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战犯管理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德林”，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曾关押过数百名战犯，仅国民党高级将领就有一百多名，这些人均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我军俘虏，并按照要求在此接受改造，最终先后于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共分为七批被特赦。

值得一提的是，这七批特赦人员名单中，除了第六批之外，剩下每一批均有“打头人员”，所谓“打头人员”，就是指在功德林表现最好、且过去有一定影响力之人，也就是首要战犯。

而这些“打头人员”的名单，以及在名单上的排名顺序，在当时公布前都是经过严格比较后决定的，换而言之，就是在宣读名单时，谁在前、谁在后，都是认真研究和综合评定后得出的结果。

不过，1966年被特赦的那一批，却是个唯一的例外。

一、“打头人员”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先来讲一讲各批被特赦人员中都有谁是“打头人员”。

对于第一批被特赦人员，相信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电影《决战之后》以及电视剧《特赦1959》中，都重点演绎了这一情节。

而这其中，作为“打头人员”的首要战犯，一共有八个人。

这八个人，分别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周振强和卢浚泉，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在宣布名单时，宋希濂之后和陈长捷之前，还有两个人，分别为杨伯涛和邱行湘。

之所以把这十个人分开说，是因为杨伯涛和邱行湘在当时并不是作为“打头人员”出现在名单之中的。

当时能作为“打头人员”也就是首要战犯出现在名单中的，是必须满足几个硬性条件，那就是在同批次被特赦人员之中，第一要过去的职务最高，第二要过去的作用最大，第三要在关押期间表现好、有影响。

按照这三个条件进行对比，那第一批被特赦人员中，排名第一那必须是杜聿明。

杜聿明被俘时，军衔是国军中将，而职务则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如果单比军衔的话，那功德林里的国军中将可不少，甚至还有一位上将，而论职务的话，杜聿明也不是最高的，但他之所以能排名首批特赦人员第一，主要是后面两点，也就是“过去作用大”和“在押期间表现好”。

过去作用大这一点，只要对解放战争历史有所了解的都知道，杜聿明是那个时期国军的“顶梁柱”，东北战场和淮海战役均有他的身影，并且还都是作为手握实权的角色出现。

比如在东北战场上，杜聿明在1947年7月离开之前，一直担任国军东北保安司令官一职，掌控着国军在东北的八个正规军，而到华东战场后，杜聿明虽担任的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但我们都知道，真正说话好使的，不是“剿总”总司令刘峙，而是杜聿明。

也正因为在东北、华东两大战场上起到的作用最大，因此杜聿明才会被列入“打头人员”首位，此外在改造期间，杜聿明一开始也十分抗拒，但随着管理人员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杜聿明最终扭转了曾经的看法，从此全身心的投入到改造之中，这也就符合了“在押期间表现好”这个条件。

到了1960年，排在第二批被特赦人员首位的“打头人员”，是曾任国军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的李仙洲，1961年被特赦人员中，排在首位的是曾任国军9兵团中将司令的廖耀湘，1963年那一批排在首位的是康泽，1964年则是王陵基。

但在1966年，被特赦人员已经不再按照上述三个标准排序了，而是按照姓氏笔画进行排列，因此这一年排在首位的被特赦国军将领为方靖（曾任国军湘鄂川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

最后就是1975年的那一批，这一年被特赦的战犯有好几个我们都十分熟悉，比如黄维、文强、周养浩等，这其中，黄维“当仁不让”的排在了“打头人员”的首位。

二、打头并不代表官职最高

尽管杜聿明是作为“首要战犯”且还排在了首位，但他却不是功德林中官职最高的国军将领，包括军衔他也不是最高的。

杜聿明在被俘时，职务为国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郑州指挥所主任，而在功德林中，恰好有一位与他官阶、职能几乎一模一样的国军将领，谁呢？正是范汉杰。

范汉杰不仅也是中将，同时还曾在徐州“剿总”司令部任职过，并且同样是担任副总司令，而到了东北之后，范汉杰先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之后在1948年7月，又兼任锦州指挥所主任，而他被俘时便是此身份，所以与杜聿明被俘时的官职几乎一般无二。

与杜、范二人可以平起平坐的，还有一个宋希濂。

1948年3月，原国军武汉行辕更名为武汉绥靖公署，之后到当年6月，武汉绥靖公署再次更名，这次改为了华中“剿总”司令部。

担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为白崇禧，而宋希濂则是6个副总司令之一，同时，他还兼任国军14兵团司令官。

不仅如此，在1949年的2月初，因局势需要，宋希濂还被老蒋火线提拔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官，而他这个司令官，下辖两个大兵团（14兵团、20兵团，总兵力约为14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权职务。

因此这么看的话，论被俘时的身份，宋希濂还要高出杜聿明、范汉杰一些。

而在军衔上，杜聿明也好，范汉杰也罢，都不是功德林中最高的国军将领，尽管杜聿明和范汉杰等人都指挥过数十万兵马，但论军衔，他们都比不上王陵基。

王陵基是功德林中唯一一个国军上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王陵基的这个上将，准确的名称叫“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换而言之，就是二级上将，而在国军之中，二级上将与一级上将之间，不管是地位还是权力，那差距不亚于云泥之别。

别的不说，随便举几个国军一级上将的名单，如陈济棠、阎锡山，拿他们与王陵基相比，就知道中间的差距有多大。

此外还有资料显示，王陵基的“陆军中将加上将”并未在国军铨叙厅挂牌，所以其待遇和在国军内部的登记身份依旧是中将，只不过对外称上将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王陵基确实是上将，除此之外，王陵基在被俘时，还有一个身份是国民党四川主席，同时他还是国军第七绥靖区司令长官，而按照这个身份，王陵基是不是功德林中职务最高的国军将领呢？

答案为并不是，以被俘时的身份为参考，职务最高的另有其人。

三、国军陆军副总司令

1944年，国军仿照美军制度，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何应钦，负责直接指挥国军的四个方面军，另外还指挥原有的各个战区司令长官部。

到了1946年，这个“陆军总司令部”撤销，取而代之的是由白崇禧担任部长、陈诚担任参谋总长的国军国防部，国防部除了下设六厅七局之外，还分设“四总司令部”，即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和联合勤务司令部。

这就是国军陆军总司令部的由来，需要注意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陆军总司令部，已经与1944年时的“陆总”大不一样，1944年的“陆总”，可以视为后来的国防部，而1946年成立的“陆总”，只能算是国防部的一个下属部门。

而我们要说的这人，就是曾担任过国军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汤尧。

汤尧毕业于黄埔，抗战胜利后，曾任国军国防部参事室中将主任，1948年调任为“陆总”参谋长，而他的“陆总”副总司令一职，与宋希濂一样，也是被火线提拔上来的。

1949年12月，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此时的国军大势已去，但老蒋仍不甘心，因此就任命李弥为云南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主任（因二人当时被扣，所以由旁人暂时代理），同时把时任“陆总”参谋长的汤尧提拔为副总司令，命其指挥第8军团（下辖第8、第26军）共四万余人反扑昆明。

由此，昆明保卫战打响。

经过长达十余天的战斗，我军最终取得了昆明保卫战的胜利，而汤尧则带着残部向滇南一带逃去。

而为了彻底歼灭这股残敌，我13军37师110团以14个昼夜跨越2000里的惊人速度，成功抢占了蒙自机场，彻底堵住了敌人逃窜的道路。

最终，汤尧所部被全歼，其本人也被俘虏，而在被俘时，汤尧还不停的问我军官兵，“你们是怎么做到一天急进200多里的？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啊”。

而按照被俘时的官职去对比的话，汤尧这个“陆总”副总司令，显然是功德林中官职最高的国军将领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国军当时内部组织架构异常混乱，越级指挥、不遵调动的事情屡有发生，加上后来国军又设立“剿总”这一单位，就更加剧了权力分配、指挥体系上的混乱，所以汤尧的“陆总”副总司令，未必有杜聿明的“剿总”副总司令说话好使，但论明面儿上的官职，确实是汤尧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