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冬天，西宁中山医院西墙外，一棵杨树底下，91岁的董用威被人搀着跪了下去。他面前是一片再普通不过的空地，没有碑，没有标记，杨树的根须扎在冻土里，谁也看不出下面埋着什么。

西宁市档案局副局长陈庆春多方走访后确认，董振堂的头颅就埋在这里。

董用威等这一天等了78年，他跪在地上喊了一声“父亲”，在场的人后来回忆，那个场面让所有人背过脸去。

董振堂是河北新河县李家庄人，1895年生在一个普通农家，自幼习武，1920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从排长一路做到师长。

董用威对父亲最长的一段记忆，停留在1928年底到1929年初的那个冬天。当时董振堂任西北军第十三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把母亲、妻子贾明玉和孩子们接到洛阳，一家人团聚了半个多月。

在董用威并不算清晰的记忆里，那是父子相处最久的一段日子。父亲吃饭，最多两菜一汤，家人到了添一双筷子，也不过加一个菜一个汤，勤务员多要了菜，父亲便让退回去。他舍得给母亲买衣料，却只买布棉袍、布棉袄，那些穿绫罗绸缎的官太太见了，直说"师长太太"太寒酸。临分别时，见妻子满脸不舍，董振堂安慰她说：我不喝酒、不打牌、不逛窑子，更不会找小老婆，你就放心好了。他还塞给妻子十块钱，让她回去做几件衣服。谁也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别，当时董用威才四岁出头。

此后董振堂率部南下江西"剿共"。1931年12月14日，他与赵博生、季振同等人率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发动宁都起义，投奔红军，所部改编为红五军团。

起义后，他托自愿返乡的新河籍士兵顺路捎回最后一封家书，只叮嘱家人遇到危难去山西族兄董升堂处避难，只字未提起义之事——他不想让家人担惊受怕。几个月后，贾明玉是在河北老家的报纸上才知道丈夫"率二十六路军投奔红军"的。

1932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多年积蓄的约三千块银元（一说近两千块）一次性全部交了党费，毛泽东劝他留一些贴补家用，他回答：我已经是党的人了，要把一切献给党，连生命也献给党。

入党前后，这个粗通文墨的军人还干过一件细致事：妻子贾明玉不识字，他便教她读书认字，分居两地后仍不断把自己读过的书寄回家，书里的生僻字一一标上拼音和批注。贾明玉后来日日带着孩子们读这些书，越来越理解和支持丈夫的选择。

宁都起义之后，董家从军官眷属变成了通缉对象的家属，国民党当局开始搜捕、抄家。贾明玉带着三个孩子隐姓埋名，先是辗转石家庄、天津，最后落脚在安徽界首。

为糊口，她纺线、做针线活、给人缝补浆洗，一家子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时时提防上门盘查的人。

一路上她最珍视的是丈夫的一张小照，那是董振堂在西北军时拍的。逃难前，照片被塞进土坯墙的墙缝里藏好，日伪军放火燎房时，房子保住了，照片却在墙缝里被烧焦了一角，一张全身像变成了半身像——它后来成了董振堂留在世上唯一的影像，董用威把这张残照贴身保管了一辈子，拓印多份，赠给各地纪念馆。

一家人在颠沛流离中受难的时候，在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惨烈的悲剧也在一步步逼近。

1936年10月会宁会师后，红五军编入西路军西渡黄河。1937年元旦，董振堂与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部攻占甘肃高台县城，建立了苏维埃高台县政府。他没有想到，收编城内民团埋下的隐患，很快就要了全军的命。

1月12日，马步芳部两万多人马将团团围住，而此时城中红五军连同新近补充人员只有两千八百余人，敌我兵力将近十比一；而电台又留在了临泽，求援电报发不出去，弃城则满城百姓和整个西路部署都将暴露。

董振堂最终选择留下死守。战斗持续到1月20日凌晨，守城将士子弹打光了用大刀，大刀砍卷了用石头砖瓦，城中原先收编的民团此时从内部反水，打开城门，马家军潮水般涌入。

董振堂率残部向东门突围，冲出约四百米时，一颗子弹从他左胸穿过，他从城墙边栽了下去。战士们撕开他的衣服，他还剩最后一点气息，断断续续留下最后一句话：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走就冲不出去了。说完，头一歪，没了呼吸，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此战，红五军两千八百余名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与军长同日殉国的还有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一大批中高级指挥员。

城破之后，马家军割下董振堂的头颅，悬挂在高台东门城楼上，拍照示众三天，随后被送到武威的河西医院，装进白铁皮桶，用烧酒泡制的酒精保存了两三个月，再转运西宁交给马步芳。

马步芳原本打算把这颗头颅送到南京向蒋介石领赏，恰在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蒋介石宣布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马步芳只得打消送京的念头，将头颅存于西宁中山医院。因保存条件所限，头颅渐渐腐坏，最终被就近掩埋在中山医院西墙外的空地里。一同埋在那里的，还有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的首级（一说红五军参谋长刘培基）。

这几锹黄土，把一个秘密埋藏了七十八年。

远在千里之外的贾明玉和孩子们，起初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一度还打听到"董振堂在新疆带兵练兵"的说法，满心以为丈夫还在人间，直到1942年，一家人才得到确切消息：董振堂早在五年前就已经牺牲了。

据家人回忆，消息是族兄董升堂在重庆见到周恩来时得知并辗转传回的，内容只有短短一句——在甘肃打仗牺牲了，具体情形一概不知。

也就是在这之后，长子董光楹做出了人生的抉择：他瞒着母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谁也没拦住。不幸的是，他入队不久、就在同年执行任务时牺牲了，也成了一名烈士。

关于他牺牲的具体地点和任务细节，留下来的记载很少，有说法称牺牲在长沙，但均无确证。

董光楹牺牲后，家人再次选择隐瞒，只告诉母亲："哥哥去外面打工了。"这个谎言，一瞒就是好几年。多年后母亲得知真相，她没有嚎啕大哭——她早已懂得丈夫和儿子的选择，甚至生出一份沉甸甸的欣慰：父子二人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丈夫在那边不孤单。

人间正道是沧桑，组织一直没有忘记这一家人。

1946年，刘伯承、邓小平在得知董家情况后，派人辗转核实线索，最终在安徽界首找到了流落的贾明玉母子，把他们接回已是解放区的冀南，分了住房和土地，还送来六十万边币作为生活补助。

颠沛流离十多年的日子到此才算结束，两个孩子也终于得以走进学堂。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董用威和董光苔兄妹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董用威数十年勤勤恳恳工作，直到退休；董光苔从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还曾担任过北京女子三中的副书记。

兄妹二人一生都清清白白，从不借父亲的名望谋任何特殊照顾。2009年，董振堂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河北新河和甘肃高台两地先后建起了纪念馆、纪念碑，还办起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学——但这些身后的荣光，从来都不是这对兄妹向外人提起的话题。

1958年，周恩来指示将贾明玉接到北京，分配住房，由总政治部负责照料晚年，她与女儿董光苔在北京定居。

日子安定下来，老人心里的执念却一天比一天重：丈夫身首分离，头颅下落不明，她连一个能给父子俩烧张纸的地方都没有。

她和子女们长年四处寻访，凡是与西路军有关的线索，一条都不肯放过。解放初期，有关方面曾根据一名被俘特务的口供，在南京遍寻董振堂头颅的下落，卫生机构的标本室、各大医院的地下室都翻遍了，最终结论只有四个字：查无实据。

这四个字像一根刺，扎在董家人心里几十年。

1983年，贾明玉抱憾而逝，至死不知丈夫头颅的下落。董用威怀着无限哀思，从父亲牺牲地高台捧回两抔土，与母亲合葬——以两抔异乡黄土陪母亲长眠，是这个家能想到的、最接近"合葬"的方式。

母亲走后，寻访的接力棒落到了董用威手里。他跑遍了各地的档案馆，遍访西路军老战士和知情者。

当年，"为什么不突围"的疑问，同样困扰着当年的战友——1956年1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仰望高台城楼，赋诗叹道："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而这道题，最终被贾明玉的一句话解开了：他是不想放下高台的百姓啊！

2015年，董用威终于通过曾任河西医院院长的张琪获得了关键线索：张琪的一位远房亲戚，正是当年奉命掩埋头颅的士兵。据张琪回忆，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级在高台示众三天后送到河西医院用酒精浸泡，三个月后马步芳派人取走，因保存不善腐坏，最终埋在了中山医院西墙外的空地。

多方印证之下，埋藏七十八年的秘密终于拼出了全貌。

这一年冬天，91岁的董用威带着儿子董乃煌和妹妹董光苔，驱车赶到西宁。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大杨树下，枯草之中，老人跪倒在埋着父亲头颅的冻土前。有关部门随后为烈士举行了祭奠安葬仪式，英雄终于得以安息，而母亲贾明玉没能等到这一天，这成了这个家唯一的、永远的遗憾。

晚年的兄妹二人，一个为父亲的遗骨奔波了大半生，一个在北京教书育人、赡养母亲至终老，生活都过得清淡朴素，极少在公众面前提及"董振堂子女"的身份。

在董用威家里，父亲留下的东西并不多：一张烧焦一角的遗照，几封泛黄的家书。而在所有"像"父亲的东西里，他最喜欢的，是战友黄镇在长征途中为父亲画的那幅画像——画像上的父亲一只手叉着腰，随身不离短棍与手枪，眉眼和气。

画像下方，魏传统将军配有一首诗：军团长，董振堂；战士雄姿人尊仰，随身不离枪；和气待同志，耿耿忠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