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隆夜雨：谷正伦诱杀刘伯龙始末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贵州盘县。
雨已经下了三天。谷正伦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忽然剧烈咳嗽起来。韩文焕端着药碗进来，看见他嘴角又渗出了血丝，心里一阵发紧。
“司令，这药……”
“放下。”
谷正伦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他今年五十九岁，但此刻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苍老。连日来的血便不止，加上这要命的咳喘，把他折磨得只剩一副骨架。
可他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
三天前，消息传到盘县的时候，他正在召开军事会议。韩文焕从贵阳发来电报，只一行字：“卢焘先生遇害，凶手系刘伯龙。”
他记得自己当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满屋子的参谋副官都看着他，谁也不敢出声。然后他站起来，往门外走，走到廊下，一口血就喷在了地上。
卢焘比他大十七岁。辛亥革命的时候，卢焘已经是黔军总司令，那时候谷正伦还是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的年轻军官。后来几十年，卢焘几次退隐又几次出山，始终不愿意跟着蒋介石走。谷正伦在贵州主政，心里对这位前辈是敬着的。卢焘比他大十七岁，辛亥革命的时候，卢焘已经是黔军总司令，那时候谷正伦还是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的年轻军官。后来几十年，卢焘几次退隐又几次出山，始终不愿意跟着蒋介石走。谷正伦在贵州主政，心里对这位前辈是敬着的。
卢焘自己也说得清楚：“我出来，不是为了国民党，是为了贵阳的老百姓。解放军要来了，城里不能乱。”
这话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
谷正伦知道蒋介石是什么样的人。越是到了穷途末路，越见不得有人站出来收拾民心。卢焘在贵阳百姓中的威望太高了，高到让蒋介石不安。所以蒋介石给刘伯龙下了密令。
刘伯龙。
谷正伦闭上眼睛，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已经扎了快一年了。
刘伯龙是贵州龙里人，黄埔三期毕业，后来又去日本步兵学校、陆军大学特别班镀了金。在国民党军界，他属于康泽那一条线上的人，平时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今年年初，蒋介石为了“黔人治黔”，把刘伯龙从别处调回来，委任他做第八十九军军长。
刘伯龙到任那天，谷正伦特意设宴接风。酒过三巡，刘伯龙站起来敬酒，话说得很漂亮：“谷主席是我的老长官，今后在贵州地面上，伯龙一定唯主席马首是瞻。”
谷正伦当时笑了笑，举杯回敬。但他心里明白，这种话信不得。
果然，没过多久，刘伯龙就露了真面目。
先是黔东三个省议员不知去向，谷正伦让张法乾去查。张法乾问刘伯龙，刘伯龙满不在乎地说：“他们图谋不轨，我已经派人干掉了。”
张法乾回来禀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谷正伦听完，把手里的茶杯放在了桌上，没有摔，只是放得很重。
然后杨森来了函，说马守援的夫人在重庆脱险，马家被乱兵抄斩，请贵州方面彻查。张法乾又去问刘伯龙，刘伯龙还是那副轻描淡写的样子：“那是我龙里家乡的特务营干的，因为马守援在家乡欺压良民。肇事者我已经法办了，让杨主席不必担心。”
谷正伦看到回函的时候，沉默了很久。马守援是杨森的人，杨森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刘伯龙连杨森的面子都不给，这是明摆着在告诉他谷正伦：我刘伯龙，你管不了。
更让谷正伦寒心的，是另一件事。
刘伯龙驻防云南沾益的时候，曾经下令屠杀某村男女老少三千余口。这件事在西南军政界传得沸沸扬扬，谷正伦也有所耳闻。后来他当面问过刘伯龙，刘伯龙的回答是：“治乱世用重典。这些人通共，不杀不足以立威。”
谷正伦没有接话。他在心里想：你今天可以用这个理由杀三千人，明天就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杀任何人。
但他真正动杀心，不是因为刘伯龙杀人。
是因为刘伯龙开始抢权。
贵阳被解放军攻占之前，谷正伦已经把省政府迁到了晴隆。刘伯龙率八十九军退到贵阳附近，却迟迟不走，一直在贵阳城里活动。他在跟地方士绅接触，在跟各路实力派联络，在跟解放军方面暗通款曲。
谷正伦在晴隆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已经病得下不了床。韩文焕站在床边，低声汇报：“刘伯龙想取代司令的位置。”
谷正伦咳了一阵，喘过气来，问了一句：“他凭什么？”
“他手里有八十九军，还有蒋介石的信任。”
谷正伦没有说话。他知道韩文焕说的是实话。刘伯龙是黄埔三期出身，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他谷正伦，虽然挂了个上将军衔，虽然在贵州经营多年，但在蒋介石眼里，始终是个地方实力派。
蒋介石让刘伯龙来做八十九军军长，本来就是要他制衡谷正伦的。
可卢焘的死，让事情起了变化。
谷正伦打听清楚了。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刘伯龙从龙里派人驱车到贵阳，假意请卢焘去“开会”。卢焘上了车，车行至西郊二桥转弯塘，刽子手就把人杀了。卢焘那年六十九岁，临死前没有反抗，只是说了一句：“你们这是要遭报应的。”
谷正伦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眼眶湿了。
他想起多年以前，自己还是个年轻军官的时候，卢焘拍着他的肩膀说过：“正伦，咱们贵州人，要替贵州人办事。”
他想起自己刚回贵州当省主席的时候，卢焘托人带来一句话：“你回来了就好，贵州不能再烂下去了。”
他还想起不久之前，贵阳城里人心惶惶，卢焘站出来组织市民临时治安委员会，跟周围人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但为了贵阳老百姓的利益，愿做一个老牛。”
这样的一个人，被刘伯龙杀了。
谷正伦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的雨，手在被子下面攥成了拳头。
“文焕。”
“司令。”
“给蒋介石发报。”
韩文焕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他低下头：“司令，刘伯龙毕竟是……”
“我知道。”谷正伦打断了他，“按我说的发。”
电报发到蒋介石那里的时候，蒋介石正在重庆。他看了电报，没有马上回复。过了两天，回电来了。
“着吾兄权宜处置。”
就六个字。
谷正伦看完电报，把纸折好，放在枕头下面。他闭上眼睛，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韩文焕站在一旁，等着。
终于，谷正伦开口了：“让刘伯龙来晴隆。就说我要移交军政大权，请他过来共商。”
“他会来吗？”
“会。”谷正伦说这个字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看不出是苦笑还是别的什么，“他做梦都想拿到那三枚印信。”
贵州省政府的印、绥靖公署的印、保安司令部的印。这三枚印，就是贵州的权柄。谷正伦知道刘伯龙想要它们，从到贵州那天起就想要。而一个想要权力的人，是最好骗的。
日子定在十一月十八日。
十七日夜里，雨还在下。谷正伦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站了很久。韩文焕进来的时候，看见他穿着单衣站在风口里，忙上前去扶。
“司令，您身子……”
“文焕，你说，我这么做，算不算公报私仇？”
韩文焕沉默了一下：“司令，卢先生被杀，贵阳震动。刘伯龙不死，贵州的局势没法收拾。您这是为贵州除害。”
谷正伦摇了摇头：“不全是。”
他转过身，看着韩文焕：“我是在想，如果我今天不动手，明天刘伯龙就会动手。他有兵，有蒋介石的支持，而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这一条命，和一个省主席的空名头。”
“司令……”
“你不明白。”谷正伦的声音很低，“我认识卢焘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他教我认清了这世道，也教我知道，一个人活着，总得守住点什么东西。这些年我在官场里起起伏伏，很多事情都忘了，很多话也没脸再说。可卢焘死了，我这心里头，有一块地方碎了。”
他顿了顿，又说：“我不是为了给他报仇，我是为了让我自己还像个人。”
韩文焕没有再说话。他跟着谷正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老人说这样的话。
十八日清晨，雨停了。
晴隆县城笼罩在薄雾里，街道上冷冷清清。国民党的溃兵三三两两地经过，没有人注意县政府那边有什么异样。
谷正伦起得很早。他穿上了那身笔挺的军装，把上将的领章扣好。镜子里的人瘦削、苍白，但腰挺得很直。
他把韩文焕叫到跟前，交代了几件事。然后他说：“枪手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在县政府后院，刘伯龙一进去就动手。”
“不要打头。”
韩文焕愣了一下。
“打身子。”谷正伦说，“打身子就够了。留个全尸，给他一个体面。”
上午十点多，刘伯龙的车到了。
刘伯龙走进县政府大门的时候，步子迈得很大，皮鞋踩在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精神抖擞，脸上带着笑。
谷正伦站在正厅门口等他。
“司令！”刘伯龙远远就拱手，“让司令久等了。”
“伯龙来了。”谷正伦的声音很平，“进来坐。”
刘伯龙走进正厅，四处看了看。屋子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贵州地图。谷正伦在主位坐下，示意刘伯龙坐在旁边。
“司令身体可好些了？”刘伯龙坐下来，关切地问。但那关切的语气里，藏不住一股得意。
“还是老样子。”谷正伦说，“今天请你来，是要把几件事交代清楚。省政府、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这三摊子的事，我准备交给你。”
刘伯龙的眼睛亮了一下，但他马上压住了。“司令，这怎么好意思……”
“我身子不行了，要去香港治病。贵州的事，总得有人管。”谷正伦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这是移交清单，你看看。”
刘伯龙站起来去接。
就在他伸手的瞬间，谷正伦退后一步。
后堂的门帘掀开了。
枪声响起的时候，谷正伦闭上了眼睛。
他听见刘伯龙倒下去的声音，听见他的身体撞在椅子上的闷响，听见他最后一声喊叫卡在喉咙里。然后是一片寂静。
韩文焕从后面走出来，看了看地上的刘伯龙，又看了看谷正伦。
“司令。”
谷正伦睁开眼睛，低头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刘伯龙。刘伯龙的眼睛还睁着，脸上的表情凝固在惊恐和不解之间。
他慢慢蹲下身，伸出手，把刘伯龙的眼睛合上了。
“给他整理一下，换身干净衣服。”谷正伦站起来，声音很平，“他毕竟是贵州人，死在贵州的地面上，应该体体面面地走。”
韩文焕应了一声。
谷正伦走到门口，外面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苍白的脸上。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卢焘跟他说过的一句话：“正伦，人这一辈子，总要做几件自己觉得对的事。”
他不知道今天这件事对不对。
他只知道，他做了。
当天下午，刘伯龙被杀的消息就传开了。晴隆县城里的国民党官兵议论纷纷，有人震惊，有人恐惧，也有人暗暗松了一口气。
谷正伦没有理会这些议论。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天。雨后的天空很干净，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透出淡淡的光。
他拿起纸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电报。电报很短，只说刘伯龙“违抗命令、挟持长官、滥杀无辜”，已经“权宜处置”。他把电报交给韩文焕，然后躺了下来。
这一次躺下，他再也没有起来过。
几天后，谷正伦经昆明转赴香港。离开贵州的那天，他坐在飞机上，透过舷窗往下看。贵州的山连绵起伏，云雾缭绕。
他想起卢焘。想起刘伯龙。想起自己这一生的跌宕。
最后他想起的，是晴隆县政府正厅里那一声枪响。
那一声响，震碎了他和这座城市最后的联系。从此以后，贵州是别人的贵州了。
飞机钻进云层，底下的大地看不见了。
谷正伦闭上眼睛，一滴泪从眼角滑下来，落在衣领上，很快就干了。
后来，刘伯龙手下的三二八师师长张涛升任代军长。张涛是绥阳人，跟刘伯龙不是一路人。刘伯龙一死，八十九军就落到了张涛手里。谷正伦走之前，把贵州的军政大权交给了谭本良。谭本良后来又跟王伯勋、张涛一起起义，八十九军近万人脱离了国民党。
贵州解放了。
卢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墓前每年都有人去祭扫。人们记得他，记得他为贵阳百姓做的事。
刘伯龙呢？有人说他该死，有人说他是蒋家王朝的牺牲品。历史把他钉在了“滥杀无辜”四个字上，再也翻不了身。
谷正伦在香港住了几年，后来去了台湾。他在台湾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字。一九五三年，他在台北病逝，终年六十三岁。
他去世前，有人问起过贵州的事。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卢先生是好人，我欠他的。”
至于刘伯龙，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那些恩怨情仇、那些刀光剑影、那些暗夜里做出的决定，都随着他们的离去沉入了时间的深处。只有晴隆的那场雨，仿佛还在下着，洗刷着一切，又仿佛什么也洗刷不掉。
世事如棋，落子无悔。可棋子落到棋盘上的那一刻，执棋的手，到底是稳的还是抖的？只有下棋的人自己知道。
而所有做过的事，好的坏的，对的错的，最后都会变成风，吹过山岗，吹过田野，吹过每一个后来人的耳边，轻声说着：那时候，有一个人，他曾经这样活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