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为虚构文学创作，人物情节均为杜撰，请勿对号入座，谢谢赏读。
楔子那天是农历六月初九，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头一天夜里下过一场透雨，早晨起来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底下落了一地被打蔫的花瓣，黏在湿泥里，扫都扫不利索。我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蹲不下去，只能拿笤帚头一点一点地往外拨拉，腰酸得跟要断了似的，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扶着门框缓了好一阵子。
我叫赵春桃，那年三十一岁，肚子里揣的是我跟周建平的第二个孩子。头一个是闺女，叫苗苗，刚过了五岁生日，扎着两个羊角辫成天在院子里追鸡撵狗，皮得没个姑娘样。
周建平在镇东头的农机站上班，说是站里的技术员，其实就是修拖拉机的，整天一身机油味回来，手指甲缝里洗都洗不净的黑泥。工资不高，一个月满打满算一千二百块钱，还得压着两个月发一回。好在我公婆身子骨都还硬朗，家里有六亩水田三亩旱地，口粮不用愁，菜园子里的豆角茄子黄瓜辣椒一茬接一茬，除了买点肉和日用品，倒也没什么大花销。
可就算这样，日子还是紧巴巴的。苗苗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攒够，我肚子里这个生下来又是一笔开销，产检的钱、住院的钱、孩子生下来吃奶粉的钱——我这回奶水要是再像头一回那样不足，光奶粉一个月就得小两百，想起来就愁得睡不着觉。建平嘴上不说，夜里翻来覆去烙饼似的，我知道他心里也压着事儿。
那天下午，日头毒得能把地上的蚂蚁烤熟。我坐在堂屋门槛里头，脚边搁着个搪瓷盆，盆里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浸着两根黄瓜。苗苗趴在小方桌上拿蜡笔画画，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旁边站个圆滚滚的人，说是“妈妈肚子里的小弟弟”。我热得浑身黏糊糊的，电风扇开到最大档，呼啦呼啦转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汗珠子顺着脖颈往下淌，前胸后背的褂子湿了干干了湿，结出一层白花花的汗碱印子。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馋荔枝馋得不行。那种馋法——怀过孩子的人大概能懂——不是“想吃点什么”那种念头，是胃里好像凭空伸出一只手来，要抓挠着喉咙管儿往外掏。脑子里全是荔枝剥开壳那一瞬间的画面：白生生的果肉，汁水在指甲盖底下往外冒，咬一口，甜得跟蜜似的，凉丝丝滑溜溜，连核儿都恨不得嚼碎了咽下去。
我咽了两回口水，实在忍不住了，摸起堂屋条几上的座机给建平拨过去。农机站离镇上集市不到二里地，他下班顺道买回来也方便。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起来，那头闹哄哄的，有人喊“老周，这齿轮卡死了你来看看”，建平“哎”了一声，才对着话筒问：“咋了？哪儿不舒坦？”
“没啥不舒坦，”我拿手背蹭了蹭鼻尖上的汗，“你下班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绕到集市上，给我买点荔枝回来？”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我听见他拿脖子夹着话筒，手大概还在扳手或者钳子上忙活。“荔枝？这会儿有卖的？”
“我看村口刘二柱他媳妇昨天拎了一塑料袋回来，说集上老赵家水果摊儿进的，十块钱三斤，也不算贵。我馋得不行，就想吃这一口。”
建平“嗯”了一声，说：“行，我下班去看看。你别搁大太阳底下站着，回屋躺着去。”
我应了一声，又嘱咐了一句“要是太贵就少买点，尝个味儿就行”，他含含糊糊地“知道了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
撂下电话我心里头就惦记上了。人就是这样，馋一样东西的时候，越惦记越难受。我回到里屋躺下，翻过来覆过去怎么都不舒服，那根馋筋就像被人拿细线拴住了，一扯一扯地往心口上拽。苗苗跑进来趴在我肚子边上听动静，说“妈，小弟弟在里头踢我”，我摸着她的脑袋，心思却全飘到集市上去了——那荔枝不知道红不红，核大不大，甜不甜。
我婆婆刘桂兰从地里摘了一筐豆角回来，见我躺在凉席上翻来覆去的样子，问我咋了。我说馋荔枝馋得心慌。她“嗐”了一声，说：“那玩意儿死贵，不当饱不解渴的，有什么吃头？集上王老五家的西瓜八毛一斤，又便宜又解暑，让建平给你捎个西瓜回来多实在。”
我没接话。婆婆这人吧，心眼不坏，就是一辈子省细惯了，见不得花钱买零嘴。当年怀苗苗的时候我馋山楂，她也是这套说辞，最后还是建平偷偷给我买了半斤。可我也不能跟她顶，只说“跟建平说了，看他买不买吧”。
“他几点下班？”婆婆把豆角倒进灶房地上的竹匾里，拿围裙擦着手问。
“说是五点半，按理说六点前就该到家了。”
“那你等着吧。”她丢下这句话就去灶房忙活晚饭了。
苗苗在堂屋里看动画片，电视声音开得老大，一会儿“孙悟空”一会儿“白骨精”的，吵得我脑仁疼。我爬起来把电风扇挪近了些，对着脸吹，又觉得闷得慌，关了，又热。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眼看着窗户上的光从白亮亮一点点变成黄澄澄，再一点点暗下去。
五点半过了，六点也过了，院子里没听见摩托车响。
我让苗苗去院门口看了两回，头一回她跑回来说“爸爸没回来”，第二回跑回来说“对门张奶奶家的小狗在咱家门口拉屎”，我气得拍了她屁股一下，让她回屋里待着别乱跑。
六点四十，天开始擦黑了。我给农机站打了个电话，那头早没人接了，估摸着都下了班。又打建平的手机——他那手机是前年买的二手货，屏幕裂了一道纹，电池也不顶用，一天得充两回电——响了七八声没人接，我挂了再打，这回直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心里开始犯嘀咕了。
按说建平不是那种下了班不吱声就到处晃荡的人。结婚这些年，他不管去哪儿都会提前说一声，哪怕是临时被站长拉去喝酒，也得先给我打个电话知会。有一回他手机没电了，愣是借了别人的手机打回来，就为说一句“晚回半小时”。今儿这是咋了？
婆婆从灶房探出头来问：“还没回来？”
“没呢，电话关机了。”
她拿围裙擦着手走出来，往院门口张望了一眼，嘴里念叨着：“这混小子，野哪儿去了？饭都凉了。”
“再等等吧，兴许是站里有活儿绊住了。”
嘴上这么说着，我心里头那股馋劲儿早让担心给冲没了。苗苗饿得直啃手指头，婆婆先给她盛了碗饭拌了点菜汤，让她坐在小凳上吃着。我站在院门口，扶着铁门框往外看。
巷子不宽，两边挤着七八户人家，谁家的院墙根底下都堆着点儿东西——砖头瓦片、破花盆、盖房子剩下的沙子。路灯是前年村里统一装的，一根细铁杆挑着个灯泡，隔老远才有一盏，昏黄黄的光打在路面上，坑坑洼洼的看得清清楚楚。蝉在树里头叫得撕心裂肺，远处不知谁家的狗有一搭没一搭地吠两声。
七点过一刻，我对门张婶端着一碗毛豆出来串门，见我挺着肚子站在门口，问：“春桃，站这儿凉快呢？”
“等建平呢，还没回来。”
“哟，这都几点了？我看看——”她抬手看了看腕子上的表，“七点二十了。兴许是站里加班吧，夏收刚过，拖拉机坏的多。”
“谁知道呢。”
张婶扒了两颗毛豆递给我，我摆摆手说吃不下。她也不勉强，自己剥着吃，又聊了几句闲篇——她儿媳妇下个月要生了，订了镇卫生院最里头那间单间，一天六十块钱，她嫌贵又没办法。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眼睛一直往巷子口瞟。
七点四十，天彻底黑透了，巷子口那盏路灯突然闪了两下，灭了，过了几秒又亮了。张婶“哎哟”一声说这灯又犯毛病了，回头得让村东头老刘来修。我嗯了一声，心里头那根弦越绷越紧。
“婶子，要不你帮我看会儿门，我下去迎迎他？”
“你挺着个大肚子下什么楼？”张婶赶紧拦住我，“你家这是二楼，上去下来的，黑灯瞎火磕着碰着咋整？我去替你看看。”
她说着把毛豆碗往我手里一塞，蹬蹬蹬就下了台阶。我喊她“别走远了”，她头也不回地摆摆手。
我在门口等了大概五六分钟，张婶从巷子口溜达回来了，说没见着人，又问我是不是去别处喝酒了。我说不能，建平喝酒肯定先打电话。张婶啧了两声，说“那再等等，大活人丢不了”，就回自个儿家去了。
我回屋里给苗苗洗了澡哄她睡觉。小丫头困得直打晃，还非缠着我讲了个故事，讲着讲着她睡着了，我给她掖好蚊帐，把电扇调到最低档对着墙吹，轻手轻脚关上门出来。
婆婆在堂屋里坐着，也没睡，手里纳着鞋底，嘴上没说啥，但隔一会儿就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我看了眼时间——八点二十。
“妈，要不我去巷子口看看？”
“你消停待着吧，”婆婆放下鞋底，“我去。”
她站起来往外走，我听见她下楼梯的脚步声，然后是她跟隔壁王老五媳妇打招呼的声音：“他嫂子，见着我家建平没？”“没见着呀，今儿没打这儿过。”
我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端起中午剩的半碗凉白开灌了两口，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一会儿想他是不是在路上出啥事了——镇东头那个十字路口没红绿灯，大卡车呼呼地过；一会儿又想他是不是让领导叫去陪酒了不好意思推——可陪酒也得接电话啊；再不然就是手机丢了？摔坏了？
正胡思乱想，我听见楼下有说话声，模模糊糊的，一个嗓门儿粗，一个嗓门儿细，粗的那个像建平，细的那个好像是孙大勇。
孙大勇是建平从小一块儿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在镇西头开了个修车铺子，离农机站不远。俩人关系铁得很，隔三差五凑一块儿喝两盅，但大勇有个毛病——嘴碎，爱传话，东家长西家短的什么话到他嘴里都得添油加醋走一遍味儿。我平时不太待见他，但也不拦着建平跟他来往。
我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推开半扇窗往下看。
巷子口的梧桐树底下，两个人影一高一矮杵在那儿。高的是建平，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矮的是大勇，圆领汗衫大裤衩，手里夹着根烟。路灯从头顶照下来，把俩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本想喊建平一声，可不知怎么的，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兴许是女人的直觉——我觉得那俩人凑一块儿嘀嘀咕咕的样子不对劲。大勇一边说话一边比划，建平低着头拿脚蹭地上的砖缝，那姿势我太熟了，每回他心里有事儿又不想跟我说的时候，就这副德性。
我鬼使神差地没吭声，侧着耳朵往下听。隔着十几步远，又有蝉叫和远处狗吠打岔，听得不是特别真切，但断断续续的能逮着几个词。
先是建平的声音，闷闷的：“……我也知道……可眼下不是时候……”
大勇的嗓门儿亮，压低了也还是清清楚楚：“那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瞒着？我跟你说建平，这事儿你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你媳妇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到时候闹起来，你两头不是人！”
我的心咯噔一下，下意识把手按在肚子上。瞒着我？瞒着我什么？
建平叹了口气，那声气叹得又长又重，跟拉风箱似的：“我能怎么办？你给我想个辙？眼下这情况……她怀着身子，再有一个多月就生了，我这时候跟她说，她受得了？”
“你拉倒吧！”大勇的声调高了半截，又赶紧压下去，“你别拿怀孕说事儿，怀孕怎么了？怀孕就该当傻子糊弄？我跟你说，你越这么拖着，回头她知道了越跟你没完。趁现在还没到最坏那一步，你赶紧说了，该咋办咋办，两口子有商有量的——”
“你小点声！”建平打断他，左右张望了一眼。我本能地往后缩了缩身子，躲在窗帘后头。他抬头往自家窗户这儿瞟了一下，我心跳得跟擂鼓似的，好在天黑灯暗，他没瞅见什么。
“我不是没想过说，”建平的声音更低了，我得把脑袋探出去才能听清，“可你说我咋开口？我开不了这个口。她嫁给我这些年，一天好日子没过上，怀着苗苗的时候我挣得比现在还少，月子里连只老母鸡都没让她吃够。现在又怀老二，想吃个荔枝我都——我连个荔枝都买不起你信不信？”
我愣住了。
大勇沉默了几秒，拿脚碾了碾烟头，声音里带出点不耐烦来：“你别跟我这儿扯这些。买不起荔枝的人多了，人家日子不过了？我跟你说的是那事儿，你别给我打马虎眼。那钱的事儿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人家那边可是催了两回了，你再不给个准话——”
“我知道我知道，”建平的声音突然带上了哭腔——我跟他结婚六年，头一回听见他这声儿，“我这几天觉都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实在不行……实在不行把摩托车卖了。”
“你那破摩托能值几个钱？骑了四五年了，卖废铁还差不多。”
“那你说咋整？！”建平的声音猛地拔了一下，又硬生生压回去，变得又低又哑，“我去哪儿弄那三万块钱去？抢银行啊？”
三万块。
这两个字跟两块砖头似的砸在我脑门上。
我手扶着窗台，指甲盖抠进木头缝里。三万块钱——对我们这个家来说，那是个想都不敢想的数。建平一个月工资一千二，我不上班在家带孩子，地里出的粮食够吃不够卖，一年到头能攒下两千块钱就算烧高香。三万块，不吃不喝也得攒两年多。
他背着我欠了人家三万块钱？干什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瞬间闪过无数念头——是不是让人骗了？是不是赌了？不可能啊，建平连扑克牌都不摸，过年亲戚打麻将让他凑手他都摇头。那是做生意赔了？他也没做过生意啊……
我腿一软，差点没站住。肚子里的小家伙大概也觉出我不对劲了，狠狠踹了我一脚，踹得我肋骨生疼。我咬着嘴唇没出声，把身子往墙边靠了靠。
楼下大勇还在说话：“……你光发愁有什么用？我跟你讲，我那边能挪给你的我都挪了，秀芝为这事儿跟我吵了两回了，再多我真拿不出来了。你老丈人那边呢？能不能先借点儿应应急？”
“你让我跟老丈人开口？”建平的声音又急又苦，“春桃她爹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初春桃嫁给我的时候他就嫌我穷，这些年我逢年过节去他家，他连顿热乎饭都没给我好脸儿。我要是去跟他借钱，他不得拿扫帚把我撵出来？”
“那你爹呢？你爹手里有没有？”
“我爹手里那点钱都是卖粮食攒的棺材本儿，我开不了这口。”
大勇又点了一根烟，火光一闪一闪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到底咋想的？我跟你说，人家那边可说了，月底之前你要是再不给个准话，人家就上家里来要了。到时候你媳妇挺着大肚子跟人面对面，那场面你自己琢磨吧。”
建平没说话。我听见他粗粗地喘气，一下一下的，跟拉风箱一个节奏。
过了好一阵，他才开口，嗓子哑得几乎听不清：“大勇，你再帮我拖几天。我想想辙——我这两天问问站长能不能预支几个月工资，再不行我去找找二舅，他去年卖猪手里应该有点……”
“你二舅那人比猴还精，他能借你三万？”
“借多少算多少吧，凑一点是一点。”
大勇大概也懒得再劝了，叹了口气说：“行吧，我帮你再挡两天。不过建平我可跟你说好了，这事儿你迟早得让你媳妇知道——你别以为你能瞒一辈子。你媳妇那脑子，转得比谁都快，你当她真啥都看不出来？”
这句话像根针，扎在我心口上，又酸又疼。
我靠在墙上，手撑着后腰，肚子里翻江倒海的。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气他瞒着我？心疼他一个人扛着？还是害怕那三万块钱的窟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分不清，反正胸口堵得满满的，像塞了一团湿棉花，喘不上气。
“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大勇拍了拍建平的肩膀，“你媳妇肯定等急了。对了——你手里那个是什么？”
“哦，”建平低头看了看手里拎着的一个黑塑料袋，“荔枝。我下班绕到集上买的，那卖水果的老赵跟我熟，给了我个进价。五斤多，花了三十来块钱。”
“你不是说买不起？”
“再买不起也不能让她连口荔枝都吃不上啊。”建平的声音低低的，带着股说不出来的味儿，“她打电话说馋得不行，我听着心里头就跟刀剜似的——你说我周建平混了半辈子，混得连媳妇吃个荔枝都费劲，我还算个什么男人？”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淌了满脸，我拿袖子胡乱擦了一把，摸着黑轻手轻脚退回到里屋。苗苗睡得正香，小胳膊小腿摊成个大字，嘴巴微微张着，口水把枕头洇了一小块。我给她把胳膊塞回蚊帐里头，在床边坐了好一会儿，心还跳得咚咚响。
楼下传来建平的脚步声，一步两阶地上来了。我赶紧躺下，把被子拉到下巴，面朝墙，假装睡着了。
门吱呀一声推开，建平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先到苗苗床边看了一眼，又绕到我这边。我闭着眼睛装睡，能感觉到他站在床边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有东西轻轻搁在床头柜上。
“春桃？”他小声叫了一句。
我没应声。
他又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拿了换洗衣服出去洗澡了。
我睁开眼睛，借着窗户外面路灯透进来的光，看见床头柜上搁着那个黑塑料袋，袋口敞着，露出里头红艳艳的荔枝壳。我伸手摸了一颗，壳上还带着凉气，大概是他在井水里浸过的。
我把荔枝攥在手心里，眼泪又下来了。
第一章 等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
建平洗完澡进来，轻手轻脚在我旁边躺下，没一会儿就响起了轻微的呼噜声。他累了一天，又跟大勇在楼下站了那么久，大概是真的乏透了。可我这边呢，脑子里跟开了锅似的，咕嘟咕嘟冒泡，什么念头都往上翻。
我翻了个身，面朝着他那边。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一条窄窄的白，正好打在他半边脸上。建平今年三十四，按说正是壮年，可这两年他明显见老——鬓角那里冒了好几根白的，额头上两道抬头纹深得能夹住蚊子，嘴角往下耷拉着，睡着了也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盯着他看，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三万块，三万块，三万块。这钱到底是怎么欠下的？
要说是赌——我第一个不信。建平这人胆子小，做什么事都规规矩矩的，婚前婚后一个样。村里前年有人拉他打牌，五块钱的底他都不肯上桌，说“赢了不光彩输了更窝囊”。要说是被骗了——倒有可能。去年秋天他跟我说过，农机站有个同事拉他合伙倒腾二手拖拉机，说是一台能赚个三五千的，我当时就觉得不靠谱，让他别沾。他答应得好好的，说“我就是听听，不干”。难道背着我偷偷干了？赔了？
再不然就是家里出事了？他爹他妈身体好好的，没听说得过什么大病。前阵子我婆婆倒是说过腰疼，去镇上卫生院瞧了一回，拿了点膏药回来贴，统共花了不到一百块钱，不至于三万。
我想来想去想不通，脑子越想越乱，天蒙蒙亮的时候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苗苗早上六点多就醒了，光着脚丫子跑过来拍我的脸：“妈妈起床！妈妈我要吃面条！”我强撑着坐起来，脑袋跟灌了铅似的沉。
建平已经不在床上了。厨房里传来锅碗响动，我披了件褂子走出去，看见他围着灶台在煎鸡蛋，油星子溅得滋滋响。听见我的脚步声，他扭过头来笑了一下：“醒了？我煎了四个蛋，你跟苗苗一人俩，我吃昨晚剩的馒头就中。”
我“嗯”了一声，在饭桌边坐下。他把鸡蛋铲到盘子里端过来，又给我盛了碗稀饭，筷子摆好，然后从床头柜上拎过来那个黑塑料袋：“对了，昨晚给你买的荔枝。你尝尝甜不甜，老赵说这批是广东那边过来的，核小肉厚。”
他把袋子往我面前推了推。我低头看着那袋荔枝，颗颗都挑得匀匀净净的，红壳上带着点青，果蒂那儿还冒着小水珠。我拿了一颗剥开，白生生的肉弹出来，汁水顺着手指往下淌。我咬了一口——甜，真甜，甜得嗓子眼儿都发紧。
“好吃不？”他坐在对面看着我，眼睛里带着点小心翼翼。
“好吃。”我说。
“那就多吃点，五斤多呢，管够。”
我没再接话，闷着头一颗接一颗地剥。苗苗从屋里蹿出来，嚷嚷着要吃鸡蛋，建平给她夹了一个放碗里，又给她剥了两颗荔枝。小丫头吃得满脸淌汁水，一边吃一边说“爸爸买的荔枝真好吃”。建平伸手给她擦嘴，嘴里说着“慢点吃慢点吃，没跟你抢”。
我看着他们爷俩，心里那团湿棉花又堵上来了。搁在往常，这会儿我早该问出口了——昨晚几点回来的？跟谁在一块儿？电话怎么关了？可今儿这些话全堵在嗓子眼儿，一个字都蹦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更不知道他要是真跟我说了实话，我该怎么办。
吃完饭建平拎着工具包出门上班，临走前回头说：“晚上我早点回来，你别做饭了，我从集上捎点现成的。”我站在门口应了声“路上慢点”，看他骑上那辆破摩托突突突地出了巷子口。
我回屋收拾碗筷，脑子里还在一刻不停地转。婆婆从地里拔草回来，见我坐立不安的样子，问我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说没有，就是昨晚没睡好。她“哦”了一声，把草帽挂墙上，坐我旁边择韭菜，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唠嗑。
“建平昨晚几点回来的？”
“八点半吧。”
“这阵子他好像老回来晚。”
“说是站里活儿多。”
“活儿多也得有个点儿啊，”婆婆把一根烂韭菜叶子掐掉，语气里带出点不满，“你挺着个大肚子在家等着，他就不知道早点回来搭把手？苗苗闹人不闹人？”
“还行，苗苗乖。”
婆婆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出我情绪不高，就没再往下说。她是那种典型的农村老太太，嘴上爱念叨，心里不藏事，你要真跟她说了什么不痛快的话，她转头就能给你嚷嚷得全村都知道。所以我跟建平之间的事，从来不当着她的面说。
中午吃完饭，我哄苗苗睡了午觉，自己坐在堂屋里给未出世的孩子缝小褥子。针线筐搁在膝盖上，我穿针引线，缝两针愣一会儿神，缝两针愣一会儿神。脑子里反复回放昨晚听到的那些话——大勇说的“人家那边催了两回了”，建平说的“月底之前给个准话”，还有那句“把摩托车卖了”。
我放下针线，去里屋翻建平平时搁证件票据的那个铁皮盒子。那盒子是他从站里拿回来的装螺丝的旧盒子，锈迹斑斑的，搁在衣柜最上头。我搬了个凳子踮着脚够下来，打开一看，里头乱七八糟塞着：摩托车行驶证、他和他爹的户口本复印件、几张农机站的工资条、苗苗的预防接种证，还有一沓子花花绿绿的票据。
我一张一张翻。工资条上写着应发一千二百四，扣掉什么“互助金”“工会费”，实发一千一百六十三块五。最近两个月的工资条上盖着个“已发”的红戳。票据里头有电费单子、水费单子、苗苗幼儿园的收费条子，都是些正常开支。我又把盒子底下的东西全倒出来，仔细翻了翻——没发现什么借条、欠条之类的东西。
我心里头稍松了一口气，可转念一想，要是真欠了人家三万块钱，谁会把欠条搁家里让我翻着？建平又不傻。
正发着愣，听见院子里有人喊：“春桃！春桃在家没？”
我赶紧把东西一股脑塞回盒子里推回衣柜顶上，从里屋走出来。来的是大勇媳妇李秀芝，端着个搪瓷盆，里头装着几条刚摘的丝瓜。
“嫂子来了，”我招呼她坐，“这么热的天你还跑一趟。”
“嗨，菜园子里丝瓜结得吃不完，给你送几条来包饺子。”她把盆搁在桌上，自己拉了把扇子扇风，眼睛上下打量我，“哟，你这脸色咋这么难看？没睡好？”
“嗯，昨晚热，翻腾了半宿。”
李秀芝这人嘴快，跟大勇一个毛病，但心眼不坏。她坐那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了一会儿，什么村东头王家闺女考上中专了，什么对门张婶跟她儿媳妇拌嘴了，什么镇上集市搬了新地方下个月要开张。我一边应着一边给她倒了杯水，心里想着怎么把话头往正事上引。
“对了嫂子，”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大勇最近生意咋样？修车铺子忙不忙？”
“忙啥呀，”李秀芝撇撇嘴，“一天来不了三辆车，挣那俩钱还不够他抽烟的。我天天跟他念叨，让他出去找个正经活儿干，他倒好，说铺子是根本不能丢，丢了脸面上挂不住——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脸面值几个钱？”
“大勇跟建平倒是常来往哈。”
“可不嘛，俩人三天两头凑一块儿，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话聊。昨儿晚上大勇吃完饭就往外跑，我问他去哪儿，他说找建平有点事。我说人家建平有家有口的你老去找人家干啥，他说‘你不懂’。切，我不懂？我不知道你们老爷们儿那点事？”
我心里一动，顺着话头问：“昨儿晚上大勇去找建平了？在哪儿碰的面？”
“就你们楼下呗，我今早问他，他说在你家巷子口说了会儿话就回来了。”李秀芝把扇子换了个手，突然压低声音，“春桃，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大勇昨晚上回来跟我叨咕，说建平好像遇上什么难处了，愁眉苦脸的。我问啥难处他也不细说，只说‘你不懂别打听’。你知道咋回事不？”
我摇摇头：“他没跟我说。”
“那你可得问问，”李秀芝正色道，“我跟你说，男人啊，有时候死要面子活受罪，遇着事儿了也不跟家里说，自己瞎琢磨，越琢磨越歪。大勇就这德性，前年修车铺让人骗了一千多块钱的配件款，他愣是自己扛着不跟我说，最后实在兜不住了才让我知道。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扯了扯嘴角：“是挺气人的。”
“所以你得多留个心眼儿，”李秀芝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昨晚上大勇回来我问他到底咋了，他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建平这回是真难住了’。你要不找个机会好好问问？”
我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
李秀芝又坐了一会儿，喝了杯水，拎着空盆走了。我送她到门口，看着她拐出巷子口，才慢慢收回视线。
下午三点多，苗苗醒了，我给她洗了把脸，切了半个西瓜让她坐在电扇跟前吃。我自己走到院子里，站在晾衣绳底下发呆。晾衣绳上挂着建平昨天换下来的工装，我盯着那件褂子看了一阵，伸手翻了翻口袋——左边口袋里有半包皱巴巴的烟，右边口袋里有几块零钱和一张超市的小票。
我把那张小票展开，上头印着：荔枝5.2斤，单价6元，合计31.2元。底下还有一行：收银员1002，时间19:23。
七点二十三。也就是说，他买荔枝的时间是七点二十三分。大勇跟他说“人家月底之前要准话”的时候，他手里拎着给我买的荔枝。
我攥着那张小票站了很久，太阳晒得我胳膊发烫，可我心里说不出是凉还是热。一方面吧，我气他瞒着我这么大的事；另一方面，我又没法不去想他站在水果摊前头挑荔枝的样子——五斤多荔枝，三十一块二，他一个月工资一千一百多，这三十一块二占了他工资的将近三十分之一。他平时中午在站里吃饭，连个炒菜都舍不得打，天天馒头就咸菜，就这他还给我买荔枝。
我把小票叠好，塞进自己裤兜里。晚上等他回来，我得跟他好好谈谈。可谈什么呢？问他欠了谁的钱？问他为什么瞒着我？问那三万块到底花哪儿去了？我想了一下午，也没想好怎么开口。
傍晚六点钟，建平还没回来。六点半，还没回来。我给他打电话，这回通了，他接起来说“快了快了，在路上了”，语气里带着点喘，像是小跑着去接的电话。
七点过一刻，摩托车突突突的声音从巷子口传过来，苗苗像只小兔子似的蹿出去，嘴里喊着“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我跟到门口，看见建平从车上下来，后座上绑着个泡沫箱子，箱盖缝里往外冒冷气。
“啥东西？”我问。
“雪糕，”他一边解绳子一边说，“集上老赵批发的，说天热卖得好，我顺带批一箱搁家慢慢吃。给苗苗拿了两根，剩下的放冰箱里冻着。”
苗苗高兴得直蹦高，接过雪糕就拆开往嘴里塞。建平把泡沫箱子搬进来，从里头掏出两根给我：“你吃个凉快凉快——奶油小冰棍，不贵，批发的才八毛一根。”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嗯，甜丝丝凉津津的，确实解暑。苗苗吃得满嘴白胡子，围着建平转圈儿喊“爸爸真好”。建平笑呵呵地拍了拍她脑袋，说“少吃点，凉的吃多了闹肚子”。
晚饭是建平从集上买的凉皮和肉夹馍，一家子围着桌子吃了。婆婆边吃边说“这凉皮不如我拌的黄瓜菜实惠”，建平说“妈你做的当然最好吃，这不天热春桃不爱做饭嘛”。婆婆撇撇嘴没接话，但也没再说啥。
吃完饭，我催着建平给苗苗洗澡，又哄她睡觉。等小丫头终于消停了，我回到堂屋，建平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手里攥着遥控器来回换台，一个频道停不了三秒钟。我坐到他旁边，拿胳膊肘碰了碰他：“哎，我问你个事儿。”
“嗯？啥事儿？”
“你最近是不是遇上啥麻烦了？”
他换台的手顿了一下，眼睛还盯着电视：“没有啊，咋了？”
“你别蒙我，”我转过身正对着他，“昨晚你跟大勇在楼下说的话，我听见了。”
他扭过头来，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吃惊，又从吃惊变成窘迫，嘴巴张了张，又合上了。遥控器“啪嗒”掉在沙发上，他弯腰捡起来，搁在茶几上，半天没吭声。
“春桃，我——”
“你先别急着编，”我打断他，“你跟我说实话——三万块钱是怎么回事？你欠谁的钱？花哪儿了？”
他低下头，两只手搓着膝盖，搓了好一会儿。电视里放着个什么综艺节目，观众笑得哈哈哈的，衬得我们这边安静得压人。
“是让老蒋给坑了。”他终于开口了，声音闷闷的。
“老蒋？哪个老蒋？”
“农机站那个蒋福生，去年秋天他拉我合伙倒腾二手拖拉机，说是一台能赚五千，我出了两万，他出三万，买回来拾掇拾掇转手卖。我说我没那么多现钱，他说可以先从他那儿拿，挣了再还。我一时鬼迷心窍就答应了……”
“那后来呢？”
“后来那台拖拉机砸手里了，”建平的手越搓越快，“买的时候没看仔细，发动机大修过，变速箱也有毛病，搁在站里半年多没人问。蒋福生说他不管了，让我把买车的钱还他。我哪有钱还？拖到上个月，他说他儿子要结婚用钱，让我月底之前必须还三万，不然就上家里来要。”
我听完这一大段话，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说气吧，确实气——这么大的事他瞒了我快一年。可说心疼吧，也确实心疼——他天天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回家还得装没事人似的，搁谁身上也受不了。
“你为啥不早跟我说？”我问他，声音忍不住往上提了提，“你当我是外人？三万块钱的事你自己扛，你扛得动吗？”
“我这不是怕你着急上火嘛，”他抬起眼看我，眼圈儿有点发红，“你怀着孩子，气大伤身。我想着我自己想办法凑凑，凑够了还上就完了，省得你跟着操心。”
“你凑？你拿啥凑？一个月一千多块钱工资，你不吃不喝也得攒两年！”
他不出声了，又低下头搓膝盖。
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声音平稳些：“蒋福生那边，到底有没有欠条？有没有说多少利息？”
“没有欠条，”他闷声道，“就是当时口头说的，他给我拿了两万，我打了个借条给他，写的是两万。现在他要三万，多出来的一万我也不知道算啥——他说是拖拉机的损失。”
“你傻呀！”我实在忍不住了，“他让你出两万你出了，赔了让你一个人兜着？他那三万块钱的车本儿呢？他自个儿不也赔了？”
“他说他出的那三万是借的他小舅子的，得先还人家。”
“他说啥你就信啥？你找他对质去啊！拖拉机又不是你一个人做主买的，他说甩手就甩手？”
建平被我一连串话问得哑口无言，耷拉着脑袋坐在那儿，活像个挨训的小学生。我看着他那个窝囊样，又气又恨又心疼，肚子里的孩子也跟着凑热闹，踹了我好几脚。
“行了，”我缓了缓，拿手按着肚子，“这事儿不能由着他欺负你。明儿你把他叫出来，咱俩一块儿跟他当面锣对面鼓地说清楚。借条上写的是两万，咱就还两万，多一分没有。他要是不干，让他上法院告去——我倒要看看法院认不认他那口头加的一万。”
建平抬头看我，嘴张了张：“春桃，你——你不怪我了？”
“怪！咋不怪？”我瞪了他一眼，“回头再跟你算账。眼下先把钱的事掰扯清楚。”
他“嗯”了一声，伸手过来握我的手，手心潮乎乎的。我没甩开，由他握着。
“那两万块钱，”我问他，“你手里现在有多少？”
“存折上还有八千多，是准备给你生孩子用的。大勇那边答应借我五千，还差七千。”
“我手里有三千，”我说，“我妈去年给我的压箱底钱，我一直没动。加起来一万六，还差四千。”
“我再去问问我二舅——”
“你先别东借西借的，”我想了想，“明儿我跟蒋福生谈，能砍下来多少是多少。他要是咬死了三万不松口，咱再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们俩在堂屋里坐到十一点多，把前前后后的事捋了一遍。建平把蒋福生当初怎么拉他合伙、怎么买的车、后来车怎么砸手里、蒋福生怎么翻脸不认人，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盘算，明天见了蒋福生该怎么开口。
临睡觉前，我从冰箱里拿了几颗荔枝出来剥着吃。建平靠在床头看我，突然说：“春桃，对不住啊。”
“少来这套，”我塞了颗荔枝到他嘴里，“以后再有这种事瞒着我，你看我跟不跟你过。”
他嚼着荔枝含含糊糊地说：“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我背过身去，嘴角忍不住往上翘了翘。
第二章 摊牌
第二天上午，我让建平给蒋福生打了个电话，约在镇上老赵家水果摊旁边的茶馆见面。蒋福生一开始还推三阻四，说什么“电话里说就行了呗”，建平按我教他的话说“我媳妇知道了，她要当面跟你谈”，那头沉默了几秒，才不情不愿地说了句“行吧，十点”。
我换了身干净衣裳——一件蓝底碎花的孕妇裙，是我婆婆拿旧布料给我改的，虽然不太时新但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拿皮筋扎了个低马尾，脸拿湿毛巾擦了擦，又抹了点苗苗的宝宝霜。临出门前我照了照镜子，八个月的肚子圆滚滚地往前挺着，脸盘比孕前大了一圈，但气色还算过得去。
建平骑摩托车带我去的镇上。我侧坐在后座上，一手搂着他的腰，一手护着肚子。路两边的水稻田绿油油地铺开去，穗子已经灌浆了，沉甸甸地弯着腰。日头明晃晃地照着，柏油路晒得发软，车轮碾过去发出黏糊糊的声响。
茶馆在集市北头，门脸不大，里头摆了五六张方桌，这个点儿没什么客人。蒋福生已经坐在靠里那张桌子边上了，面前摆着杯茶，翘着二郎腿。这人四十来岁，白白胖胖的，脑袋顶上秃了一片，穿件花里胡哨的短袖衬衫，脖子上挂了根金链子——也不知是真是假。
见我们进来，他屁股都没抬，只抬了抬下巴：“来了？坐。”
建平拉了把椅子让我先坐下，自己坐我旁边，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紧张得跟什么似的。我扫了他一眼，示意他别露怯。
“蒋大哥，”我先开口，脸上挂着笑，语气不软不硬，“按理说这事儿该我们家建平跟你谈，可我听说了以后觉得还是我亲自来一趟比较好——毕竟三万块钱不是小数目，他一个人做不了主，得我俩一块儿点头才作数。”
蒋福生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眼皮抬了抬：“弟妹这话说的，什么叫我让他一个人做不了主？当初合伙的时候他可没说要跟你商量啊。”
“当初他傻，没跟我商量，这我认。”我依然笑着，“所以现在我来跟你商量了嘛。蒋大哥，我问你几个事儿——当初你俩合伙买拖拉机，你出了多少钱？”
“我出了三万啊。”
“那车卖了没有？”
“没卖出去，搁站里烂着呢。”
“车在谁手里？”
“在站里搁着呗。”
“那这样，”我把凳子往前挪了挪，“车既然还在，咱把它卖了，卖多少算多少，卖的钱先紧着还你。剩下的窟窿咱俩一人一半——你出的三万你认一半亏，我出的两万我认一半亏，公平合理吧？”
蒋福生的脸色变了变，把茶杯往桌上一墩：“弟妹你这账算得不对啊——我借给他的两万是实打实的钱，那三万是我小舅子的，我得还人家！”
“那三万是你投进去买车了，车没卖出去，你的钱变成车了，车还在那儿搁着呢，又没长翅膀飞了。你不能让我家建平替你把买车的钱全兜了呀——天底下没这个理儿吧？”
蒋福生被我将了一军，眼珠子转了转，又换了个话头：“那车搁站里大半年了，风吹日晒的，能卖几个钱？再说了，当初是建平拍胸脯说这买卖稳赚我才干的，现在赔了，他当然得负主要责任。”
“蒋大哥，”我往前探了探身子，压着声儿但一字一顿说得清清楚楚，“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也不想把话说难听。你说建平拍胸脯保证稳赚——有字据吗？有录音吗？借条上可只写了‘今借到蒋福生人民币两万元整’这几个字，别的啥也没有。你要是非咬着三万不放，那咱就找个说理的地方——镇上司法所也行，县法院也行。到时候法官问起来，你那多出来的一万是啥名目，你自个儿跟法官解释去。”
蒋福生的脸彻底拉下来了，腮帮子上的肉抖了两抖。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又扭头去看建平。建平被他看得有点发毛，但我在桌子底下拿膝盖碰了碰他的腿，他挺了挺腰，把目光迎了上去。
“建平，你媳妇这话是你的意思？”蒋福生问。
“是我俩的意思。”建平的声音还有点紧，但好歹没结巴，“福生哥，这事儿是我当初考虑不周，赔了钱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可你让我一个人兜三万的亏，我确实兜不住。咱按春桃说的——车卖了，剩下的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边该认的我认。”
蒋福生闷着头喝了大半杯茶，茶水在嘴里咕噜咕噜响。过了好一阵，他把杯子一放：“行吧，看在你媳妇挺着大肚子的份上，我也不好意思再多说啥。车我这两天找人问问，能卖多少算多少。剩下的按你说的，一人一半。不过我话说前头——卖车之前，你先给我拿一万五，剩下的等车出手了再算。”
“一万五没有，”我接得飞快，“最多先给你拿一万。剩下的等车卖了结清。”
蒋福生瞪着我，我笑眯眯地回看他。
“行行行，一万就一万，”他摆了摆手，一副吃了大亏的样子，“遇上你们两口子我算倒了八辈子霉。”
“蒋大哥这话说的，”我站起来，扶着桌子，“回头车卖了请你喝酒。”
出了茶馆，建平长出了一口气，拿手背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春桃，你啥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了？我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
“我这叫为母则刚，”我拿眼横了他一下，“肚子里揣着一个，家里还养着一个，男人又不顶事，我不泼辣点儿行吗？”
他讪讪地笑，挠了挠后脑勺。
“走吧，”我拽了拽他袖子，“去银行取钱。一万块钱给人家送过去，把借条要回来。”
建平骑着摩托带我去镇上的信用社取了钱——存折上取了八千，又从我带的那张卡上转了两千出来。我俩一块儿又回了茶馆，蒋福生还在那儿坐着，见我们回来倒是有点意外。建平把一摞钞票搁在桌上，蒋福生一张一张点了，从裤兜里摸出那张借条递过来。建平接过来看了两遍，叠好揣进怀里。
“剩下的五千等车出手了再说，”蒋福生把钱塞进手包里，站起来拍了拍建平的肩膀，“兄弟，不是哥不讲情面，哥也难。”
“理解理解。”建平点了点头。
出了茶馆，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我站在台阶上深深吸了口气，觉得胸口那团湿棉花总算散开了些。虽然还差着五千块的窟窿，可毕竟大头已经解决了，剩下的等拖拉机卖了再说。
建平把摩托推过来，我正要往上坐，忽然想起来个事儿：“哎，昨天大勇说借你五千——这钱咱还要不要？”
“要啊，咋不要？车卖了之前咱手里一分钱都没了，你下个月产检的钱都没着落呢。”
“那你跟大勇说，这钱算借的，回头车卖了先还他。”
“知道知道，”建平一边发动摩托一边说，“大勇那人虽然嘴碎，办事儿还算靠谱。昨晚上我跟他说了蒋福生这事儿，他还骂蒋福生不地道，说下回见着面得臊臊他。”
我忍不住笑了：“就他那张嘴，蒋福生能让他臊了？”
“那倒也是。”建平也笑了。
摩托车突突突地往家开，我坐在后座上，风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路过集市的时候，我拍了拍建平的肩膀让他停一下。他靠边停了车，问我要买啥。
“再买两斤荔枝，”我从兜里摸出十块钱，“昨儿那些吃得差不多了，苗苗爱吃。”
他接过钱，站在水果摊前头挑了老半天，跟老赵为了两毛钱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拎回来一袋子红艳艳的荔枝，得意洋洋地冲我晃了晃：“五斤，四块五一斤，省了七块多。”
我接过来剥了一颗塞嘴里——还是甜。
第三章 日子
蒋福生那事儿处理完之后，日子表面上看着跟以前一样，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可实际上好多东西不一样了。
头一个不一样的就是我婆婆。老太太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这事儿——我怀疑是大勇媳妇李秀芝跟她说的，那嘴快的毛病真是改不了——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婆婆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对着建平就开火了：“你个小兔崽子，背着你媳妇欠了人家三万块钱？你咋不把房子也押出去呢？你爹跟我攒了一辈子才盖起这几间房，你要败祸就趁早说，我跟你爹搬出去住！”
建平耷拉着脑袋扒饭，一声不敢吭。我赶紧打圆场：“妈，事儿已经解决了，钱也还了一部分了，剩下的等拖拉机卖了就清了。建平他也知道错了，您别气坏了身子。”
婆婆又数落了我两句：“你也是，他瞒着你你就不知道问？天天在一块儿躺着，他愁成那样你看不出来？”我连声说是是是，我的错我的错。老太太这才消了点气，末了从腰里摸出个手绢包，打开里头是一卷子钱：“我跟你爹手里还有四千，本来留着秋天翻修西屋用的，先紧着你们还账吧。”
我跟建平对看了一眼。我说：“妈，不用，我俩能凑上——”
“让你拿着就拿着，”婆婆把钱往我手里一塞，“一家人别说两家话。西屋漏雨就漏去，又不是不能住人。”
我攥着那卷子钱，鼻子有点酸。我婆婆这人吧，嘴硬了一辈子，心肠其实不坏。当年我生苗苗的时候她守了我两天两夜没合眼，孩子抱出来她看是个闺女，也没说什么难听的，只说了句“闺女好，闺女是娘的贴心小棉袄”。就冲这一点，我心里记着她的好。
再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建平。自从这事儿摊开之后，他整个人好像松快了不少，回家也不那么愁眉苦脸的了。以前他下了班就往沙发上一瘫，现在知道搭把手了——吃完饭主动收碗刷锅，晚上给苗苗洗澡讲故事，有时候我腰酸他还过来给我捶两下。虽然捶得不咋地，力道轻一下重一下的，但好歹是个心意。
有天晚上他给我捶着背，忽然冒出一句：“春桃，我想好了，等把蒋福生那事儿了干净了，我就去考个农机维修资格证。站里说考下来能涨三百块钱工资。三百块虽然不多，可攒一年下来也够给苗苗交学费了。”
我趴在枕头上，闷声说：“你考，考下来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你做的饭本来就天天吃。”
“那我天天给你加个菜。”
他嘿嘿笑，捶背的手一使劲儿，疼得我“嗷”一嗓子。苗苗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问：“妈妈你咋了？”我赶紧说“没事没事，你爸给妈妈挠痒痒呢”。苗苗“哦”了一声缩回去继续睡。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的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到农历六月二十几的时候，已经满打满算八个月零十天了，走路都费劲，腿肿得跟棒槌似的，鞋都穿不进去，只能趿拉着建平的拖鞋。晚上睡觉翻个身都得他帮忙推一把，喘气也粗，走两步就心慌。
七月初一那天早上，我起来上厕所，觉得肚子一阵一阵发紧，硬邦邦的跟石头似的。我吓了一跳，赶紧回床上躺着，过了十几分钟又没事了。我婆婆说那是假性宫缩，离生还早着呢，让我别大惊小怪。可我心里头还是有点不踏实，跟建平说想去卫生院看看。
建平跟站里请了半天假，骑摩托带我去镇卫生院。大夫检查完说一切正常，就是让我多休息少干活，又嘱咐说“你这都八个月多了，随时可能发动，把住院要用的东西提前备好”。回家路上建平拐到集上，给我买了二斤排骨，又买了十斤鸡蛋，说“给你补补，万一提前生了好有力气”。
我把住院用的东西提前打包好搁在床头柜里——两身换洗的月子服，一包卫生纸，两包红糖，苗苗小时候用过的小包被，还有建平他妈早就准备好的尿布片子，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建平看了一眼那个包袱，说“是不是太少了”，我说“住院就三五天的事，缺啥现买也来得及”。
七月初八那天傍晚，大勇骑着他那辆破三轮车突突突地来了，车斗里拉着台锈迹斑斑的二手拖拉机。他兴冲冲地跑上楼跟建平说，拖拉机卖出去了，镇上李庄有个种粮大户正找旧车改装铲车用，两边讨价还价最后两千八成交。
建平算了算账：卖车两千八，加上手里剩的那点，再添上我婆婆给的四千，凑吧凑吧正好够还蒋福生剩下的五千。当天晚上他就给蒋福生打了电话，蒋福生第二天过来拿了钱，把这事儿彻底了结了。临走还假模假式地拍了拍建平的肩膀：“兄弟，哥这次也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往后有合适的活儿咱再合作。”建平嘴上说“好好好”，关上门冲我挤了挤眼，小声嘀咕：“再跟你合作我跟你姓。”
我笑得差点动了胎气。
第四章 发动
七月十二夜里，我让尿憋醒了，迷迷糊糊爬起来上厕所，觉得下身有点不对劲，裤子湿了一小片。我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孕后期漏尿正常，换了条干净裤子又躺回去。结果躺了不到半小时，又一股热乎乎的涌出来，这回比刚才多多了。我推了推建平：“哎，你醒醒，我好像破水了。”
建平“腾”地一下就坐起来了，眼睛还没睁开呢手已经去摸灯绳：“啥？破水了？走！上医院！”
我一看表——凌晨两点四十五。外面黑咕隆咚的，巷子里的路灯又坏了，一闪一闪地发着鬼火似的光。建平手忙脚乱地穿衣服，裤子套反了又扯下来重穿，扣子系错了两回。我看他那副手忙脚乱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你别慌，头胎从破水到生还得一阵子呢，我这才刚开始，你先把你自己的裤子穿明白了再说。”
他“哦哦”了两声，总算把裤子穿好了，又去推苗苗。苗苗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说妈妈要去医院生小弟弟，倒是挺兴奋，揉着眼睛自己穿好了鞋。建平又去敲他爹妈的房门，我公公披着褂子出来，说“你们先走，我跟你妈随后就到”。
凌晨三点半到了镇卫生院。值班大夫一检查，说宫口才开了一指，让先去待产室躺着。我躺在那张窄巴巴的床上，肚子一阵一阵地抽着疼，疼起来的时候得攥着床栏杆咬牙硬扛，不疼的时候又跟没事人似的。建平在旁边坐着，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喝水，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吃口东西，一会儿又跑去问护士“我媳妇这得多久能生啊”。护士被他问烦了，说“头胎没那么快，你消停坐着等吧”。
天亮的时候我婆婆赶来了，拎着一保温桶小米粥和十几个煮鸡蛋。她让我趁不疼的时候赶紧吃两口，“攒着力气待会儿好生”。我勉强喝了半碗粥，疼劲儿上来的时候把粥碗往旁边一推，咬着嘴唇直哼哼。建平在旁边急得团团转，拿手给我擦汗，擦了两下汗巾就湿透了，他又拿袖子给我蹭。
上午九点多大夫来查了一次，说开了三指了，让我继续等着。我疼得实在扛不住了，问能不能打那个什么无痛。大夫说镇上卫生院没有那玩意儿，得去县医院才有。我一听就泄了气，合着还得硬扛到底。
建平看我疼得厉害，蹲在床边握着我的手，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我疼得心烦，甩开他的手说“你闭嘴吧你”，他又讪讪地把嘴闭上，过了两分钟忍不住又问“要不要喝口水”。
上午十一点二十，大夫又来查，说开了八指了，让进产房。我被推进去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建平站在门口，两只手绞在一块儿搓，脸上的表情又紧张又兴奋，跟当初我生苗苗那会儿一模一样。
进产房生了四十多分钟，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孩子出来了。是个男孩，六斤八两，哭声响亮得跟小喇叭似的，把产房外头等着的建平吓得一激灵。护士把孩子包好抱出去给他看，他后来跟我说，他接过孩子那一瞬间手抖得跟筛糠似的，差点没抱住。
我躺在产床上，浑身汗透得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可心里头那个舒坦劲儿就别提了。护士把小家伙搁在我胸口让他趴着，他闭着眼睛拱了两下，小嘴巴一张一合地找奶吃。我拿手指头戳了戳他的脸蛋，软乎乎的跟嫩豆腐似的。
建平进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我说你哭啥，他说“谁哭了，我这是高兴的”。他凑过来看孩子，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春桃，这孩子的名儿我想好了——叫周念恩吧。念恩念恩，念着你的好，也念着这回帮过咱的人。”
我琢磨了一下，说：“中，就叫念恩。”
第五章 坐月子
生了念恩之后，我在家躺了整整一个月。按我们这边的规矩，月子里不能洗头不能洗澡不能下地不能吹风，我婆婆把堂屋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大夏天的不让开电扇，说“月子里受了风一辈子落病根”。我热得浑身长痱子，拿温水擦了擦身子，她看见了还念叨我。后来建平偷偷把电扇搬我屋里对着墙吹，让风折回来，我这才好受了些。
苗苗对这个小弟弟一开始挺稀罕的，天天趴床边上看，拿手指头戳他的脸，被建平说了两回“别戳弟弟眼睛”。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她开始闹别扭了——有一回我抱着念恩喂奶，她跑过来拽着我的胳膊说“妈妈抱我”，我说“等会儿等会儿，弟弟吃完奶就抱你”，她一屁股坐地上哭开了，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我婆婆赶紧把她抱走，哄了半天才消停。
建平那阵子表现特别好。白天上班，晚上回来抢着带孩子——给念恩换尿布，给苗苗洗澡，半夜孩子哭了他一骨碌爬起来抱着哄，让我多睡会儿。有一回念恩半夜闹得厉害，怎么哄都哄不住，建平抱着他在堂屋里来回走了四十多分钟，嘴里哼着不着调的歌，最后总算把小祖宗哄睡了。他轻手轻脚把孩子放回我身边，自己倒在枕头上就睡着了，连衣服都没脱。
我躺在那儿看着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后脑勺。他头发又长了，该理了。
念恩满月那天，我婆婆张罗了一桌菜，把大勇两口子也请来了。李秀芝抱着念恩稀罕得不行，说“这孩子眉眼像建平，鼻子像你”。大勇喝了二两酒，话就多了，拍着建平的肩膀说“兄弟你这回是渡了劫了，往后可得好好过日子”。建平端着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说“那是自然，我还得攒钱给我闺女交学费呢”。
大勇嘿嘿笑，又冲我说：“弟妹，上回蒋福生那事儿我听说了——你可真行，把他那个老油条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往后我们家秀芝要是有你一半厉害，我日子就好过喽。”
李秀芝拿筷子敲了他一下：“你啥意思？嫌我不厉害呗？”
满桌子人都笑了。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之后，我把念恩哄睡了交给婆婆看着，跟建平到院子里坐了会儿。七月的晚上，天闷热闷热的，蝉在石榴树上叫得震天响，巷子里谁家的电视开着，飘过来一阵电视剧的对白声。我靠着竹椅背，拿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建平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剥荔枝——这回顾不上什么五斤三斤了，直接拎回来一编织袋，搁在脚边随便吃。
“春桃，”他剥了一颗递到我嘴边，“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说。”
“站里那个维修资格证的考试，我报上名了。下个月考，考过了涨三百工资。”
“那你就好好考。”
“嗯，”他顿了顿，“还有个事儿——站长昨天找我谈话，说县里农机总站有个技术培训的名额，三个月，培训完了给发个证，回来能评技师。站长说推荐我去。”
我手里的蒲扇停了停：“去县里？三个月？”
“嗯，住那边，一个月能回来一两趟。”
我沉默了。
他赶紧补充：“你要是觉得不行我就算了，念恩还小，苗苗也离不开人——”
“你去，”我把蒲扇往腿上一拍，“为啥不去？去了才能涨本事，涨了本事才能多挣钱。家里有我呢，妈也能搭把手，仨月一晃就过去了。”
他看着我，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可你一个人带俩孩子——”
“你当我没带过孩子？”我拿蒲扇拍了他胳膊一下，“苗苗那会儿你不也上班？我一个人不也把她拉扯大了？你只管去，别惦记家里。”
他嘿嘿笑了两声，又剥了颗荔枝塞我嘴里。
第六章 三个月
建平是八月初去县里报到的。走那天早上他背着个蛇皮袋子，里头塞了两身换洗衣裳、一双新买的胶鞋、一个搪瓷缸子，还有我给他烙的一摞葱花饼。他在院门口磨蹭了半天不肯走，一会儿摸摸苗苗的脑袋，一会儿又去亲念恩的脚丫子，嘴里念叨着“爸爸过几天就回来看你们”。
我把他往门外推：“赶紧走赶紧走，再磨蹭赶不上班车了。”
他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从兜里掏出个塑料袋塞我手里：“差点忘了——昨晚上从集上买的，你留着慢慢吃。”
我打开一看，是两斤荔枝。
“到了那边好好学，别惦记家里。”我把袋子往怀里搂了搂。
他“嗯”了一声，跨上摩托突突突地走了，拐出巷子口的时候还回头冲我摆了摆手。
头一个月最难熬。苗苗天天晚上问“爸爸啥时候回来”，念恩半夜闹觉怎么哄都哄不住，我抱着他在屋里转圈儿，转着转着想起来建平在家的时候半夜是他起来哄的，鼻子就酸了。可酸完了还得接着哄，日子总得过。
婆婆那阵子帮了大忙，白天她看着念恩让我补觉，还天天给我熬鲫鱼汤下奶。我公公话不多，但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菜园子里的菜摘好搁在灶房门口。有一回念恩发低烧，大半夜的我急得不行，我公公披着衣服出来说“走，我蹬三轮带你上卫生院”，老头儿六十多了蹬着三轮车跑了二里地，后背汗湿了一大片。
建平在县里隔两天打个电话回来，问念恩乖不乖、苗苗闹不闹、我身子咋样。我说都好都好，你只管学你的。其实有一回我抱着念恩坐在灶房烧火，火苗子蹿出来燎了我手背一下，我“嘶”了一声，念恩听见了也跟着哇哇哭。我一边哄他一边往手背上浇凉水，心里头那个委屈劲儿就别提了。可等建平打电话回来，我一个字没提。
九月底建平回来了一趟，黑了瘦了，但精神头挺好。一进门就把念恩抱过去举高高，念恩被举得咯咯笑，苗苗在旁边蹦着喊“我也要我也要”。晚上等俩孩子都睡了，他偷偷从包里掏出来个东西塞给我——是个小盒子，打开里头是条细细的银链子，坠着个小小的长命锁。
“你哪儿来的钱？”我瞪他。
“培训发的补助，我攒了俩月没舍得花。”他挠挠头，“给念恩的，先搁你脖子上戴着，等他大了再给他。”
我嘴上说“乱花钱”，手上已经把链子戴上了。银链子贴着脖子凉丝丝的，我低头看了看那个小长命锁，上头刻着“平安”俩字。
十一月中旬建平培训结束回来了，带回来一张技师资格证和一张涨工资的通知。站里给他调了一级，月工资从一千一百多涨到了一千六。他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做了四个菜，我婆婆还特意杀了一只鸡。吃饭的时候建平把资格证往桌上一拍，苗苗拿过去看了半天，说“爸爸这上头是你吗？咋不像啊？”建平说“那是爸爸年轻时候的照片”，苗苗说“你现在也不老啊”，一桌子人都笑。
第七章 开春
转过年来开春，念恩半岁多了，会坐了，也会咿咿呀呀地跟人搭话了。苗苗上了学前班，每天背着小书包雄赳赳气昂昂地去村小上课，回来就趴在桌上写“1+1=2”，写得歪歪扭扭的，还非要念恩在旁边看着她写。
建平涨了工资之后，手头宽裕了些。他把摩托卖了换了辆二手的电动三轮，说修车铺大勇那儿给找的，充一次电能跑四十多里地，带人拉货都方便。剩下的钱他存了个定期，说“留着给苗苗念书用”。
三月底的一天，蒋福生忽然找上门来。我一看是他，心里还咯噔了一下，以为又出什么幺蛾子了。结果人家拎着两瓶酒一条烟，进门就笑呵呵地说“弟妹，我给你们赔不是来了”。
原来他那个小舅子去年年底做生意赚了钱，把他那三万块钱还上了，蒋福生手里一宽裕，想起当初多要了建平一万块钱这事儿心里不落忍，特意来退钱。他从兜里摸出一沓钞票搁桌上：“这是一万，当初多要的那份，还给你们。”
我跟建平面面相觑。建平把钱推回去：“福生哥，事儿都过去了，当时咱也谈妥了——”
“谈妥了归谈妥了，可我心里不踏实，”蒋福生把烟点上，吐了口烟圈儿，“你媳妇那回说的话在理——车还在，钱变成车了，凭啥让你一个人兜。我后来想想确实是我不地道。这钱你拿着，就当哥补给你的。”
推让了半天，最后建平收下了。蒋福生走的时候，建平把那条烟又塞回他手里：“烟你拿走，我不咋抽。酒留下，回头我请大勇来一块儿喝。”
蒋福生笑骂了一句“你小子”，揣着烟走了。
那一万块钱我跟建平商量了一晚上，最后决定分成三份：三千存着给苗苗和念恩当学费，三千添上家里日常开销，剩下四千——建平说“你拿着，想买啥买啥”。
我想了想，第二天去集上买了台小冰柜，又去镇上供销社扯了几尺花布给苗苗做了条新裙子，给念恩买了两罐好奶粉，给我婆婆买了双软底布鞋，给我公公买了件夏天穿的汗衫，最后剩下的钱去老赵水果摊上拎了一大袋子荔枝回来。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剥荔枝吃。念恩坐在我腿边的竹车里啃手指头，苗苗穿着新裙子在院子里转圈儿，裙摆像朵花似的撑开来。建平从灶房端了碗绿豆汤出来搁我手边，自己拖了个小板凳坐我旁边，伸手也去袋子里摸荔枝。
“哎，”我拿胳膊肘碰碰他，“你说咱这日子，是不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他剥了颗荔枝塞嘴里，嚼了两下含含糊糊地说：“那可不。等我再干两年，攒够了钱，把咱家西屋翻修翻修，再给你买个金镯子。”
“金镯子就免了，”我拿蒲扇拍了他一下，“你把俩孩子供出来比啥都强。”
他嘿嘿笑，把剥好的荔枝递到我嘴边。我张嘴接了，甜丝丝的汁水顺着嗓子眼儿滑下去。
苗苗跑过来伸手要荔枝，我给她剥了一颗。小丫头咬着荔枝含混不清地问：“妈妈，你怀小弟弟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吃荔枝？”
我愣了一下：“你咋知道的？”
“奶奶说的！奶奶说你那时候馋荔枝馋得直哭，爸爸下了班跑了好几个摊儿才买到！”
我扭头去看建平。他挠了挠后脑勺，嘿嘿笑着说：“哪有直哭，就是咽了两回口水。”
“咽口水也是馋！”苗苗一锤定音，又伸手要了一颗荔枝。
念恩在竹车里“啊啊”地叫了两声，大概是看见我们都吃东西没给他，急得直拍车帮子。建平把他抱起来，拿小勺刮了点荔枝肉汁喂到他嘴里。小家伙咂摸了两下，眉头皱成一团，大概觉得这味儿怪得很，过了两秒又咧开嘴笑了，露出底下刚冒头的小白牙。
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开花了，红艳艳的挂了一树，风一吹花瓣往下落，有几片掉在念恩的脑袋上。我伸手给他拈掉，他以为我跟他玩呢，抓着我的手指头咯咯笑。
我靠在竹椅上，眯着眼看院子里的光景。日头偏西了，天边烧出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巷子里有人家在炒菜，飘过来一阵葱花爆锅的香味儿。远处不知道谁家的收音机在放歌，咿咿呀呀的听不太真，但调子挺欢快。
建平抱着念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哼着“小小子儿坐门墩儿”。苗苗追着石榴树上落下来的花瓣跑，说要把花瓣攒起来做书签。
我从袋子里摸出最后一颗荔枝，剥开壳，白生生的果肉在晚霞里头泛着水亮的光。我咬了一口，核小肉厚，甜得嗓子眼儿发紧。
这日子，虽然磕磕绊绊的，可到底还是甜的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