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11月，杭州。一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蜷缩在出租屋里，咳得喘不上气。邻居们不知道，这个连药都买不起的穷光蛋，十年前出门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大轿，身上穿的是慈禧亲赐的黄马褂，整个紫禁城只有他一个汉人可以骑着马进去。他叫胡雪岩。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帮他收尸的老仆。
一个从钱庄跑街伙计爬上来的穷小子，是怎么走到“红顶商人”这个位置的？答案很简单：他押对了一个人。

胡雪岩二十七岁那年，还在杭州一家钱庄做伙计，每天提着账本满街跑。有一天他在茶馆里遇到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此人捐了个候补盐大使的虚衔，想进京谋个实缺，但兜里连路费都没有。胡雪岩干了件疯狂的事：他擅自挪用了钱庄刚收到的五百两银票，塞给了王有龄，让他赶紧进京。钱庄发现后把他扫地出门。胡雪岩在杭州街头流浪了大半年，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但王有龄赌赢了，他补上了实缺，一路升到了浙江巡抚。王有龄没有忘记当年那个替他偷钱的伙计。他拿出公款借给胡雪岩开钱庄，阜康钱庄就这么开起来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都落到了胡雪岩手里。一个跑街伙计，靠着这笔政治投资，坐上了钱庄老板的位置。

王有龄后来在太平军攻杭州时自杀殉城。胡雪岩没有停下来哭，他转头找到了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西征新疆，军饷全靠胡雪岩一手筹措。胡雪岩先后六次替左宗棠向外国银行借款，累计金额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左宗棠在前面打仗，胡雪岩在后面管钱。没有胡雪岩，左宗棠可能根本打不下新疆。慈禧太后一高兴，赏了胡雪岩二品顶戴、黄马褂、紫禁城骑马。一个商人，戴上了红顶子，成了清朝最显赫的“红顶商人”。
但胡雪岩忘了一件事。他的全部身家，绑在左宗棠一个人身上。而左宗棠在朝中有个死对头，叫李鸿章。

李鸿章的逻辑很直接：左宗棠之所以能在西北打胜仗，全靠胡雪岩在背后筹钱。想把左宗棠扳倒，先把他钱袋子拿了。李鸿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另一个人——盛宣怀。
盛宣怀和胡雪岩不一样。胡雪岩是从商人变成官员，盛宣怀是从官员变成商人。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是李鸿章的老朋友，自己二十多岁就投到李鸿章幕府，替李鸿章操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纺织厂。他是李鸿章的钱袋子，也是李鸿章的人。他和胡雪岩的较量，从一开始就不是商战，是派系战争的前线。

盛宣怀动手的时候，胡雪岩正在做人生最大的一场豪赌。他斥资两千万两白银，高价收购国内新丝，企图垄断蚕丝贸易，把洋商挤出中国市场。这是一个商人能做出的最冒险的决定，但他觉得有左宗棠撑腰，自己能赢。
盛宣怀做了三件事。第一，他指使商人和买办不要购买胡雪岩囤积的生丝，让胡雪岩的现金流断掉。第二，胡雪岩之前替左宗棠向洋商借的军饷，本来该由上海道台按期还款，盛宣怀以李鸿章的名义命令道台延迟二十天再还。洋人拿不到钱，转头找胡雪岩要。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步，盛宣怀造谣说胡雪岩的生丝生意大亏，阜康钱庄快要倒闭了。消息传开，各地官员和富户争先恐后跑到阜康钱庄提款。挤兑风潮像雪崩一样压下来。

胡雪岩急了，他想给左宗棠发电报求救。但他发现电报发不出去。因为当时中国的电报网，全在盛宣怀的控制之下。那封电报自始至终没有送到左宗棠手上。胡雪岩喊天不应，叫地不灵。他被迫低价甩卖生丝，亏了一千万两。各地的阜康钱庄纷纷倒闭。他不得不把胡庆余堂药厂的地契房产都当了出去，宣告破产。
破产之后，胡雪岩做的第一件事是遣散姨太太们。他叫来管家，把剩下的金银首饰分成几份，每人一份，让她们各自回娘家去。姨太太们哭着不肯走，胡雪岩说：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你们跟着我只能饿死，走吧。第二天早上，院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左宗棠收到消息后，紧急派人去杭州调查。但左宗棠自己也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他调查的结论是“该革员家产，业已查封”，但他没有能力再替胡雪岩翻案。1885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去世。两个月后，胡雪岩也在杭州的出租屋里咽了气。他死的时候，家里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
胡雪岩和盛宣怀的结局，是这个故事最残酷的注脚。盛宣怀在胡雪岩死后平步青云，官至邮传部尚书，一手掌控轮、电、路、邮四大实业，1916年去世时葬礼规格之高如同国葬。胡雪岩呢？从二品红顶戴到革职抄家，从富可敌国到无钱下葬，中间只隔了三年。

胡雪岩的悲剧不在于他赌错了人。他的悲剧在于，他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他所有的财富、地位、权力，都是从左宗棠那里借来的。左宗棠活着，他是“红顶商人”；左宗棠死了，他什么都不是。盛宣怀可以动用电报网切断他的求救信号，可以用一纸命令让道台延迟还款，可以操纵舆论制造挤兑，因为盛宣怀的权力是体制给的。而胡雪岩的权力，是左宗棠私人给的。私人给的，随时可以收回。体制给的，只有体制倒了才会倒。
胡雪岩死后三十多年，清朝灭亡。盛宣怀在辛亥革命中逃往日本，家产被没收。两种“红顶商人”，最终都没有逃过同一个结局：他们依附的东西，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王朝，都不会永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