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显庆四年（659 年）的长安，平康坊的晨光刚漫过青灰瓦檐，弘文馆的偏院书斋里，九岁的杨炯已经把《昭明文选》按在案上。指尖划过 “建安风骨” 的评注，他忽然皱起眉，把笔杆往砚台里重重一按 —— 墨汁溅在书页空白处，像极了他心里没处安放的劲气。这年他刚以 “神童” 之名被荐入馆，旁人都夸他 “幼有俊才，对问甚奇”，可他盯着案头那卷《汉书・卫青传》，满脑子都是漠北风沙里的旌旗，而非馆中日复一日的抄录与待诏。
他在弘文馆一待就是十余年。咸亨元年（670 年），二十岁的杨炯终于授了个 “校书郎” 的职，不过是在秘书省整理典籍。有次同僚拿宫中新传的宫体诗来赏玩，说 “这般柔婉，才是当今风雅”，他却把诗稿推到一边，指着窗外掠过的羽林卫骑兵：“诗该写刀光，写征尘，不是胭脂水粉里的缠绵！” 这话让同僚愣了半天，后来才有人私下议论：“杨校书郎是有才，就是太傲，连当红的王绩诗都敢说‘软媚无骨’。” 可杨炯不管这些，他的案头渐渐堆起了边疆塘报的抄本，夜里常对着一张残破的河西地图发呆，手指沿着玉门关的轮廓反复摩挲。
上元三年（676 年），江南传来王勃溺亡的消息。杨炯正在长安街头的酒肆里与卢照邻对饮，听到消息时，他手里的酒杯 “哐当” 砸在案上，酒洒了满桌。没过多久，京城里开始传 “初唐四杰” 的说法，有人把排名定为 “王、杨、卢、骆”，他听到后当场拍了案：“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卢照邻坐在一旁劝他 “不必较真”，他却红着眼眶：“子安（王勃字）才高，我敬他；可论写山河壮阔，论胸中山河，我不输人！” 这话很快传遍文坛，有人说他 “狂傲”，也有人说他 “敢说真话”—— 而杨炯只是把更多精力放进诗文里，他在《青苔赋》里写 “耻桃李之暂芳，笑兰蕙之非永”，字里行间都是不愿随波逐流的硬气。
调露元年（679 年），杨炯花了三个月，为王勃编定了《王勃集》，还写下一篇近千字的序言。动笔那天，他把王勃的旧稿铺了满案，从清晨写到深夜，烛火燃尽了三根。序言里他写 “（王勃）思飞情逸，怀玉握珠”，又反驳那些贬低王勃的人：“盖闻君子以朋友为性命，士庶以廉耻为冠冕”，字字都在为亡友正名。有人劝他 “别为已故之人得罪权贵”，他却摇头：“我写的是文，也是心，若连这点都做不到，还算什么文人？” 这篇序言后来成了研究初唐文学的重要文献，而杨炯的仗义，也成了时人谈论他时的一抹亮色。
永隆二年（681 年），朝廷调杨炯去梓州做司法参军。从繁华长安到偏远蜀地，他没有抱怨，只是收拾行李时，把那卷河西地图和王勃的诗集仔细裹进包袱。到了梓州，他处理案件从不含糊，有次遇到地方豪强欺压百姓，他顶着压力判案，还在判词里写 “法者，天下之公器；民者，天下之根本”。闲暇时，他常去江边散步，看着蜀地的山山水水，诗里多了几分烟火气，可笔锋依旧刚健 —— 他写《广溪峡》，道 “巨石潜山怪，深篁隐洞仙”，没有丝毫柔媚，反而满是山河的厚重。
垂拱元年（685 年）的一个雨夜，杨炯在梓州官舍里睡不着。窗外雨声淅沥，他想起白天看到的塘报：吐蕃又犯安西都护府。翻来覆去间，他起身点亮烛火，铺开宣纸，笔走龙蛇。“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写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时，他停了笔，手指轻轻敲击案面 —— 这句子像从心里蹦出来的，有他多年来想投笔从戎的遗憾，也有文人报国的执念。写完后，他反复读了三遍，忽然长叹一声，把诗稿折好，放进贴身的荷包里。这首《从军行》后来传遍天下，成了初唐边塞诗的代表作，连军中将士都常吟诵，有人说：“读杨参军的诗，比听战鼓还提气。”
垂拱四年（688 年），杨炯被调任盈川县令。盈川在今浙江衢州，当时还是个偏远小县，百姓生活困苦。他到任第一天，就走遍了县城四郊，看到农田缺水、道路泥泞，当即下令修渠铺路。有人劝他 “慢慢来，别累着自己”，他却笑着说：“百姓等着过好日子，我慢不得。” 他治县很严，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甚至有 “严酷” 之名，可百姓却念他的好 —— 渠修通那天，有老农提着新收的稻谷来谢他，他推辞不过，只取了一把，说 “这是百姓的心意，我得记着”。在盈川的日子里，他的诗少了些愤懑，多了些踏实，《送临津房少府》里写 “岐路相逢熟，江山此夜寒”，既有送别之愁，也藏着对地方百姓的牵挂。
长寿二年（693 年）的冬天，盈川下了场大雪。杨炯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却还惦记着县里的荒田开垦。弥留之际，他让侍从把自己的诗稿拿来，颤巍巍地翻到《从军行》那一页，手指在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上轻轻划过，眼里似乎有光。他去世后，盈川百姓自发为他立祠，每年都去祭拜 —— 他们或许记不全他的诗，却记得那个为百姓修渠、为正义直言的杨县令。
杨炯的一生，没有李白 “天子呼来不上船” 的洒脱，没有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 的悲悯，却凭着一股 “耻居王后” 的傲气，一股 “宁为百夫长” 的刚气，在初唐文坛上劈开了一条路。他打破了宫体诗的柔媚牢笼，让诗歌里有了边塞的风沙、百姓的烟火、文人的风骨。如今再读《从军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种 “心中自不平” 的热血 —— 那是一个文人对理想的坚守，对家国的赤诚，也是初唐精神里最鲜活、最热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