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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毛主席一句“别赶农民进城”，当年没人信，现在全应验了

农民进城，要不要先交回老家的承包地和宅基地？2024年国务院发布的新型城镇化行动计划，把答案写得很明确：不得把退出这些权益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人可以往外走，合法权益不能被顺手拿走。

这条规定，和毛主席当年思考的一个问题遥相呼应：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广大的农村和农民该怎么办？大家好，今天咱们就聊聊，为什么城市越发展，越不能把农村丢在后面。

一、农民改变职业，先得有能接住他们的产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要建设工业，农村人口如何转变为产业工人，是一道绕不开的题。

毛主席考虑过在农村发展工业，让农民在当地获得新的工作，也提出建设许多小城市。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刊载的研究梳理了他的构想：在农村形成经济中心，带动周围的生产和生活发生变化。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让农民改变职业，需要先有能容纳他们的产业。工厂建在哪里，交通、电力、技术人员往哪里安排，会直接影响人们去哪里谋生。若工作机会只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人口就只能跟着机会往那里走。

这个问题到今天仍很现实。一个年轻人想照顾家里的老人，同时又想学门技术、挣份工资，家乡有没有合适的企业，会决定他能否留下。只劝人热爱家乡，解决不了工作。

二、城市的工业，离不开农村的生产与生活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谈到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主张适当调整投资比例，更加重视农业和轻工业。

理由很实在：工业需要粮食、原料和市场，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改善了，工业发展才有稳固基础。把农业投入压得太低，眼前可能多建几个项目，往后却要承担供应不足和基础薄弱的后果。

放到一个家庭身上，道理也看得见。家里有人外出做工，留下的人还要种地、带孩子、照顾老人。外出的收入与家里的劳动共同维持生活，少了哪一头，另一头的负担都会加重。

国家建设也是如此。农村承担着粮食生产，还承载着大量家庭的生活。若发展只看城市新增多少厂房，却不管农田水利、乡村学校和基层医疗，许多成本就会被转给农民家庭。农村的这些投入，本来就是工业化应当承担的一部分。

三、进城做工之后，还有一家人的安顿问题

后来，亿万农民工进入城市，支撑了制造业、建筑业和各种服务业。中国的发展有他们的贡献，城市理应给他们更稳定的生活条件。

国家统计局的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973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2102万人，外出农民工17871万人。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占61.7%。

这组数字说明，农民就业的去向相当多样。跨省去沿海，本地进工厂，到省内其他城市务工，都是现实选择。安排就业和公共服务，需要把这些不同去向考虑进去。

对已经在城市长期工作的人，麻烦往往出在工作之外：孩子能否就近入学，租住的房子能否长久安稳，换个城市后社保怎么办。工资交给了家庭，时间投入了城市，生活却可能仍然两头牵挂。

这些问题若迟迟没有解决，人口统计上的“进城”，和一家人安稳住下之间，就还隔着一大段路。

四、家乡能不能留人，要看工作能不能长久

让农村留得住人，首先得有值得留下的工作。农业之外，食品加工、仓储运输、维修服务，都可以提供岗位，但必须有订单、有收入，经营得下去。

县城在其中很重要。它离乡村近，又能集中一定规模的企业、学校和医院。产业与服务在县域内衔接起来，部分家庭就有机会把上班、上学和照顾老人安排在更小的范围内。

这类发展也有具体门槛。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要长期经营，需要稳定货源、检验标准、冷藏运输和销售渠道。只有一块园区牌子、一排空厂房，很难吸引工人留下，更谈不上让农民增收。

所以，乡村就业需要做细。加工能否留在产地，物流费用能否降下来，职业培训教的技能企业是否真需要，都比项目名字响不响更要紧。家门口的工资即使没有大城市高，若能减少租房、交通和异地照护开支，也可能成为一个家庭愿意选择的生活。

五、人出去了，地还可以用新的办法种

年轻人外出以后，地由谁种，确实需要解决。但今天种地的组织办法，已经比过去多了。

农业农村部公布，到2024年底，全国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营性主体超过111万个，服务小农户近9300万户。耕、种、防、收等环节，可以由专业人员和机械提供服务。

对外出务工的家庭来说，购买农机作业、生产托管等服务，能够减轻自家劳动力不足的压力。农民保有承包权，农业生产又能接上专业服务，外出就业和土地耕种就有了更灵活的安排。

不过，这些服务需要有人组织、有人监督。作业价格是否透明，播种收割能否赶上农时，出了损失由谁负责，都关系农户敢不敢把地交给服务组织。土地流转也必须依法自愿，不能为了方便集中经营，就替农民作主。

守住农业，需要把水利、机械、技术和服务送到田里。要求每个家庭始终留一个壮劳力守着几亩地，既增加家庭负担，也难以适应今天的生产条件。

六、搬不搬、往哪走，要让农民自己作选择

2025年公布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要求，严禁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规划对不同类型村庄分别安排建设方向，对短期内难以判断的村庄，要求留足观察和论证时间。

这些规定涉及的都是农民自己的日子。房子搬了，农具放在哪里，离田地远不远，养殖怎么办，新增生活费用谁承担，都要在动工前讲清楚。楼房建得漂亮，未必每个家庭都住得合适。

同样，愿意进城的人，需要畅通的落户渠道和跟得上的公共服务；愿意留乡的人，需要经营土地、发展产业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条件。两边的建设都要持续投入，不能把一道难题简单交给人口搬迁。

回看毛主席关于重视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建设小城市的思考，其中值得记住的，就是农村同样需要发展机会。国家富强，应当让农民也能改善生活，而非要求他们先失去原有保障，再独自承担迁移风险。

一个家庭决定去哪里生活，可以比较工资、孩子上学和老人照护，再作自己的选择。城市接得住，乡村有生计，农民手里的权利有保障，这样的发展，才让人走得安心、留得踏实。

参考资料：

共产党员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形成“经济中心”战略性构想的意义——关于毛泽东农村现代化“战略性构想”的纵向考察》

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中国政府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

农业农村部：《丰收季·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活动在湖北随县举办》

新华社：《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