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雷万军，今年六十三，长沙人，铁路上干的，开了三十一年货运火车。跑车的都懂一句话：跑夜车的人，把觉存在了铁轨上。我那三十一年，泰半是后半夜在开车的，人家睡觉的点，我在过信号灯；人家上班的点，我在宿舍里拉窗帘补觉。补觉这个东西，就跟拿凉茶灌醉汉，越灌越乱。
按说退休了，不用跑车了，觉该睡回来了吧？
偏偏不是。我退休那年五十九，从脱下制服那天起，我就没睡过一个整觉。
你听听我那些年的睡法。夜里十一点上床，闭眼，脑子跟开了锅一样：九六年发大水那年湘江边的雨、老段长训话的脸、闺女买房差的那八万块、孙子打疫苗的事，东一件事西一件事，全在脑子里点灯。翻到十二点半，起来解手。回床上接着翻。一点半，起来喝水。两点，睁着眼看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纹我都看熟了，它像一条从左下角往右上角跑的铁路，我有时候盯着它，还在心里给它排信号。你说可笑不可笑，我一辈子排的都是真信号，老了老了，给天花板排信号。
三点来钟，能迷糊一阵，梦里头还在出车，汽笛一响，惊醒了，五点半。六点，天蒙蒙亮，人彻底清了，跟上班似的，准时。可白天呢？白天坐在椅子上，脑袋一点一点地钓鱼，真让他上床躺下，又瞪眼了。
这个病，我熬了小十年。西药我吃过，头几年半片就管用，后来一片，再后来医生不给我加了。我床头柜那个抽屉，一拉，全是药板子，我老婆子管那抽屉叫“雷师傅的信号楼”。
真正逼我下决心的是前年冬天一件事。
那年腊月，我外孙满月，我闺女雷小曼在酒店摆酒。摆酒头一天夜里我照旧没睡，天亮的时候，我坐在床沿上，脚往鞋里伸，伸了两回，人直晃。我老婆子文淑芬从厨房出来一看，吓得手里的碗都撂了：“老雷，你脸咋是灰的？”
我说没事，没睡好。
到了酒店，一屋子人，我端着杯子站起来要说两句，刚说一句“我今天高兴”，眼前一黑，人就朝旁边歪。亏得旁边桌子近，我扶着桌子站住了，杯子摔了个粉碎。满堂的人全站起来，我闺女脸都白了，抱着孩子直抖。
医院一查，倒没查出大毛病，血压有点高，心脏有点累，大夫看着我说了一句：“老人家，你这个身体状况，是被睡不着熬出来的。你这不是心脏先垮，是觉先垮了。”
我在诊室外头坐着，我闺女办手续，我听见里头大夫跟她说：长期失眠的人，血压、血糖、心脏、脑子，全是连坐的账，老年人的觉，不是小事，是跟饭一样大的事。
那天回家，我一夜没睡，这回不是睡不着，是不敢睡，睁着眼想了半宿。我想起我们机务段一个老伙计，姓晏，老晏，也是跑车的，退休以后也是常年失眠，前年走的，走的时候六十六。他老婆后来跟我说过一句，我记到今天：“他呀，到最后那两年，白天黑夜地熬，人是让觉给拖垮的。”
腊月底，我闺女带着我，去了市里大医院的睡眠门诊。
你别说，我头一回听说还有个科叫睡眠门诊，专门管睡觉。我心里直嘀咕：睡觉还要人管？
给我们看病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大夫，姓贺，贺兰。她那间诊室跟别的科室不一样，墙上挂的不是器官图，是一张横着的钟表盘，上头画着人一天里醒和睡的曲线。她问我话，问得细，细得让我这老脸都挂不住：几点上床，几点翻身，几点解手，夜里醒几回，白天敢不敢喝茶，午觉睡多久，躺在床上干了些啥，是不是看着钟，越看越急。
我一五一十答了。答到“看钟”那一条，我自己都笑了：“贺大夫，我这是职业病，跑车的人，一眼不看表心里不踏实。”
贺大夫不笑，她在本子上记了一笔，然后跟我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是我这辈子除了行车规程之外，听得最认真的一段规程。她说：
“雷师傅，我先给你交个底。你这个觉，不是丢了的，是乱了的。人身体里有个东西，叫生物钟，管着你几点困、几点醒。你这三十一年，天天打乱仗，你的生物钟早就不知道该几点敲钟了。你现在的问题，第一不是睡不着，是不困就上床；第二，不是睡得少，是躺得多；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你不是想睡觉，你是想‘赶紧睡着’，这个‘赶紧’，是睡觉的天敌。越追它，它越跑，跟逮兔子一样。”
我一听，这话怎么这么对味。我这些年，可不是天天夜里追兔子么。
我问：“贺大夫，那咋办？再开点药？”
她说：“药，我给你调，回头教你怎么用，它是个拐棍，不是腿。可我今天要给你的不是药，是一个二十天的课程表。你回去照着做，一天一天做，做完二十天，你再来找我。我把丑话说前头，头一个礼拜，可能比现在还难受，你要是熬不过头一个礼拜，你就别开始，接着吃药算了。”
我这个人，一辈子服的就是规程。开火车的人都知道，规程这东西，一字一句，你不服它，它就治你。贺大夫把一张打印好的纸推给我，上头就是她的“二十天”。我拿回来，贴在了床头柜上，正对着天花板那道裂纹。
下面，我把这二十天的章程，一天一天讲给你听。你先别嫌我啰嗦，我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虚的，章程就是章程。
第一条，也是最狠的一条：不管夜里几点睡着，早晨六点半，准时起。
雷打不动。头天夜里两点睡着的，六点半起；三点睡着的，六点半起；通宵没睡，六点半也起。贺大夫说，睡觉这个事，跟种地一个理，你管不了几点下雨，可你管得了几点开犁。夜里几点睡着，由身体定；早晨几点起，由你定。起床的钟点定住了，困劲儿它自己会往回挪。生物钟不是拨晚上那个针，是拨早晨这个针。
头三天，我是咬着牙起的。有一晚我三点才迷糊，六点半闹钟一响，我人跟散了架一样。文淑芬心疼：“要不今天算了？”我说：“不行。今天算了，二十天就白开了。”
第二条：白天出门，见太阳，走路。
每天上午，我去橘子洲头那边江边走，快走，走四十分钟，走到身上微微出汗。贺大夫说，白天的太阳，是给生物钟上发条的东西，视网膜见了光，身体才知道现在是白天，夜里才知道该关灯。老年人闷在屋里，窗帘一拉，白天当黑夜过，夜里可不就当白天过。这一条我最有体会，我们跑车的，宿舍窗户全是双层帘，白班夜班倒得人五迷三道，就是发条乱了。
第三条：过了下午两点，茶、咖啡、烟酒，一刀切。
我喝了四十年浓茶，缸子里的茶垢能刮下二两。这一条，是割我的肉。贺大夫说，你这个年纪，咖啡因从身体里退出去，比年轻人慢得多，下午那口茶，到夜里十一点还在你血里溜达。头几天我抓耳挠腮，后来找了个替代：白开水里搁两片干山楂、一朵菊花，嘴上有事干，就不惦记茶了。
第四条：午觉，要么不睡，要么不超过半个钟头，且必须两点以前睡。
以前我的午觉，一睡一下午，睡到傍晚起来吃晚饭，夜里自然精神。现在我把午觉掐在二十分钟，闹钟定了，到点就起。有两回我贪睡，起来头昏脑涨一下午，才明白贺大夫那句话：白天多睡的那一小时，是从夜里借的，夜里它不还你。
第五条，这条是灵魂：床，只留给睡觉。
上床二十分钟睡不着，起来，出卧室，坐到客厅暗灯底下，看会儿闲书，不看电视不看手机，困意上来了再回床。回床又二十分钟睡不着，再起来。一晚上折腾几回就折腾几回，不许赖在床上烙饼。贺大夫说，这一条治的是“心病”：你在床上翻得太久，脑子就把“床”跟“着急”拴一块儿了，以后一沾床就条件反射地紧张。要把床再跟“困”重新拴回来，就得让脑子知道——上床，就是睡觉这一件事，睡不着，床不留你。
第六条：睡前一个钟头，家里所有的白炽大灯关了，只留一盏昏黄的小灯。
这个钟头，文淑芬后来给它起了名，叫“收工”。老式的收音机开低音量放点舒缓的曲子，或者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说说话，声音都压着。我拿个塑料桶，兑热水泡脚，泡到小腿发热，十来分钟，擦干。泡完脚那个浑身松泛劲儿，比什么药都熨帖。
第七条：上床之前，把心里的账，记在纸上。
一张纸，左边写今天压在心里的操心事，右边写明天打算办的。写完，折起来，压在台灯底下。这一条是我头一个不服的，我说我一个开火车的，又不是账房先生。贺大夫说：雷师傅，夜里翻来覆去那些事，不是事难，是它们没个着落。你白纸黑字给它们寻个着落，明早再打开看，它们就归了档，不在枕头里过夜了。我照做以后才发现，妙就妙在，好些夜里天大的事，早上展开纸一看，屁大点事。
第八条：躺下之后，不看表，不数时间。
手机拿出卧室，充电搁客厅。家里的挂钟，我拿块布蒙了。前头说了，我一眼不看表不踏实，这一条是给我量身定的。贺大夫说：夜里看一次表，焦虑长一寸。你从今晚起，夜里没有几点这一说，只有“醒着”和“睡着”。
第九条：躺下以后的呼吸，有个数法。
吸气四拍，憋七拍，呼气八拍，循环着来，心思就拴在这四七八上，想不出车，想不出湘江的雨。文淑芬不会数憋气，她按贺大夫教她的另一个法子：从脚指头想起，一处一处往上松，松到哪儿是哪儿。老两口各数各的，谁也不耽误谁。
第十条：这二十天，不许看效果。
这是贺大夫专门叮嘱的最后一条。她说，最怕病人头五天来汇报“没用”，二十天是给生物钟重上发条的工期，发条上到一半松手，前头的劲儿全跑光。二十天之内，睡好睡坏，不评价，不总结，只管做。
这十条，就是我的二十天。
真做起来，头一个礼拜，果然是贺大夫预言的那样——比原先还难受。
第四天夜里最惨。那天我躺下，翻到二十分钟，起来，坐客厅，回去，又起来，折腾三回，天都蒙蒙亮了才睡着俩钟头。早晨六点半闹钟响的时候，我跟文淑芬说：“这觉睡得，比跑车那会儿还苦。”文淑芬没劝我停，就给我煮了碗面，卧了两个蛋，说：“规程上写的，头七天最难。你开火车的时候咋跟我说的来着？规程不是万能的，可不按规程，是一万都不能的。”
第九天，破了个例。老战友孙子满月酒，下午摆的，我高兴，喝了二两酒，喝了人家三杯茶。夜里躺下，脑子又开了锅。我挣扎了半宿，没全按章程来。第二天我给贺大夫打电话认错，贺大夫在那头笑了，说：“雷师傅，破一天不叫破，怕的是一破就撒手。今天从头接着数，二十天，咱们不从头数，接着数。”
你听听，这话多像我们机务段老段长说的：晚点了不丢人，丢人的是晚点了就把剩下的站全不跑了。
第十一天夜里，出了头一件好事。
我躺下，数我的四七八呼吸，数着数着，一睁眼，早晨四点四十。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一觉，睡到这儿了？我三年没一觉睡过三个钟头了。可我按章程，不看表不看表，到六点半才起。起的时候我脑袋是清的，身上是松的，我站在阳台上，天刚亮，江那边有雾，我忽然就想明白一件事：原来睡一觉是这样的事，不费劲，不追，它自己就来了。
第十六天，我头一回五分钟里睡着。
第二十天，我去复诊。贺大夫给我做了量表，又看了我这二十天的记录本，我每天拿小本记一笔，几时上床、醒了几回，就这一笔。她看完说：“可以了。从今天起，这套章程，是你的常行规程，不是临时规程。药，按我说的，一点一点往下撤，你以前的量，我给你排了个梯子，两个月撤完，中间有任何一晚不对劲，先别自己加回去，打电话给我。”
药，我按梯子撤了。撤到完全不吃那天，是个礼拜四的晚上，文淑芬把那个“信号楼”抽屉收拾了，药板子全装进一个袋子，锁进柜子顶上。
如今是第二年了。我睡得咋样？我给你交个实底：
十天的里头，有八天，躺下二十分钟里睡着，一觉到四五点，六点半起，白天精神头足。有两天睡得平常——文淑芬重感冒那两天，我起夜伺候她。搁在从前，这两晚我能连着崩一个月。这回第三天，自己就回来了。贺大夫说，这就叫生物钟养瓷实了：它不是不晃了，是晃了之后，自己回得来了。
文淑芬现在跟着我一块儿过这套规程，她本来觉就比我好，如今更好，老太太最认“收工”那个钟头，说那一个钟头，比什么补品都养人。
我那个跑车的老伙计老晏的遗孀，去年秋天来家里串门，听文淑芬念叨这套章程，回去给她们家那个也常年睡不好的儿子写了个信儿。今年开春，她专门提了一篮子土鸡蛋来，说：“老雷，我们家那个照你的章程做了仨月，十来年的安定，停了。”她坐在我们家沙发上抹眼泪。我这心里，五味杂陈。我要是早十年知道这个章程，老晏是不是……这话不敢往下想。
好了，故事讲完了。按老规矩，我把这套二十天的章程，连同我两年实践里头悟出来的话，一并归拢给你。你拿去，要拿就拿全套，别拆着用：
1. 失眠的根子，多半不是“丢了觉”，是“乱了钟”。治它不是治夜里，是治早晨：不管夜里几点睡着，天天同一个点起床，风雨不误。起床的针定住了，睡意自己往回挪。
2. 白天晒太阳加走路，是给生物钟上发条。每天上午快走四十分钟，见天光，比夜里数一百只羊都顶用。
3. 过了下午两点，茶、咖啡、浓的一律断。上了年纪的人，咖啡因退得慢，下午那口茶，半夜还在血里站岗。想喝，挪到上午。
4. 午觉是借账：要么不睡，要么二十分钟，两点以前。白天贪的那一个钟头，夜里加倍讨还。
5. 床只干一件事。躺下二十分钟没睡着，起来，出去，坐着，困了再回来。别在床上烙饼，越烙，床跟“着急”拴得越死。
6. 睡前一个钟头“收工”：大灯换小灯，电视手机歇了，泡个脚，说说话。这个钟头是给夜里的觉“引路”的，路引顺了，觉好走。
7. 心里的事，白纸黑字归了档再上床。左边写愁事，右边写明天办的事，写完压在灯底下。夜里不装事，觉才装得下。
8. 卧室里没有钟表。夜里看一次表，焦虑长一寸。手机充电去客厅。
9. 躺下数呼吸：吸四拍，憋七拍，呼八拍。心思拴在数上，追觉的心就歇了。记住贺大夫那句：越追越跑，不追自来。
10. 坚持二十天，中间不评效果。头七天最难，破一天不叫破，接着数就行。生物钟重上发条，工期就是二十天上下，上到一半松手，前功尽弃。
末了，三句丑话，比十条章程还要紧：
第一，“永久不失眠”这五个字，是广告话，不是大夫话。这世上没有一次学会、终身不犯的觉。有的只是把生物钟养瓷实了的人，偶有一晚没睡好，它自己转得回来。能转回来，就是好觉。
第二，撤安眠药，必须听大夫的，自己一格一格撤，别一刀切。这个梯子，大夫排比你自己排稳当。
第三，睡觉这事，别扛。二十天章程认真做完了还是不行的，去睡眠门诊；夜里鼾声大、打着打着不喘气、白天犯困的，先去查睡眠呼吸暂停，那不是失眠，是另一码病，得治。
前儿个早晨六点半，我起来，文淑芬在阳台收她晾的鞋垫。我站在她旁边，看江面上的雾慢慢散。老太太忽然说了一句：“老雷，你知不知道，你如今站在阳台上，脚跟是稳的。”
我说：“废话，我本来就是开火车的，脚跟啥时候不稳过。”
她白我一眼：“前年，你站这儿，脚跟是晃的。”
我没接话。我心里说：脚跟稳，是因为觉垫在底下呢。
一个人，一日三餐，一夜一觉。饭是我们给身体的，觉是身体还我们的。这二十天，说穿了就一句话：别跟觉较劲，跟觉认个错，按它的规矩，重新处一回。
处熟了，它夜夜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