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晚高峰里，我于地铁二号线车厢内挤着，身旁有位金发大叔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仿若护着刚领到的年终奖一般，我认识他，他是公司新到的德国审计师汉斯，昨晚十一点，我在茶水间还见到他端着泡面，用塑料筷子和最后一根面条较着劲，嘴里还嘟囔着：这味儿在慕尼黑可找不着，那时我便觉得，这哥们儿十有八九是“不想回国俱乐部”的新成员。

今日他较我早到办公室十分钟，桌上摆着豆浆油条，电脑屏保是他于成都宽窄巷子拍摄的熊猫合照，我轻敲他桌子道：“签证期限到了，续不续？”他递予我一张A4纸，其上满是表格，最后一栏写着长期居留申请，我逗他：“德国福利那般诱人，你图啥？”他抬起头，眼神似刚做成大买卖的销售冠军：“图每日能学些新本事，”

汉斯曾给我算过一笔账：在柏林时，他四十岁，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在北京他似一把瑞士多功能刀，上午同财务商议合规之事，中午帮产品部与德国总部抢时间，下午被老板叫去解决难题，用英文、中文以及比划，逗得南美客户当场下单，他称这般被需要的感觉犹如天天闯关升级，回国便又得成“螺丝钉”，谁会乐意？

我也动心过，去年公司外派机会，我犹豫：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一堆后顾。汉斯一句话把我噎回去：“怕才是中年最大的成本。”

那天我加班到十点，走出写字楼，看见他蹲在路边帮外卖小哥修电动车，说着中文还夹杂着德语，手比脑子快，我猛然就懂了，他留下来可不是因为高铁快，也不是外卖有多诱人啥的，而是这儿能让一个中年人还敢换跑道，重新开启往后的日子。

我回到家中跟媳妇提及这件事，彼时她正在刷锅，连头都没抬便问道：“别的外国人敢去，你缺什么？”我凝视着天花板，心里好似被热油浇过一般：确实我们常把稳定当作终点，不过真正的稳定是无论多少岁，都具备随时参与竞争的能力，次日我将外派申请表打印好，放进包里，如同放进一张尚未刮开的奖券。

地铁抵达国贸站，汉斯挤下地铁，转身朝我挥手，嘴巴做出口型：干！我笑着点头，心想着：不干怎知中年是走下坡路还是迎来第二春？屏幕那端的你，若也卡在“要不要”的十字路口，莫急着说不行，先将背包扔过墙，再思量要不要翻过去，留言讲讲，你最想赌却没敢跨的那一步，我陪你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