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民报》与章太炎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十月，《民报》在东京出版。第二年六月，章太炎从上海出狱，到东京主编《民报》，革命党和保皇党对垒起来了。
康梁的保皇运动，初亦颇能煽动人心；时局的情势愈坏，温和的改良主义，愈不能使人满意；大家愈希望“元宝大翻身”，彻底革命一下。《民报》和《新民丛报》的笔战，即是代表温和改良派和激进革命派的争辩。梁启超和章太炎两个主帅，各逞威风，大战三百回合。
《新民丛报》那一边的旗帜，上书“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以为政治改革不必取革命手段，种族更不必革命。梁启超作《开明专制论》，其结束二语：“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共和；欲为政治改革者，宜以要求而不宜暴动。”大有否定革命之意。同盟会的陈天华，愤世自杀，在绝命书上高喊：“满汉终不并立，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梁启超又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以为“种族革命实不可以达政治革命之目的者也。”又反其断案曰：“故种族革命，吾辈所不当为之手段也。”梁启超又说：革命要引起外国干涉，结果会闹到中国瓜分，所以暴动是万万要不得的。《民报》这一边，就一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再驳革命可以召内乱说，谓“暴动乃历史上酝酿而成，无待乎鼓吹，唤醒国民，为吾人之天职”。两方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煞是好看！
《新民丛报》时代的梁启超，笔锋甚健；可是《民报》方面的章太炎、汪精卫，笔锋也很健。你搬西洋法宝，我也搬西洋法宝；你请太上老君，我请如来大佛；中年人赞成梁启超，青年人崇拜章太炎、汪精卫，双方的群众，也一样的有力量。《民报》刊行了二十四期，日本政府受清廷运动，将该报封禁，《新民丛报》不久也停止发行，改出《国风报》，理论上的斗争，暂告休止。
《民报》这一边的口号，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义并出。孙中山所做的《民报》发刊词，首把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连贯着说；其时，同盟会会员多侧重“民族”、“民权”二义，中山则以为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坛场，他的眼光就看远了一步。梁启超自然更不赞成社会革命，他驳斥了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的意见，又作“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的反诘。又对于《民报》的土地国有论，作三方面的驳斥，以为在财政上、经济上、社会问题上，都不应该采取这一政策的。——时代变得真快，到了今天，大家已经觉得土地国有已经不够激进了！
宣统初年，革命种子遍布各地，同盟会就分头进行实际工作，很少做理论上的斗争了。康梁所做宪政运动，替满清开续命的方子，分道扬镳，而以辛亥革命为总结穴。形式上，革命派战胜了立宪派，事实上则宪政派和北洋派相结合，再成为革命党的政敌，乃有民初迭起的政潮。
社会舆论，开头最怕康梁，后来怕孙文（中山）。蔡元培有一位朋友，曾和他相赌：“革命党若会成功，我输这颗头给你。”民国元年，那位赌头的人，和蔡先生相见。蔡先生说：“从前的话，不必提了。”那位赌头的人，回去对友人们说：“险呀，今天子民问我要头呢！”种族革命，政治革命虽受社会之怀疑反对，攻击，终于登场了。孙中山所预言的“社会革命”，也及身都经历到了。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光绪二十四年，曾应张之洞之聘，入幕府。时梁鼎芬为两湖书院院长，一日询章：“闻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信乎？”章答道：“只闻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皇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梁大骇。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大抵如此。
梁启超曾赋满江红赠魏二句云：“如此江山，送多少英雄去了；又尔我踏尘独漉，睨天长啸。炯炯一空余子目，便便不合时宜肚；向人间一笑醉相逢，两年少！”当时，知识分子的气分，也是如此。
一一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这是一个大题目。要写，无论从哪一头着墨，都可以说得很多的。我们从哪儿说起呢？我记得有一位李劼人先生，他写了三部以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是《死水微澜》，写庚子拳变时期的四川；第二部是《暴风雨前》，写辛亥革命的前夜；第三部是《大波》，写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这场革命的大火，本来从四川成都开了头的。
最近，才正式开车的成渝铁路，乃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本来，铁道国有政策，以及借外债建筑川汉铁路，这都是无可非议的。可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决不这么想。他们的口号是铁路商办，路存与存，路亡与亡；让外国人来修铁路，就等于亡国。盛宣怀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四川老百姓便一致反对，真正的民怨沸腾了！川粤湘鄂各省，纷纷设立保路同志会，一面由各省咨议局派代表进京请愿，一面由在京各省官吏具奏折弹劾盛宣怀，闹得如火如荼。
四川代表刘声元到了北京，直接向摄政王载沣请愿，不能见面，便在地安门外跪地拦舆递呈，被逮交步军统领衙门讯究，押解回籍；旅京川人纷纷结队哭送，那一幕剧，已经演得十分紧张。成都保路同志会，七月初一议决罢市，家家户户供奉光绪皇帝牌位，举哀号泣，这就是《大波》那小说中最精彩的一段。有一修雨伞的老工匠，天天呼吁奔走；那份朴素的爱国热情，正反映一般老百姓的真情热血。七月十五日，川人听说端方带兵入川，乃推举代表向总督赵尔丰恳求阻止端方入川，代表蒲殿俊、邓孝可、颜楷、罗伦，均被拘禁；民众集合数万人奔赴督署请求释放代表，卫兵开枪，死伤若干人！民情愈益激昂，这么一激一荡，各地革命队伍便乘机活动，造成普遍的暴动情况；保路同志会变成革命的急先锋了。
由于四川的保路，引起了端方的带兵入川，由于鄂兵入川，武汉防御空虚，乃激起了党人的活动机会；武昌八月十九日的起义，才进入辛亥革命的正幕。
辛亥那年，革命的实际行动，本来不十分顺利；孙中山和同志们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那时的困难情形，正是如此。不过，满清政府的溃烂，已经到了极点，一般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也已十分成熟了。当时的革命种子，已经在新军中生了根，这是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的因素之一。
那次革命行动，原定于阴历八月十五日发难，就因为准备未充分，若干重要角色来不及赶到，决定延期十日发动。哪知，十八日午后，由于汉口俄租界实善里的地下机关，因为制造炸弹不慎，爆炸破露，连带被破获了许多地下机关，抄去许多革命党名册，牵连到新军的将领士兵的安全。党人乃临时变计，提早举事，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晚间，由工程营左队熊秉坤倡议发难，率队猛扑楚望台，占领军队局，同时起义的炮队、马队，合攻督署，鄂督瑞澂、新军统制张彪仓皇弃城出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有，汉阳、汉口接着也为革命军所攻占，大轴戏便这么开场了。
由于这场突然的成功，产生了一位与革命并无任何关系的政治领袖；他是忠厚老实人，有黎菩萨之称，由于士卒对他一向爱护，从床下拖出来，奉为革命军鄂军都督，（他当时任新军协统。）一夜之中，便成为革命元勋了。他当时曾写了一封信给海军提督萨镇冰，老老实实说他被迫革命的经过，颇为有趣：
……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统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吾师素知洪最谨厚，何敢仓猝出此。虽任事数日，未敢轻动，盖不知究竟同志者若何，团体若何，事机若何；如轻易着手，恐至不可收拾，不能为汉族雪耻，转增危殆！
武昌起义之日，黄兴尚未到达汉口，孙中山还在海外；异苍头突起，只能算是同盟会的友军；（共进会首领，在湘为焦达丰，在鄂为孙武居正。）但革命精神的感召，还是从孙中山而来，他在那时，就成为不争的革命领袖。
八月十九日一动手，第二天湖北军政府便成立；驻汉外国领事团宣告严守中立，这就等于承认革命团体的合法地位。从那天起，到九月下旬，仅仅一个月间，宣告独立的，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山东等省，三分天下有其二了。这其中，长沙九江的独立，完成了武汉的外卫防线，陕西、山西逼近京畿，威胁北京的安全。而江浙联军合攻南京，替临时政府争得了第二个根据地；同时，各省的咨议局，一向主张缓进的立宪派，也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把满清政府孤立起来了。
这一次的革命，舆论鼓吹的力量，也显得非常之大；当时宋教仁（渔父）、于右任在上海主持《民立报》，（其初为《民呼报》，被政府封闭，乃改为《民吁报》，又被封闭，乃改为《民立报》。）那些煽动性的文字，吸引力甚大。武昌起义，那些刺目大字电讯，就把各地官员吓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满清政府，一半也就是给这些吓昏了的。若干城市，事实上的独立，都比电讯迟五天十天不等，然而，读者疯狂似的欢迎这些谣言；当时，人心的向背，关系真太大了。
那年，南昌独立时，军政府成立，公举吴介璋为都督。忽接飞函，说是孙文；黄兴在海外开会，已推举彭程万为都督；其后不久，突有一人自称孙文代表，到军政府召集会议，宣读彭程万的委任状，一座无人敢出一言，吴都督也辞职而去。彭程万也就公然做了都督了。所谓“先声夺人”，“革命”的事，就是这么儿戏，也就是这么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