位关员，一位已经升任股长，另一位则调到了市物资局当科长。刑警分别找到他们，一提起十年前那块“灯光冻”，两人都记忆犹新。面对刑警的询问，他们拍着胸脯保证，保密是纪律，是饭碗，这种事关华侨政策和稀世珍宝的大事，他们烂在肚子里也不可能跟外人说半个字。

第二路，去了市人委华侨事务处。当年陪同顾训实去博物馆的那位干部，十年过去，职位没动，依然是个普通科员。他的回答和海关那两位如出一辙，坚称自己守口如瓶。

第三路，上海博物馆。当年参与鉴定的十三位文博专家，是除了顾家人和少数几位干部之外，唯一见过灯明石真容的群体。十年过去，已有五位老专家作古。剩下的八位，五位在上海，三位分别在北京、南京和天津。

对本地的专家，刑警逐一登门拜访；对外地的，则通过当地公安协助，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老专家虽然对那块“灯光冻”印象深刻，但毕竟都是见惯了奇珍异宝的人，心态平和。

他们都承认，当初确实被要求签了保密协议，这是行规，他们自然会遵守。

一圈调查下来，所有可能从外部泄露信息的环节，都被一一堵死。

海关、侨委、博物馆……这些看似最有可能泄密的源头，经过严格排查，都证明是清白的。

那么，问题又绕回来了。

既然外部没有泄密的可能，那唯一的解释就是——秘密，还是从顾家内部漏出去的。

只是，这一次，怀疑的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顾谦一了。

外部线索山重水复，案情分析会再次召开。

这一次，副组长石上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把大家的思路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老柯，同志们，”石上松掐灭了手里的烟头，在烟灰缸里用力碾了碾，“有没有可能，秘密的泄露，并非一次性的‘告知’，而是一个无意识的、层层传递的过程？”

他顿了顿：“比如说，顾训实老先生自己。他有没有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场合，比如酒后，跟侄子顾谦一聊起过这件事？他自己或许都忘了，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就算顾谦一知道了，”有侦查员提出疑问，“他自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已经被排除了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