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被称为“延安派”的朝鲜义勇军指战员中，有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原本是侵华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有不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被以“学生兵”的身份强征入伍，并被派到中国战场上。由于不是自愿参军，所以在抵达中国后，其中的不少人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离日军，投奔朝鲜义勇军，在抗战胜利后又返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者这回要介绍的原人民军第五军团通信部长许东辉，就是其中之一。

许东辉（허동휘），又名金明兴（김명흥），1925年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咸镜北道会宁郡。1943年，年仅18岁的许东辉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征入伍，并被派遣到中国战场。由于是个新兵蛋子，又不是日本本土人，所以许东辉被安排在驻南京的侵华日军某后勤部队服役。在活动于南京的朝鲜独立同盟华中分盟地下组织的教育下，一向反对侵略战争的许东辉便于当年9月逃出驻地，投奔至附近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并加入了朝鲜义勇军华中支队。

1945年夏，正在新四军军政学校五分校带队学习的义勇军华中支队长金雄接到指示，要他挑选80名朝鲜学员前往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深造，许东辉也在被选中的学员名录里。这批人随后立即出发，但当他们走到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东阜阳时，突然又接到上级电报，称由于日军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导致敌后抗日战场形势急剧变化，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所有正准备前往延安和南方的部队应立即开赴东北。

由于金雄还有事要去延安汇报，便由李德武（又名杨元）带领许东辉等学员们北上，自己则单独前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华中支队的学员们一路翻山越岭，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终于于1945年10月下旬在锦州与从延安出发的朝鲜义勇军主力顺利会师，并于11月初进入沈阳，又会合了韩青、朱然带领的义勇军先遣纵队。由于被苏联红军拒绝进入朝鲜，这支义勇军混编部队便被改编为第一、三、五支队，并分别开赴北满、南满、东满地区开展工作。

其中许东辉被分配在义勇军第一支队，即大名鼎鼎的“李红光支队”，该支队在解放战争中先后被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辽宁军区独立4师、解放军东北军区第166师。许东辉虽然是1943年就入伍的义勇军老战士，但有关领导考虑到其年纪较轻，又参加过旧日军，所以一直没有让其担任部队主官，而是任命其为第166师498团参谋处的通信参谋。

1949年7月，按照中朝之间的哈尔滨协议，第166师秘密进入朝鲜，并被改编为人民军第6步兵师团。其中第498团改称人民军第15步兵联队，代号661部队，许东辉仍任通信参谋，职级是少校，隶属于联队司令部参谋处，主要负责管理联队直属的通信中队及三个步兵大队下属的通信小队。第15步兵联队是第6步兵师团的主力步兵联队，自朝鲜战争爆发后，即一路攻城掠地，从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一直打到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马山、南江地区。

在南下作战、撤退阶段和反攻作战期间，虽然战线变化频繁，部队里伤亡很大，但许东辉对第15步兵联队通信部队却管的不错，没有发生官兵被俘、逃亡甚至叛变的情况。但即便如此，眼看着身边平级的战友们都逐渐被提拔了上去，到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时，许东辉依旧只是个少校参谋，他自己也明白，这大概率还是和自己的日本学生兵的旧身份有关，成了怎么撕也撕不掉、影响自己一辈子的标签。

朝鲜战争后期，原李红光支队政委、人民军第五军团长方虎山突然召见了许东辉，并亲切问道：“听说，你是光复前入伍的第一支队老战士？怎么现在还只是个营级干部？”许东辉立即向老领导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报告首长，我曾任东野第498团通信参谋，可能在部队指挥、管理上不是很擅长。”方虎山点点头，说：“两年多一直没受到提拔，有点委屈你了，我把你调到军团司令部吧，主要负责司令部的通信业务。”就这样，许东辉才得以连升两级，任人民军第五军团通信部中校部长，方虎山则于1953年初调任新成立的陆军军事学院院长。

1954年，还在部队服役的许东辉突然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方虎山因“涉嫌参与派系活动”，而被解除军事学院院长职务，下放到咸镜南道的一个金矿担任副矿长，一些和方虎山有关的老战友也被降职处理。虽然这些还没波及到许东辉，但他已预料再留在部队里，前景可能不是很好。许东辉于是选择了向部队首长申请提前退役，随后举家搬迁至中国。截止至2000年底，许东辉依旧生活在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沈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