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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一步走错!数十亿囤彩管压库存,4.67亿海外货款难收回


对于21世纪出生的人来说,倪润峰是个稍显陌生的名字。这位企业家和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同岁,比新中国还要年长;他曾经的对手、海尔的张瑞敏,和他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家电行业的风云人物,后者因为砸掉76台品质不合格的冰箱,被写进“管理学”教材。

相较而言,现在倪润峰的名字没那么响亮,很多年轻人是从不久前的讣闻里认识他。不过在20年前,他的称号包括但不限于“彩电大王”和“中国的松下幸之助”。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他执掌的长虹诞生于1958年,一开始是四川绵阳的三线军工厂,生产机载雷达。上世纪70年代,长虹转向民用家电制造,逐渐走出四川。1994年四川长虹在上交所敲钟,股价4年翻了10倍多。

在倪润峰执掌长虹的近20年间,这家企业累计产销彩电近8000万台、空调近500万台、雷达199部,公司净资产增长了97倍,达到117.32亿元。一位家电产业分析师评价,他是中国电视机产业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人物。

“天上彩虹,人间长虹”的广告语曾家喻户晓。年轻人结婚时要置办的冰箱、电视机、洗衣机“三大件”中,电视机流行买长虹。这些彩电曾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按下开关后,千家万户一起见证了浦东开发、彗星撞击木星、香港回归、长江三峡截流……一个国家的改革、建设、外交、天灾与荣光,以及世界的声音,都通过电视屏幕成为集体记忆。

倪润峰去世后,绵阳市民自发赶来为他送行。绵阳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做了130个花圈,忙到夜里11点,把殡仪馆放花圈的架子都用完了。光友粉丝董事长邹光友和倪润峰相识30多年,站在人群中久久没有离去。他回忆,倪润峰去他的公司调研,多次进他的直播间。“彩电大王”和“粉丝大王”常常对话,在邹光友眼里,倪润峰就像一个老大哥,“一直关心绵阳中小企业的发展”。

这位“老大哥”是山东荣成人,经历了“文革”年代,亲身感受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他正式执掌长虹的1985年,后来也被证实是中国现代商业史上的重要年份。

那一年他41岁,在长虹基层干了18年,从一线技术员成长为这家国营军工厂的厂长,最艰难的时候,厂里“账上只有1000多元”。

那时国企正在推行厂长负责制,他刚上任就成了主心骨。“不转型,企业就没有出路,不上民品,企业无法生存。”他力排众议,从日本松下引进一条彩电生产线,长虹由此从军工雷达制造转向彩电生产。这是一条“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产线,马上与长虹军品生产严格的“质量控制”结合到了一起。

倪润峰熟读《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他像作战一样经营企业,曾根据《隆中对》中诸葛亮向刘备提出的提议,在公司会议中提出,长虹的策略是“先王蜀,后王天下”。

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价格双轨制并行。1989年,为抑制市场过热的抢购风,国家针对彩电行业调整政策,每台彩电征收600元特别消费税,因为太贵,消费者开始观望,长虹的仓库里,积压了近20万台彩电。

倪润峰拍板降价,每台彩电降350元,压缩利润。不过,那时彩电定价权归国家,有人提醒他,搞不好要“蹲班房”,倪润峰又赌了一把。

这也是他第一次把价格当作武器。

几个月后,国家政策转向,放开彩电限价,倪润峰抓住了时代的衣袂,1990年,国内彩电市场占有率,长虹第一。

在当时,一些国企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习惯,“等人上门拿货”,倪润峰却在厂里抽调人员,带队在全国各省建立长虹经销站,他组织销售商游览长江三峡,在从重庆到宜昌的游船上向他们了解各地市场情况,还鼓励他们“面对三峡豪放高歌”。

1996年,中国彩电关税由35%下调到23%,海外品牌纷纷准备抢占市场,长虹宣布所有规格彩电一律大幅降价销售,降幅最高达18%。这一价格战使得国内品牌市场占有率迅速抬升,最盛时,中国人每买3台彩电,就有一台长虹。

后来回顾这次竞争,倪润峰颇为自豪地表示,最终“火箭炮”没有打败“红太阳”——“红太阳”是长虹自研的大屏彩电系列,“火箭炮”则是当年日本东芝的产品。两年后,日本财经媒体亲自给他颁奖,承认他是亚洲顶尖的企业改革者。

倪润峰去世后,有长虹老员工赶到殡仪馆守灵,通宵未眠。这位员工回忆,不少三线军转民企业在转型中破产,大量员工下岗失业,长虹不仅没让员工下岗,还在招收工人,“他是一个把个人命运与企业、与国家绑在一起的人”。

倪润峰有着惊人的商业直觉。听到海湾战争爆发后,他估计与石油相关的工程塑料价格将会大涨,在出差路上指示企业紧急采购;1998年长江大水重创沿江农田,但北方玉米丰收,他推断北方农民卖粮后会产生家电需求,组织员工趁着这个窗口期下乡促销。

他的商业策略有着一系列带有火药味的名字,比如“一次战役”“二次战役”“麦收行动”和“秋收之战”。

在他看来,“不沿边、不靠海,长虹发展的每一步,都靠解放思想,大胆突破。”

在长虹内部,他推行干部聘期制、契约化管理制,打破国企固定用工制,在内部实行人才“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能出能进”,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项需要魄力的改革。

长虹一位设计所所长上班时花了10来分钟去证券交易所结算股票,倪润峰摘掉了他的“乌纱帽”;一位在上班时间打了10分钟电子游戏的技术人才也被他除名。在长虹内部流传着两句意味截然相反的评价,“倪润峰当家让人受不了”,以及“长虹不能没有倪润峰”。

他要待在离市场和产线最近的地方,一年有50%的时间,他到销售一线调研及督导,另外50%的时间从事经营管理。他将一天工作分成3个单元,上午4小时与产销第一线员工交流,下午4小时与国内外客户洽谈业务,晚上4小时学习、算账理财。这种分配时间的方式被称为“倪氏二五三单元工作法”。

在很多过往报道中,他霸气、有领导者风范,不过,不少接近他的人却觉得他没什么架子。

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成都天府广场老百货大楼的彩电柜台前,人们看到过身披促销彩带、亲自向顾客推介长虹电视的倪润峰。那些年他因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动过两次大手术。股骨头被换成金属后,他对采访的记者说这条腿“耐磨性还不错”、坐飞机过安检不会响。

1998年,得知国家不再进口彩色显像管、将要严打走私,倪润峰抓住时机,邀请国内8家彩色显像管企业负责人飞抵绵阳谈判。他花费数十亿元与各家签订长期垄断供货协议,想要主导行业格局。他没想到的是,彩管厂暗中扩产,彩管走私则屡禁不止,亚洲金融危机又让市场骤冷,他囤下的球面彩管成了库存。

2000年,倪润峰退居二线,8个月后以CEO身份复出,把“商战”移向海外。当时,长虹和一家美国经销商展开深度合作,产品以大规模“赊销”模式快速出海,一度登顶国产彩电出口榜首。但后来,近4.67亿美元货款没有收回,成为巨大坏账。

随着平板显示技术迭代,CRT彩电迅速退潮。在新世纪,倪润峰不再总打胜仗。彩电市场快速进行了新一轮洗牌,海信、创维、厦华等企业布局液晶生产线,将长虹甩在身后。

1996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到长虹视察时,长虹正在建设当时中国最大的家电城,看着正在加快安装的空调生产线,朱镕基问倪润峰:“老倪呀,现在空调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你们怎么能保证自己能够挤进去呢?”

倪润峰如何回答已经不得而知,后来大家知道的是,截至目前,长虹空调没有成为空调市场的主导品牌。在世纪之交,倪润峰带员工读《红楼梦》,认为“荣宁二府”是企业的缩影,长虹得了“大公司病”。

2004年,倪润峰60岁。此前数年,他一直试图推动管理层收购,想要把长虹彻底转为民营企业,最终这份改制计划随他的退休一同落空。在更早之前,同为地方国企的TCL完成了产权改革,乡镇企业出身的美的,早早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企业决策效率大幅提升。

他退休后,人们热烈讨论他作为掌门人的决策得失。但他隐居绵阳,很少公开露面,有人提出为他作传,他拒绝了。

价格战是他在任期间公认最有魄力的发明。但在2001年,谈到1989年第一次针对国内同行的降价时,倪润峰语气低沉、面色不安。他提到,那次价格战直接导致20多家彩电企业惨淡出局,全国因此下岗的工人有数万之众。

“惨烈悲壮,至今不安哪。”倪润峰说。

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倪润峰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改革先锋”称号表彰,和他一起接受表彰的有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生和美的的何享健,白发苍苍的他在受访时仍谈论着改革和实干:“只要有勇往直前的心态、改革的心态,大踏步地往前走,总是可以达到胜利的彼岸。”

若把时间倒回1985年,你将看到41岁的倪润峰声音洪亮、头发黝黑,决心不要在厂长的位置上混日子。这一年,张瑞敏在山东砸了海尔冰箱,李东生在广东成了TCL的总经理,柳传志刚从中国科学院“下海”,出现在IBM公司个人电脑代理商的招标会上。在大洋彼岸,戴尔、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也在大展身手。

后来,因为倪润峰决定在1996年3月26日降价,这一天被收入1996年的“四川改革开放大事记”,也成为中国家电行业史上的重要时刻。当时价格还是“禁区”,倪润峰已经把价格当作武器,有人说他开启了中国家电行业真正的市场化商业时代。

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购买过长虹电视机的消费者回忆,那时的电视机方正、笨重,打开后必须先拉出天线、调整角度。如今,超薄、超清的电视、投影仪早已进入客厅,人们可以跟着大屏健身、K歌,也可以用电视控制灯光和空调。行业前四中,目前还没有长虹。

2026年11月11日,在这个同样弥漫着商业气息的日子里,预售直降、百亿补贴、算法跟价已经成为市场中精细且难以摆脱的调节阀,倪润峰信仰并善用的市场竞争方式,从家电蔓延至可以购买的一切。

也是在这天,82岁倪润峰的人生屏幕熄灭了,但他始终相信的市场,彻夜不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