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六月，南京城开了。
我那年十七岁，正跟父亲在院子里翻晒去年剩下的柴火。天热得很，日头毒辣辣地晒在脊背上，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蜇得慌。忽然听见村口那边有人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声音劈了似的，听不真切。
我直起腰，往村口方向望。父亲也停了手，侧着头听。
接着就看见隔壁刘二叔光着脚从田埂上跑过来，跑得气喘吁吁的，脚底板全是泥，嘴里喊着：“开了！城门开了！燕王的兵进来了！”
父亲手里的柴叉一下子掉在地上。
我问他：“爹，城门开了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没搭理我。他把柴叉捡起来，靠在墙根上，站在那儿愣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你去把院门关上。”
我跑去关院门的时候，远远看见皇城方向冒着烟。烟不大，细细的一缕，被风吹得歪歪斜斜的。大热天的，谁家烧火做饭也不至于烧出那样的烟来。
那天晚上，整个村子都没怎么睡。狗一直叫，隔着院墙能听见别家院子里有人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听不清说什么，但那种嗡嗡的声响一直没断过。母亲点着油灯坐在堂屋里纳鞋底，纳着纳着就停了，眼睛望着门外黑漆漆的院子发呆。
我问母亲：“娘，燕王是谁？”
母亲说：“就是你太爷爷在的时候常提起的那个四皇子。圣上的第四个儿子，封在北平的那个。”
我又问：“那他打进来干啥？”
母亲没回答我。她低下头继续纳鞋底，针尖扎进鞋底的时候顿了一下，扎歪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大人的事，你少问。”
可我已经十七了，在我们这儿，十七岁的小伙子都该说媳妇了。我不是孩子了，我什么都懂，只是他们不说，我也就装作不懂。
第二天一早，父亲照旧挑着柴担往城里去。母亲拦他：“城里乱着呢，你去做甚？”
父亲说：“总得去看看。柴堆在院子里也是堆着。”
他走了。我蹲在院子里劈柴，劈着劈着就走神，一斧子劈偏了，差点砍到自己的脚。
父亲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晌午。他把空担子搁在墙角，一屁股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从怀里摸出烟袋锅子，装了一锅烟，吧嗒吧嗒抽了好几口。
母亲端了碗水出来给他，问他城里咋样了。
父亲抽完一锅烟，把烟灰在石墩上磕了磕，说：“皇城烧了一片。说是皇帝——就是建文皇帝——在宫里放了一把火。人没了。”
母亲手里的碗晃了一下，水洒出来一些。
“人没了是啥意思？”母亲问。
父亲摇摇头：“不知道。有人说是烧死了，有人说是跑了。满城都在传，没个准数。”
他又说：“燕王进城了。先去拜了孝陵，就是圣上的坟。拜完了才进城的。”
我听祖父说过，孝陵是圣上的陵寝，在马皇后去世后就修了，后来圣上驾崩也葬在那里。燕王进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孝陵，这里头的门道我琢磨了一下才明白——他是在告诉所有人，我是来接我爹的江山的，不是来抢侄子的位子的。
可这话，信不信就是另一回事了。
接下来几天，城里的消息陆陆续续传到村子里来。
先是说燕王登基了，改年号叫永乐。建文的年号被废了，当时官方文书直接接续洪武纪年，建文元年到建文四年，记载改成洪武三十二年到洪武三十五年。我父亲听到这个的时候，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没听清。
然后就是方孝孺的事。
这件事，父亲是从城里一个在衙门当差的老乡嘴里听说的。那天父亲回来得特别晚，天都黑透了才进院门。母亲问他怎么这么晚，他没应声，径直走到屋里，坐在桌边，半天没说话。
我和母亲都看着他。
他开口的时候声音有点哑：“方孝孺，你们知道不？”
我摇头。母亲也摇头。
父亲说：“是建文皇帝身边的大臣，天底下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圣上在的时候就说过，这是个读书种子。”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找合适的词。
“燕王——现在该叫永乐皇帝了——让他写登基诏书。他不写。”
“不写就不写呗，换个人写就是了。”我说。
父亲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像是在看一个还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他不光是没写，”父亲说，“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写了四个字。”
母亲问：“哪四个字？”
父亲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把那四个字说出来。他只是说：“骂皇帝的话。骂得很重。”
“然后呢？”我问。
“皇帝问他，你就不怕我诛你九族？他说，诛十族又如何。”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九族。父亲给我解释了一下，就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上上下下几百口人，全都得跟着死。至于第十族，只是民间传言，把门生好友也算作一族，正史并无记载。
“皇帝真杀了他十族？”母亲的脸色白了。
父亲没说话。他低下头，用大拇指一下一下地按着桌面的木纹。
后来我打听到，方孝孺被处死了。他的亲属、门生，受牵连的人很多。具体死了多少人，民间的说法不一样，有人说几百，有人说上千。我后来读书才知道，史书上说方孝孺一案，坐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
除此之外，还有齐泰、黄子澄，都是建文皇帝身边的重臣。他们也被杀了。
铁铉，兵部尚书，守济南的时候曾经把燕王的兵挡在城外，让燕王吃了大亏。他被抓住之后，也是死得极惨。
父亲说，那段时间南京城里头，天天有人被绑着从街上过。街上的老百姓都不敢看，低头走自己的路。偶尔有胆大的偷偷抬眼看一眼，回来之后好几天吃不下饭。
我祖父那阵子身体已经不太好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他听了这些事之后，闭着眼睛躺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老四这江山，是踩着人头坐上去的。”
他说完这话，翻了翻身，背对着我们，再没说话。
可我后来想，祖父说对了一半。朱棣踩着人头坐上了龙椅，可坐上之后，他做的事情，远不止杀人。
永乐元年，开春。
地里刚翻过土，父亲就从城里带回来一个新鲜事。他说皇帝下旨了，要编一部书，把天下所有的书都收进去，什么门类都有，经史子集也好，医卜杂技也好，全都不落下。名字都想好了，叫《永乐大典》。
“编书？”我当时正在地头点豆种，听了觉得新鲜，“得多少人编？”
父亲蹲在田埂上，把锄头横在膝盖上：“听说好几百号人。后来觉得不够，又加了好些。说是有两三千人呢。”
我算了算，两三千人，那得是多大一堆书。我这辈子看过的书，满打满算也就村东头王先生家里的那几本，都是翻得掉了页的。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部书编了五年，收进去的书有七八千种，总共将近两万三千卷。这些数字我到现在都记着，因为父亲那年冬天又提过一次。他说皇帝嫌第一稿编得不好，又让人重编，前后加起来有三千多人参与。
“咱们村的刘老三，”父亲说，“上个月被征去誊抄了。管吃管住，还给发工钱。”
母亲听了松了口气。那年庄稼收成不好，刘老三家里三个孩子，少一个人吃饭也好。
可好景不长。
永乐四年秋天，村里来了几个差役，手里拿着册子，挨家挨户地看。到了我家门口，一个差役拿手指点了点我，又点了点隔壁周家的两个儿子。
“你们仨，名字记上了。明年开春去北平做工。”
母亲当时就急了，问去哪、去多久。差役说：“北平，修宫殿。半年一轮换。”
“半年？”母亲声音都变了，“家里就他一个壮劳力……”
差役头也没抬：“这是朝廷的旨意。不去也行，拿银子来抵。”
我家哪来的银子。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灶台前烧火，烧着烧着眼泪就掉下来了。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一声不吭。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后来才知道，永乐四年皇帝就下诏要建北京宫殿，征发了各地工匠、军士和民夫。整个北京城的营建，前后延续了十五年，有二十多万工匠、上百万民夫投入其中，父亲后来听人说，“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那一年被征去的人，光我们县就有好几百。
永乐五年开春，我跟着周家两兄弟和村里其他几个后生上了路。
临出门那天，母亲给我烙了一摞饼，用干净的粗布包着，塞进我的包袱里。父亲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铜板塞到我手里，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
我走了很远，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院门口，手搭在额前望着。父亲已经转身进去了，背影弯弯的，像是背上扛了什么东西。
北平的工地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大到我站在里面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
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民夫，被安排搬运木料和砖石。木头是从四川、湖广那些大山里砍的，据说一棵大树要好几十个人才能从山上拖下来，再用船顺着水运到北平。我们在工地上见到的那些大木料，一根根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上头还带着山里的苔藓味。
我干活的那个位置，靠近正在建的宫殿。每天能看见工匠们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叮叮当当地敲打。那些工匠的手艺真好，雕梁画栋的，我看着都觉得不像是人能干出来的活。
可我们这些搬砖搬木头的人，累是真累。
天不亮就起来，天黑透了才收工。一天三顿，两稀一干，干的还是杂面窝头。晚上睡在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汗味脚臭味混在一起，熏得头疼。好多人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没几天就瘦了一圈。
有个从山东来的汉子，跟我睡隔壁铺。他姓赵，三十来岁，家里有媳妇和两个娃。他常跟我说他家的地，说那地有多肥，种什么长什么。说着说着就不说了，翻个身，面朝墙壁。
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问我：“小兄弟，你家里几口人？”
我说：“三口。爹娘和我。”
他说：“那还行。我那两个娃，大的才五岁，小的刚会走。我出来的时候，小的还不认识我。回去怕是又不认识了。”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后来轮换的时候，他没走。他说再干半年，多挣点工钱再回去。再后来，我就没了他的消息。
工地上来来走走的人太多了，记不住。
永乐七年，我回了家。母亲瘦了不少，父亲头发白了一大半。家里那几亩地，这几年靠母亲一个人操持，收成打了折扣，欠了些税粮。父亲说，里甲的人来催过好几回，好说歹说才宽限到现在。
我放下包袱就去地里干活。干活的时候，父亲坐在田埂上看我，嘴里念叨着工地上那些事。他问我在北平吃了什么、睡在哪、活重不重。我一一答了，他听着，时不时嗯一声。
后来他忽然说：“皇帝要迁都了。”
我愣了一下：“迁到哪？”
“北平。”父亲说，“以后天子就住北边了。守国门。”
迁都这件事，其实永乐元年就开始铺垫了。那一年，礼部尚书李至刚上了一道奏折，说北平是皇上的“龙兴之地”，应该仿照太祖皇帝对凤阳的做法，立为陪都。皇帝准了，改北平为北京，称“行在”。
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终于落成。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正式迁都，南京不再是都城，北京成了京师。
这些消息传到我们村里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老了。他坐在院子里那把他自己用柳条编的椅子上，听我念这些事，偶尔点点头。
“天子守国门，”他反复咂摸这几个字，“朱家老四，胆子真大。”
迁都北京的事还没消停，北边又打起来了。
蒙古那边一直不安分。圣上在的时候把蒙古人赶回了漠北，可他们时不时地就南下来抢东西。永乐七年，皇帝派丘福带了十万大军北征，结果丘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南京，皇帝大怒。
第二年开春，皇帝亲自率军北征。
这一去，就不是一趟。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二年，皇帝前后五次亲征漠北。每一次都是浩浩荡荡的大军，几十万人马，粮草辎重绵延几百里。村里有被征去运粮的，回来说那边的地都是黄的，连草都长不高，风一刮，沙子打得脸生疼。
五次北征，打的是鞑靼、瓦剌，各有侧重。有时候打赢了，有时候敌人跑了。皇帝年纪越来越大，可还是坚持亲征。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五岁了。
那年夏天，父亲病倒了。
他躺在堂屋的竹榻上，瘦得脱了形。我守在他床边，给他喂水。他喝一口，歇一会儿，喝一口，歇一会儿。
有一天傍晚，他忽然精神好了一些，要我扶他坐起来。他靠着墙，喘了几口气，跟我说：“你这辈子，好好种地。别的事，别掺和。”
我说好。
他又说：“皇帝——永乐皇帝——本事是有的。北边打了这么多年，总算安稳了些。可是——”
他没说完。他咳了一阵，我给他拍背。等他缓过来，摆了摆手，说：“你祖父说得对。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都是过。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咱们种好咱们的地就行了。”
父亲是那年秋天走的。
他走的时候，地里的稻子刚割完，晒在场上，金灿灿的一片。母亲说，他走之前念叨了一句，今年的稻子收成不错。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皇帝在第五次北征回师的路上，病死在榆木川。消息是八月传到南京的。村里的人听说了，聚在老槐树下议论。有人叹气，有人摇头，也有人不说话。
祖父已经不在了，父亲也不在了。我一个人站在人群外面，听着他们说话。
有个老人说：“永乐皇帝这一辈子，做了不少大事。迁都、下西洋、打蒙古、编大典。可老百姓的日子，也没见好到哪去。”
另一个年轻人说：“可人家确实厉害啊。万国来朝，哪个朝代有这排场？”
老人看了看他，没接话，只是摇了摇头，拄着拐棍走了。
郑和下西洋这件事，我小时候是听祖父说过的。永乐三年，郑和带着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浩浩荡荡地往南去了。船队有六十二艘大船，两万七千多人，最大的宝船长约一百四十米，宽约六十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船。
祖父说这事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他说那是大明的威风，是圣上打下的底子，让四夷都看看咱中国的气派。
村里有人去刘家港看过船队出发。回来说那场面，码头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船帆遮天蔽日。
可后来我父亲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船造得再大，开到天边去，跟咱种地的有什么关系？船上的丝绸瓷器，是咱织的、咱烧的。可换回来的那些奇珍异宝，又进了谁的库房？”
这话他说得轻，可我听着沉。
父亲去世之后，我一个人操持着家里的几亩地。春种秋收，日子过得平平稳稳的。
有一年冬天，村里来了个说书的，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摆了个摊子，讲永乐皇帝的事。围了一圈人，我也站在后头听。
说书人讲永乐皇帝五次北征，讲郑和下西洋，讲迁都北京，讲万国来朝。底下的人听得入神，有人拍巴掌叫好。
说完了，有人问：“那永乐皇帝到底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
说书的捋了捋胡子，说：“这个嘛，要看从哪头说。从朝廷那头说，那是盛世，是千古一帝。从老百姓这头说——”
他没往下说，只是笑了笑，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我知道他没说的话是什么。
永乐年间的赋税徭役，比洪武年间重了不少。按照律令，老百姓本来只该服三十天劳役，可永乐年间修都城、下西洋、打蒙古，样样都要人，三十天常常变成几个月，有时候超过一年。山东那边被征去转运军粮的老百姓，因为路远劳苦，不少人都死在了路上。
可这些事，说书的人不会讲。讲了就不热闹了。
我在永乐年间，也成了家。
媳妇是隔壁村的，姓陈，家里也是种地的。她人勤快，过日子是把好手。我们成亲那年，永乐皇帝刚迁都北京。第二年，她给我生了个闺女。
闺女满月那天，我抱着她站在院子里，想起我父亲说过的话。他说，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咱们种好咱们的地就行了。
我看着闺女的小脸，忽然觉得他说得对，也不全对。
咱们种地的，管不了皇帝坐哪把椅子，管不了大臣被杀头，管不了船队开到哪片海。可咱们的日子，就是咱们自己的。稻子熟了要割，闺女哭了要哄，媳妇累了要搭把手。这些事，比皇帝的江山更实在。
我后来读了些书，知道了永乐年间那些大事的来龙去脉。
知道永乐皇帝五次北征，是为了防止蒙古各部重新统一，保障北方边境的安宁。知道他迁都北京，是为了把天子放在国门口，不让北方出事朝廷反应不过来。知道他派郑和下西洋，后世很多人猜测，船队远航，除了扬大明国威，也有寻访建文帝踪迹的用意。
建文帝到底去了哪里，始终是个谜。
有人说他在南京城破那天从地道逃出去了，当了和尚。有人说他跑到云南去了。还有人说，他远渡重洋，去了海外。永乐皇帝派胡濙在民间暗中查访，一查就是十六年。又派郑和在海上寻找。可找到没找到，找到之后又怎样，谁都说不清楚。
民间有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永乐二十一年的一天深夜，胡濙急匆匆赶回京城求见皇帝。皇帝已经睡下了，听说胡濙回来了，立刻起身召见。两人谈了很长时间。谈完之后，皇帝的表情松了下来，从此，就不再追查建文帝的事了。
但也有人说，那不过是个传说。真相到底如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地里的谷子收完了，我坐在田埂上歇脚，望着远处的北平方向，心里琢磨这件事。
我想起祖父说的那句话。他说，这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谁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认谁。
可永乐年间，老百姓的徭役比洪武年间重，赋税也增加了不少。那永乐皇帝算是对老百姓好，还是不好？
我活了这么多年，慢慢悟出一个道理。王朝盛世，于帝王是千秋功业；于大臣，是时代机遇；于读书人，是笔下文章。落到咱们老百姓身上，不过是能不能安稳种完一季庄稼，守着一家老小平安度日。
永乐盛世，说到底是靠无数普通人撑起来的。
那些在北平工地上搬砖的民夫，那些在山东路上运粮的百姓，那些被征去抄书的书生，那些在田里种地的农民——没有他们，就没有永乐年间那些宏伟的工程、那些壮丽的宫殿、那些远航的船队。
可他们的名字，一个也没有留下来。
我父亲的名字没有留下，我祖父的名字没有留下，我自己的名字也不会留下。我们就像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地长，一茬一茬地割。没人记得哪棵苗是哪棵，可地一直没荒。
我闺女长大了，嫁了人，生了娃。我抱着外孙的时候，给他讲永乐皇帝的事。他听得似懂非懂，就跟当年的我一样。
他问我：“姥爷，永乐皇帝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说：“姥爷不知道。姥爷只知道，永乐年间，咱们家有地种，有饭吃，你姥姥嫁过来的时候带了两床新被子。这就够了。”
外孙又问：“那后来呢？”
我说：“后来的事，就得看后来的了。”

话说大明朝【第03集】｜永乐大帝轰然落幕，仁宣二帝轻徭薄赋，迎来大明黄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