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改革挥刀五常，取消五常的一票否决权，必须服从多数，中美罕见意见一致不同意…

九月初的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联合国大会如往年般如期拉开帷幕。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会场承载着更为厚重的历史意义——这是联合国成立整整八十周年的纪念时刻，全球各国代表的发言中都或多或少带着对过往的回望与对未来的期许。

就在这样庄重的氛围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却毅然抛出了一颗足以震动整个国际社会的重磅炸弹，矛头直指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制度，他在公开演讲中再次旗帜鲜明地呼吁对这一核心机制进行彻底改革。

但凡对联合国运作机制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这个被视作联合国权力核心的制度设计，在近八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既充当着大国博弈时的"护身符"，让五常得以在关键议题上坚守自身立场，又屡次成为国际僵局的"罪魁祸首"，使得诸多危机解决方案在安理会层面胎死腹中。

古特雷斯的这番发言毫不避讳，几乎是直接将锋芒对准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这绝非一场纪念周年的象征性演讲，而是实实在在地触碰了联合国体系内最坚硬的"奶酪"。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这位联合国秘书长执意推动改革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深层考量？

要厘清这一问题的根源，我们不得不回溯联合国的成立之初，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度的起点，正是1945年二战硝烟刚散时形成的雅尔塔格局。

彼时，经历了世界大战浩劫的世界亟需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美国、苏联（其席位后由俄罗斯继承）、英国、法国和中国这五个在战争中贡献卓著的大国，被赋予了安理会永久席位，并享有标志性的一票否决权。

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其实十分明确：将当时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几个国家牢牢绑定在国际安全机制之内，确保它们不会被排除在核心决策之外，毕竟若是失去了大国的支持与参与，刚刚诞生的联合国根本无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足。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后来在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辩论中也提到，否决权制度本质上是鼓励大国协调、防止大国对抗的必要安排，是《联合国宪章》为安理会加装的"安全阀"，从历史实践来看，这一制度总体上发挥了预期的作用。

然而时光荏苒，八十年的光阴足以让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国际社会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走到全球化浪潮下的交融共生，又从美国独霸的单极时代，迈入多极力量并存的新格局。

非洲大陆几十个国家携手组建非洲联盟，在国际舞台上形成统一发声的力量；印度人口总量跃居全球第一，经济与军事影响力持续攀升；巴西、南非等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在诸多国际议题上展现出日益增强的话语权。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理会的权力架构却几乎完整保留了1945年的原始形态，未曾进行根本性调整。

古特雷斯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安理会当前的组成结构已经与现代世界格局严重脱节，这种失衡不仅削弱了安理会决策的合法性，也极大影响了其应对危机的效率。

傅聪大使在第80届联大全会审议安理会改革问题时也认同这一观点，他明确表示，安理会成员结构不合理、发达国家代表性过剩、单一阵营长期主导，是安理会受到诟病的主要原因。

古特雷斯的批评之所以引发巨大震动，核心就在于它直接挑战了五常的核心权威，而五常权力的重中之重，正是那项饱受争议的一票否决权。

说到否决权的争议之处，外界最集中的诟病点在于，这一制度早已偏离了最初确保大国合作的设计初衷，逐渐异化为部分大国维护自身利益、庇护盟友的"挡箭牌"。

无论是2021年加沙地带爆发的激烈冲突，还是2023年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联合国相关机构都曾多次提交旨在推动停火、保护平民的决议案，但这些提案无一例外都被美国投下的否决票挡在门外。

美国给出的理由始终如一：相关决议可能损害以色列的自卫权。

傅聪大使就曾公开批评，个别国家近年来罔顾国际社会的压倒性呼声，在加沙问题上多次滥用否决权，阻拦安理会行动，引发了巨大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