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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世时姑姑就断了亲,表哥一通电话,翻出了两代人藏着的旧账

那天下午,我正蹲在阳台的一角,拿一把生了暗锈的小剪刀修剪绿萝。
那几盆绿萝是父亲生前养下的。
放在老式铝合金窗台底下。
叶子边缘早泛出了一圈圈焦黄的斑点。
半死不活地挂在塑料盆沿上。
初冬的阳光很薄,落在地上没有一点热气。
茶几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嗡——嗡——”
机身碰在薄玻璃板上,发出尖锐刺耳的共鸣。
我放下剪刀。
在膝盖上擦了擦手上的泥土。
走过去拿起手机。
屏幕上是一串没有存名字的本地手机号,归属地显示是老家那座小县城。
我划开接听键,放到耳边:
“喂,哪位?”
听筒那头很嘈杂。
混杂着医院叫号系统冰冷机械的播报声,橡胶滚轮碾过瓷砖地面的沉闷擦地声,还有家属急促的哭喊声。
过了两三秒,那边才传来一声极度沙哑、局促的咳嗽。
“喂……是建平吗?”
“是我,您是哪位?”
“建平,我是你大表哥,振强啊。”
声音干瘪、颤抖,还带着一股因为十几年没打过交道而刻意压低的客气与心虚。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下意识收紧了。
大表哥陈振强。
这个名字像是一颗被埋在烂泥里十几年的锈铁钉,突然被水冲刷了出来,扎得人神经一跳。
“表哥?……是你啊。”
我一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语气去接这句话。
听筒那头传来一阵粗重的喘息声,接着是铁质防火门被推开又合上的声响。
表哥似乎躲进了安全通道的楼梯拐角,周围的杂音顿时小了下去。
“建平,你在市里上班忙不忙?你……你今天能不能抽空,回一趟县里?”
“出什么事了?”
“你姑快不行了。”
表哥的声音猛地低沉下去,带着浓浓的鼻音:
“肺心病,拖了几年,昨晚上突然喘不上气,送到县中医院就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大夫刚给下了病危通知书,说各项器官都在衰竭,现在全靠呼吸机和升压药吊着一口气,也就这一两天的事了。”
我站在客厅中央。
背后的冷风顺着开了一条缝的阳台窗户吹进来。
吹得后颈发凉。
“姑姑她……”
“建平,表哥知道当年大人们闹得太绝,我们家对不起你家,更对不起你爸。”
表哥在电话那头抽泣了一声:
“可你姑昨晚神智还清醒的时候,一直死死抓着我的袖子,嘴里翻来覆去就念叨你爸的名字。她喊‘建国啊,建国’……可你爸都走了整整三年了啊!”
表哥吸了一大口鼻涕,声音近乎哀求:
“建平,表哥求你了。无论当年有多少怨、多少恨,看在一笔写不出两个陈字的份上,你回来看她最后一眼吧。就算……就算替你爸来送送她,行不行?”
电话这头,我很久没说出话来。
脑海里浮现出很多年前那个风风火火、嗓门大得整条巷子都能听见的女人。
“建平?你在听吗?”
“我在听,表哥。”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我和我妈商量一下,一会儿开车回去。”
“好,好!中医院老住院部三楼ICU,我在门口等着你们!”
挂断电话,屋子里静得可怕。
厨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母亲系着围裙从里面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把刚择了一半的芹菜。
她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
看着我发愣的样子。
皱眉问了一句:。
“谁打来的电话?你在阳台上愣了半天。”
“妈。”
我看着母亲眼角密布的皱纹,迟疑了一下:
“振强表哥打来的。”
母亲手里的动作猛地一僵。
几根青翠的芹菜茎从她指间滑落,掉在光秃秃的地砖上,发出清脆的轻响。
客厅里顿时陷入了一种死一般的沉寂。
母亲没去捡地上的菜,只是定定地看着我,原本温和的眼神里迅速蒙上了一层复杂的情绪——有惊愕,有防备,还有压抑了多年的愤懑。
“他打电话来干什么?我们家跟他家,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表哥说,姑姑在县中医院抢救,快不行了。”
我低声说:
“下了病危,说是靠呼吸机撑着,大概就这一两天。表哥问……问我们能不能回去看她一眼。”
母亲站在厨房门口,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样。
冬日灰白的光线透过玻璃移门照在她脸上,把她脸上的沟壑映照得格外分明。
过了足足半分钟,母亲才慢慢弯下腰,把地上的那几根芹菜捡起来。
“她快不行了?”
母亲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听不出喜悲,但她的手指却在微微发抖。
“当年你爸在市肿瘤医院化疗,吐得苦胆水都出来了,托人给她带信,她是怎么说的?”
母亲抬起头看着我,眼眶微红:
“她说‘陈建国是死是活,跟我陈秀娥没有半毛钱关系,别想来骗我的钱’!”
母亲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一下子挑开了十多年前那些早已结痂的烂疮。
“你爸临走前三天,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手在被子上乱摸,摸着我的手,还问我‘秀娥来过没有’。我说没有,你爸那眼泪就顺着眼角往下淌,淌湿了半边枕头!”
母亲把芹菜重重摔在案板上,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她走得那么绝,发过毒誓生老病死老死不相往来!你爸出殡那天,全村的本家都来了,她连个花圈都没送,连个电话都没打!现在她要死了,想起你爸了?她凭什么啊?!”
我走过去,扶着母亲单薄发颤的肩膀:
“妈,我知道。这些年,您受委屈了,我爸也走得遗憾。”
母亲背过身去。
抬起围裙的一角。
用力擦拭着脸上的泪水。
油烟机上凝固的黄褐色油垢散发着微弱的陈旧气味,燃气灶上还炖着排骨汤,咕嘟咕嘟冒着白气。
母亲哭了一会儿,肩膀渐渐停止了抽动。
她走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哗哗的冷水冲刷着她粗糙泛红的手背。
“去吧。”
良久,母亲关上水龙头,低着头说了一句。
我愣了一下。
“妈?”
“去收拾收拾,开车回县城。”
母亲转过身。
眼睛通红。
但神色已经平静了下来:。
“你姑再不是东西,她也是你爸同父同母的亲妹妹。你爸活着的时候嘴上不说,心里到底惦记着她。大人之间的账,烂在大人的棺材里就算了,你是小辈,去送她最后一程,不违规矩,也不落人口实。”
母亲解下围裙,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灶台上:
“我也去。我得替你爸去看看,看看她陈秀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心里到底有没有过一丝后悔。”
中午十二点半,车子开上了通往老家县城的高速公路。
车厢里很安静。
车载收音机里放着含混不清的交通广播。
母亲坐在副驾驶座上。
把那个缝补过好几次的旧布包紧紧抱在怀里。
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干瘪农田和灰蒙蒙的杨树林。
我知道,母亲的思绪早就飘回了十二年前,飘回了那场把两家人生生撕裂的家庭浩劫。
姑姑陈秀娥比父亲小四岁。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爷爷走得早。
奶奶一个人拉扯他们兄妹俩。
父亲常说,姑姑年轻的时候是个极要强、极能吃苦的性子。
当年父亲考上中专,家里穷得连铺盖卷都凑不齐,是刚满十六岁的姑姑跑去镇上的酱菜厂当临时工。
冬天零下好几度,姑姑穿着单薄的棉袄,整天整夜泡在冰冷刺骨的水池里洗大酱坛子。
手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粗,裂开一道道血口子,化了脓,钻心地疼。
姑姑就是靠着一分一厘攒下来的血汗钱,硬生生供父亲读完了三年的农校。
后来父亲进了县农机局,成了公家人,结了婚,有了我。
姑姑则经人介绍,嫁给了县化肥厂的保卫科工人,也就是我的姑父,张卫东。
原本两家的关系好得蜜里调油。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我都住在姑姑家。
姑姑会用自行车载着我穿过县城长长的林荫道。
去买两毛钱一根的赤豆冰棒;我摔破了膝盖。
是姑姑抱着我一路小跑去卫生所。
一边跑一边掉眼泪。
骂姑父没看好孩子。
然而,所有温情的裂痕,都始于那个好吃懒做的姑父。
姑父在化肥厂效益滑坡后下了岗,迷上了打麻将和推牌九。
起初只是小赌。
几块几十块。
后来越赌越大。
欠了一屁股高利贷。
姑姑为了替他还债,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物件,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性子也慢慢变得极端、多疑、尖酸刻薄。
真正的决裂,发生在十二年前的深秋。
那时候爷爷突发脑梗,虽然抢救了过来,但从此半身不遂,常年瘫痪在床。
老家在县城老街有一栋临街的土坯瓦房,带有前后两个小院子。
赶上县里大搞旧城改造。
老街被划进了商业街开发的红线。
那栋老房子评估下来。
能拿到六十万的拆迁补偿款。
在当年那个小县城,六十万是一笔能让人眼红心跳的巨款。
老家的旧风俗,素来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宅基地的钱默认全归儿子。
但姑姑不服。
那时候爷爷生病,父亲要在市里农机局上班,母亲身体也不好,床前伺候、端屎端尿、擦洗身子的脏活累活,大部分确实是住在县城的姑姑在操持。
姑姑觉得,自己既尽了孝,出了大力,这六十万拆迁款,怎么也该分给她三十万。
可父亲坚决不同意。
父亲不同意的原因,全家上下心知肚明——根本不是舍不得这笔钱,而是因为姑父张卫东当时正被债主堵在家里要砍断手指。
三十万如果给了姑姑,进门不到半天,就得全被姑父填了赌债的无底洞。
父亲的想法是。
用这笔补偿款在县城买一套带电梯的七十平二手小两居。
方便推爷爷下楼晒太阳。
剩下的钱全部存进定期存单。
专款专用。
作为爷爷以后的医药费和护工费。
等老人百年之后,剩下的钱兄妹俩再平分。
但深陷绝望和债务泥潭的姑姑,根本听不进任何劝解。
矛盾在县中医院住院部三楼的走廊里彻底爆发。
那天是周末,我刚好从省城大学坐大巴回县里看爷爷。
刚走出电梯,我就听到了整层楼都回荡着的尖锐争吵声。
护士站前围了三四圈看热闹的病人和家属。
人群中央,姑姑穿着一件领口发黄的旧毛衣,头发蓬乱,眼眶通红,像一只被逼到绝境的母兽,死死拽着父亲的衣领。
“陈建国!你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把话说清楚!”
姑姑的声音尖锐得变了调,手指几乎戳到了父亲的鼻梁上:
“咱爹瘫在床上这半年,谁一天三顿喂饭喂药?谁给他换洗尿湿的褥子?是我!你陈建国在市里坐办公室当干部,十天半个月回来看一眼,拎两盒补品就当大孝子了?现在老房子拆迁,六十万!你一分钱不给我,你还是人吗?!”
父亲当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夹克,脸色憋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
父亲是个极爱面子的人,当着几十号陌生人的面被亲妹妹撕扯衣领,他气得嘴唇直哆嗦:
“秀娥!你放手!大庭广众之下,你成什么体统!”
“我不放!我今天就要个公道!”
姑姑嘶声力竭地大喊:
“当年咱娘死得早,你上中专那几年,是谁在大酱厂洗坛子给你凑学费的?大冬天我的手烂成那样,骨头都露出来了,你忘了吗?!陈建国,你良心被狗吃了!”
父亲的身体猛烈地晃动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痛苦的神色。
但他依然咬着牙,死死按住外套内侧的口袋——那里装着拆迁办的协议书。
“秀娥,当年的恩情,我陈建国一辈子不敢忘!”
父亲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悲愤:
“可这钱我不能给你!你拿了钱要干什么?张卫东在外面欠了多少高利贷你不知道吗?!钱要是到了你手里,不出三天就全进了赌场的抽屉!咱爹后续吃药、打针、请护工,哪一样不要钱?要是钱被败光了,爹怎么办?躺在床上等死吗?!”
这话戳到了姑姑最脆弱、最难堪的痛处。
姑姑整个人像是被点燃的炸药桶一样跳了起来:
“你少拿张卫东当借口!你就是自私!你就是想独吞!你媳妇吹枕边风,要把这钱留给你们家建平在市里买大房子娶媳妇!你们一家子都是吸血鬼!”
母亲当时站在旁边,气得浑身发抖,忍不住上前辩解了一句:
“他姑,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建平买房我们自己有公积金,从没打过老房子的主意!建国是为了咱爹——”
“你给我闭嘴!外姓人少在这儿假惺惺!”
姑姑猛地一挥手。
直接把母亲推得踉跄了两步。
撞在走廊的推车上。
我当时年轻气盛,一下子冲了上去扶住母亲,冲着姑姑大吼:
“姑!你怎么动手打人呢?!”
姑姑看着我,眼神冷漠得像在看一个仇人。
她忽然凄厉地笑了几声,从随身背着的破皮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用红色塑料绳捆着的软皮记账本。
她猛地扯断塑料绳,把那本厚厚的记账本狠狠砸在父亲脸上!
“啪”的一声脆响。
纸页在走廊半空中散落开来,白花花的纸片像招魂的纸钱一样落得满地都是。
我低头看去,每一页上都是姑姑那歪歪扭扭的字迹:
“三月四号,爹买降压药,五十六块八。”
“三月七号,成人纸尿裤两包,八十四块。”
“三月十二号,排骨两斤,炖汤给爹补身子,四十二块。”
密密麻麻,一笔一笔,连买一捆葱、两包卫生纸的钱都记得清清楚楚。
“陈建国,你给我听着!”
姑姑退后了两步,指着满地的纸页,咬牙切齿地发下了毒誓:
“这半年多伺候老人的账,全在这儿!就算是我陈秀娥上辈子欠你们陈家的,今天我还清了!从今往后,陈家的大门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陈秀娥没有哥,也没有侄子!以后生老病死,各安天命,你们陈家就算全死绝了,也别通知我!我要是再踏进你们家半步,我天打雷劈!”
说完,她没有看躺在病房里、被吵闹声惊得发出微弱呻吟的爷爷一眼,猛地转过身,踩着那一地的记账单,决绝地冲下了楼梯。
走廊里死一般寂静。
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窃窃私语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
父亲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满地的纸页。
高大的身躯慢慢佝偻下去。
他蹲在冰凉的地砖上,一页一页地把那些写满账目的纸捡起来,整齐地叠好。
我走过去帮他捡。
却看见一滴滚烫的眼泪。
啪嗒一声。
砸在了那张写着“炖排骨四十二块”的纸页上。
从那天起,姑姑陈秀娥,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退场了。
一年后,爷爷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父亲按照当年的承诺,老房子的拆迁款除了给爷爷买房和治病,剩下的二十万,他一分没动,全存在一张存折里。
爷爷出殡前。
父亲托了几个老邻居去给姑姑送信。
希望她能回来见老人最后一面。
信送到了。
出殡那天,唢呐声吹得震天响,白幡在深秋的冷风里猎猎作响。
队伍走到村口那棵大老槐树下时,有人悄悄拉了拉父亲的袖子:
“建国,你看那儿。”
父亲猛地抬起头。
村口几百米外的一处土坡上,枯黄的杂草丛边,站着一个瘦小单薄的人影。
是姑姑。
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旧外套,没有穿孝衣,也没有戴白布。
她就那么远远地站着。
隔着漫天飘洒的黄色冥纸。
看着爷爷的棺木一点点从眼前移过。
父亲停下脚步。
嘴唇颤抖着。
想要往前走两步。
可还没等父亲开口,那个身影忽然直挺挺地跪在冰冷的碎石地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磕完头,她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跨上了一辆早就等在路边的破旧黑摩的,绝尘而去。
自始至终,她没有往父亲这边看一眼。
那三个头,是磕给死去的父亲的;而那决绝的背影,是留给活着的哥哥的。
她真的做到了“老死不相往来”。
六年后,父亲退休了。
原本以为操劳了大半辈子,终于可以安享晚年,命运却跟全家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退休刚过半年。
父亲开始频繁腹痛、消瘦。
去市医院一查。
肝癌晚期。
已经转移到了腹膜。
在肿瘤科病房的那大半年,是我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光。
父亲化疗掉了所有的头发,原本高大魁梧的身躯迅速萎缩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皮肤发黑发黄。
人在病重的时候,很多藏在心底深处的心结,就会像水底的石头一样浮出水面。
每次病房门被推开。
父亲浑浊的眼睛都会猛地亮一下。
然后又迅速黯淡下去。
他在等谁,母亲清楚,我也清楚。
母亲最终还是心软了。
在父亲第二次下病危通知书的那天夜里,母亲躲在开水房里,按照多年前存下的一个老号码,给姑姑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表哥。
母亲把父亲的病情一五一十地说了,最后带着哭腔说:
“振强,告诉你妈,你舅……真撑不了多久了。以前的事,咱都不提了,让她来看看你舅一眼吧。”
第二天下午,表哥一个人来了市医院。
他带了两箱牛奶和一袋苹果,局促地坐在病床前。
父亲看到表哥。
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吃力地探着脖子往表哥身后看。
空荡荡的病房门口,除了走过的护士,什么人也没有。
父亲眼里的光,那一瞬间彻底熄灭了。
表哥低着头。
眼圈发红。
结结巴巴地说:。
“舅……我妈她……她回乡下老家收玉米去了……没买到车票……”
拙劣的谎言。
父亲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他伸出枯瘦的手,轻轻拍了拍表哥的手背:
“振强,好孩子……舅知道了。别怪你妈,你妈……性子倔。”
表哥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匆匆走了。
三天后,父亲陷入了深度昏迷。
在父亲临走的前一天下午,阳光难得很好,照在洁白的床单上。
父亲短暂地回光返照,清醒了十几分钟。
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手指上的骨节硌得我生疼。
“建平。”
父亲的声音极轻,像风中的残烛。
“爸,我在呢。”
“你姑那个人……脾气硬,嘴巴毒,可她心眼……心眼不坏。”
父亲浑浊的眼角滑下两行清泪:
“当年在酱菜厂,她手上那些冻疮……全是因为我。老房子的事,是我……是我话说重了,伤了她的面子。她恨我,应该的……”
“爸,别说了,您好好休息。”
我泣不成声。
“那存折……在家里大立柜底下的铁盒子里,还有二十万……连本带利。建平,等你姑……等你姑老了,或者遇到难处了,你把钱给她送去……算爸,还她的学费……”
这是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次日凌晨四点,监护仪上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没有起伏的直线。
父亲走了。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姑姑陈秀娥依然没有出现。
母亲把那本记账单和二十万的存折锁进了铁盒子里。
自那以后。
我们家里再也没有人提起过“姑姑”这两个字。
车子下了高速,驶入了熟悉的县城街道。
几年没回来。
县城的老街早已经拆得面目全非。
拔地而起的是一栋栋千篇一律的高层住宅和闪烁着廉价霓虹灯的商铺。
车子在县中医院门口停下。
老住院部的大楼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墙的马赛克瓷砖脱落了大半,露出斑驳发黑的水泥底子。
刚走进弥漫着来苏水味道的门诊大厅,一个穿着洗得褪色的旧黑夹克、头发花白、背脊微驼的中年男人就迎了上来。
是表哥陈振强。
不过才四十出头的年纪。
表哥看上去却像五十多岁的人。
眼窝深陷。
两鬓全是白发。
眼眶里布满了通红的血丝。
“舅妈!建平!”
看到我和母亲。
表哥猛地停下脚步。
嘴唇颤抖着。
两只粗糙的手局促不安地在裤腿两侧狠狠搓动着。
母亲看着眼前憔悴不堪的外甥。
原本紧绷了一路的脸色。
终于软了下来。
“振强啊。”
母亲叹了口气,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表哥的眼泪瞬间决堤,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
“舅妈,我对不住你们……我妈她……她造孽啊!”
母亲走上前。
伸手拉住表哥冰凉粗糙的手。
轻轻拍了拍:。
“行了,不说了。你妈现在怎么样了?”
“大夫说……就是这几个小时的事了。”
表哥抹了一把眼泪,引着我们往电梯走:
“现在在三楼ICU。大夫说肺心病到了终末期,多器官衰竭,已经没办法自主呼吸了。升压药用到了最大剂量,血压还是往下跌。”
老旧的电梯摇摇晃晃地上升,发出令人不安的金属摩擦声。
来到三楼重症监护室门外。
冰冷的长廊里,排椅上坐着几个面色凄惶的病人家属。
墙角贴着红色的“禁止吸烟”标志,空气里充斥着绝望和沉重的压抑感。
表哥快步走到护士站,跟里面的护士低声交涉了几句。
护士拿出一套消过毒的蓝色隔离服和鞋套递出来:
“探视时间本来过了,看在病人情况特殊的份上,特批十分钟。只能进一个人,动作快点。”
母亲看了看那套隔离服,又转头看了看我。
“建平,你进去吧。”
母亲的声音很轻:
“你长得像你爸。你姑现在神智不清,你进去,她权当是你爸来看她了。”
我点了点头,接过隔离服套在身上,戴上口罩和鞋套。
厚重的白色弹簧门在我身后缓缓合上,将走廊里的声音彻底隔绝在外。
ICU病房里很空旷,也很安静。
除了各种监护仪器规律的电子蜂鸣声,就是人工呼吸机沉重单调的“呼哧——呼哧——”声。
在最靠里的一张病床前,我停下了脚步。
如果不是床头卡片上写着“陈秀娥,女,68岁”,我根本无法将眼前这个枯槁的老人,和记忆中那个脾气暴烈、嗓门洪亮的姑姑联系在一起。
床上的老人瘦得几乎脱了相。
两腮深深凹陷下去。
颧骨高高耸起。
皮肤呈现出一种久病之人特有的灰败蜡黄色。
满头的白发乱蓬蓬地散在白色枕头上,一根透明的塑料气管插管粗暴地塞在她的嘴里,周围用医用胶布死死固定着。
她的胸口随着呼吸机的节奏。
剧烈而僵硬地起伏着。
每一次起伏都显得极为痛苦艰难。
输液架上挂着四五个输液袋,各色药液顺着透明的软管,一点一滴注入她干枯如柴的手臂里。
那只露在白被单外面的右手,手背上全是青黑色的淤血和密密麻麻的针孔。
我慢慢走过去,站在病床边。
病房里的消毒水味很冲,冲得人鼻腔发酸。
我伸出手,轻轻握住了姑姑那只冰凉刺骨的手。
手掌干枯粗糙,手心里的老茧硬得像老树皮——那是几十年前在酱菜厂洗坛子、后来又为了还债四处给人打零工留下的痕迹。
似乎是感受到了外界皮肤的温度,心电监护仪上的心率波形突然剧烈跳动了几下,发出急促的滴滴声。
姑姑那深陷的眼窝里,眼皮极其吃力地颤抖起来。
一下,两下。
终于,她缓缓睁开了眼睛。
那双曾经极其凌厉、寸步不让的眼睛,此刻浑浊发黄,蒙着一层灰白色的翳。
她的眼珠艰难地转动着,焦距在半空中涣散了很久,最后,终于对准了我的脸。
四目相对。
那一瞬间,我清晰地看到,姑姑浑浊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由于气管插管,她无法合拢嘴唇,喉咙深处发出了
“嗬……嗬……”
的沉闷破损声,像是一架坏掉的风箱。
她的眼角,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动。
“姑。”
我俯下身,把脸凑到离她只有几十厘米的地方,轻轻抚摸着她冰凉的手背:
“我是建平。我来看你了。”
两行滚烫浑浊的泪水,猛地从她深陷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泪水顺着她沟壑纵横的面颊滑落,打湿了固定插管的医用胶布,迅速渗进了白发里。
她那只枯瘦的手,突然爆发出一股微弱却极其执拗的力气,死死反扣住了我的手腕!
那力道很轻,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甚至微不足道,但对一个濒死的病人而言,这几乎是她倾尽全身残存生命力的孤注一掷。
“嗬……嗬……”
她死死盯着我。
嘴唇颤抖着。
拼命想要说些什么。
她的眼神里没有怨,没有恨,没有当年的尖酸刻薄,也没有当年的争强好胜。
只有悔。
无穷无尽的悔恨、痛苦、哀求和悲凉,像潮水一样从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翻涌出来。
人在死亡真正降临的悬崖边缘。
那些曾经争得面红耳赤的房产。
那些咽不下去的面子与骨气。
那些赌气发下的毒誓。
原来轻得像一粒尘埃。
她认出了我。
或者说,她在我的脸上,看到了那个早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兄长的影子。
“姑,别急,我听着呢。”
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掉落下来,砸在蓝色的被单上:
“我妈也来了,就在门外。”
听到“我妈”两个字,姑姑枯槁的身躯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眼泪流得更凶了。
她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一种近乎绝望的乞求。
她想说话。
可冰冷坚硬的塑料管封死了她所有的声音。
她只能拼命地眨着眼睛。
眼角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滚落。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
她想问我爸。
她想问那个被她亲手斩断了兄妹情分、至死都没能再见上一面的亲哥哥。
我伸出另一只手。
轻轻擦拭掉她脸上的泪水。
柔声说道:。
“姑,我爸走的时候,没有怪过你。”
姑姑的瞳孔骤然放大。
“真的,没骗你。”
我哽咽着,声音在安静的ICU病房里回荡:
“我爸临走前一天清醒过来,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了好多你们小时候的事。他说你十六岁在大酱厂洗坛子,手冻烂了供他念书;他说当年老房子的事,是他话说重了,伤了你的心;他说他一辈子都记着你对他的好。”
听到这里,姑姑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极其痛苦的悲鸣。
那悲鸣被堵在气管里,化作了全身肌肉的抽搐。
她枯瘦的手指死死抓着我的衣袖,指甲几乎陷进了我的肉里。
“我爸还留了存折,当年老房子拆迁剩下的钱,他一分都没动,全给你留着呢。我爸说……那是还你当年的学费。”
姑姑闭上了眼睛。
大量的泪水从眼缝里汹涌而出。
她的头微微向旁边偏了过去。
原本紧绷抓着我手腕的手指。
在剧烈的颤抖之后。
终于一根一根、慢慢地松了开来。
那种松开。
不是放弃。
而是一种在冰封绝望了十几年后。
终于等到了救赎与解脱的释怀。
护士在这时走了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家属,时间到了,病人情绪太激动,对心脏负荷太大,必须出去了。”
我站在床边,深深地看了姑姑最后一眼。
她依然闭着眼睛。
泪水浸湿了半边枕头。
胸口在呼吸机的带动下起伏着。
但那张干瘪痛苦的脸上。
神情却奇异地平静了下来。
“姑,我走了。你安心养病。”
我替她把被角掖好,转身走出了重症监护室。
脱下隔离服走出大门,表哥和母亲立刻迎了上来。
“建平,怎么样?”
母亲急切地问,眼圈通红。
“我跟姑姑说话了。”
我看着母亲:
“我把爸临走前的话,都告诉她了。她听懂了,一直在哭。”
母亲转过身去。
面朝着那堵刷着斑驳绿漆的墙壁。
抬手捂住了嘴。
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里溢了出来。
表哥蹲在走廊的垃圾桶旁,双手抱头,把脸深深地埋在膝盖之间,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过了一会儿。
表哥站起身。
擦了擦红肿的眼睛。
从随身携带的一个打着补丁的深色布袋里。
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极其陈旧的长方形铁皮月饼盒,盒盖上的红色花纹早已经磨损殆尽,边缘布满了暗红色的铁锈。
表哥双手捧着铁盒,递到了我和母亲面前。
“舅妈,建平……这是我妈前些日子还能说话、还没进ICU的时候,千叮咛万分嘱咐,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家的东西。”
母亲转过身。
看着那个熟悉的铁皮盒子。
愣住了。
“这是……”
“打开看看吧。”
表哥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我伸出手,轻轻掀开了那个有些变形的铁盒盖子。
盒子里没有存折,也没有大额的钞票,只码放着几样被岁月浸染得发黄的旧物。
最上面,是用一方褪色的红绸布包着的一对老式银手镯。
手镯很沉,上面的如意雕纹早已经被人手日复一日地摩挲得平整光滑,泛着温润古朴的暗银色光泽。
母亲看到那对手镯,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这是……这是咱娘临终前留下的手镯!”
表哥扑通一声,竟然直接跪在了母亲面前!
“振强!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母亲吓了一跳,赶紧伸手去拉他。
“舅妈!您让我跪着说吧,不跪着,我心里这块大石头能把我压死啊!”
表哥死活不肯起来,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当年老房子拆迁,我妈跟我舅在医院大吵了一架。我妈那时候被我爸欠高利贷的事逼疯了,整个人魔怔了。吵完架回老屋,她把我奶奶留下的这对银手镯从箱底翻出来抢走了,嘴里喊着‘谁也别想独占陈家的东西’……”
表哥吸了吸鼻子,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
“可后来……后来拆迁款的事,我舅坚决不给。我爸那个畜生,四处借不到钱,偷偷拿了家里的房产证去抵押借了高利贷,不到半年,全输光了!连我们住的化肥厂家属院的房子都被法院查封了!”
表哥抬起头,满脸是泪地看着母亲:
“直到那时候,我妈才彻底醒过神来!她才知道我舅当年为什么死活不肯把钱给她!我舅根本不是贪图那笔钱,我舅是在防着我那个不争气的爹,是在保我奶奶的救命钱,保我们娘俩最后的退路啊!”
长廊里只有表哥绝望而悔恨的哭诉声在回荡。
“我妈知道真相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坐在出租屋的冰地板上,扇了自己整整一夜的耳光啊舅妈!”
表哥捶着自己的胸口:
“她把脸都打肿了,嘴里一直念叨‘我不是人,我把亲哥的心给挖出来踩碎了’!她想去找我舅认错,可她那个人……你们知道的,一辈子要强,发了那么狠的毒誓,她把自己的退路全堵死了,她没脸回去啊!”
我低下头,看着铁盒里的东西。
在红绸布包的底下,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几张泛黄发脆的旧信纸。
展开信纸,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字迹干涸发黑。
每一行都记着一笔账:
“去批发市场卖菜,赚二十三块,存起来还哥。”
“给餐馆洗碗一个月,六百块,存五百还哥。”
“给工地搬砖砸伤了脚,赔了八十块,全存起来。”
每一笔账目的后面,都歪歪扭扭地写着三个字——“还给哥”。
厚厚的一沓纸,记录了整整十一年。
在这些信纸的最底下,压着两张黑白的老照片。
一张是父亲年轻时穿着崭新的绿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笑得一脸灿烂;
另一张,是扎着两条粗黑麻花辫的年轻姑姑,挽着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年轻父亲,在县城老照相馆假山布景前的合影。
照片的背面,有一行已经有些模糊的铅笔字,那是姑姑年轻时的字迹:
“祝我哥建国前程似锦。妹秀娥留念。一九七八年秋。”
看着那行字,我的眼泪一滴一滴砸在照片泛黄的塑封膜上。
“后来……后来我舅病重住院的消息传过来。”
表哥跪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妈其实早就知道了。那半年,她偷偷坐大巴去过市里好多次!她不敢进医院,更不敢进病房,她就戴着个大口罩,整天整夜坐在市肿瘤医院大楼底下的花坛边上,仰着头看着住院部十二楼的窗户……”
母亲听到这里,整个人摇晃了一下,险些栽倒。
我赶紧一把扶住母亲。
母亲捂着胸口,失声痛哭:
“她……她去过市里?她既然都去了,为什么不上去啊?!她哪怕推开门喊一声哥,你舅也不至于闭不上眼啊!”
“她不敢啊舅妈!”
表哥放声大哭:
“我妈说,她把她亲哥伤得太深了。她发了毒誓,说老死不相往来。她怕她一进门,我舅看到她,情绪一激动病情反而加重;她更怕……更怕看到我舅那双失望透顶的眼睛!有一回,她看见你推着我舅在楼下小花园里晒太阳,我舅瘦得脱了相,我妈躲在冬青树丛后面,把自己的嘴唇都咬出了血,硬是不敢走出去一步啊!”
表哥从地上站起来,双手颤抖着指着那个铁盒子:
“我舅走的那天,老槐树底下……出殡那天……我妈其实跟在出殡队伍后面,走了整整五里地!她的鞋底全磨穿了,脚底全是血泡。等你们把棺材下了地、人都走了,天黑透了,她一个人摸黑爬上坟头,抱着我舅的新坟,哭得晕死过去好几回啊!”
走廊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医院中央空调吹出的微弱暖风声,和母亲撕心裂肺的压抑哭声。
真相迟到了整整六年。
当年那个在所有人眼里心狠手辣、绝情绝义、见利忘义的妹妹。
原来在漫长的十几年岁月里。
一直把自己关在一座由傲慢、偏执、悔恨筑成的无形牢狱里。
受尽了最残酷的凌迟。
她用一辈子的倔强和好强,筑起了一道高墙;
可到头来,那堵高墙没有保护她的尊严,反而将她深爱的人和深爱她的人,生生隔绝在生死两端。
“舅妈,这手镯,还有盒子里这一共攒下来的三万两千块钱……是我妈这十几年打零工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表哥把铁盒死死塞进母亲怀里:
“我妈说,这钱原本是想攒够了当年拆迁的数,亲手还给我舅。可她没能耐,到死也就攒了这么点。手镯物归原主,钱……算我妈还当年的债。求求您……收下吧!收下了,我妈在底下见了我舅,才能挺得起腰杆啊!”
母亲紧紧抱着那个冰凉生锈的铁皮盒子,像抱着一件稀世珍宝,整个人哭得泣不成声。
她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盒子里那张年轻兄妹的合影,眼泪把照片打得湿透。
“傻子……真是个傻子啊……”
母亲哭着摇头:
“一家人,亲兄妹……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啊?争了一辈子,气了一辈子,把命都争没了……图什么啊?!”
那天下午六点十七分。
冬日的夜幕刚刚彻底笼罩了县城,天空中飘起了冰冷细碎的雨夹雪。
重症监护室那扇沉重的大门再次被推开。
当值的医生神色严肃地走出来,摘下了蓝色的医用口罩:
“陈秀娥的家属,节哀顺变。心跳停了,人走了。”
表哥的身子猛地晃了一下。
没有哭喊。
只是靠在冰凉的墙壁上。
慢慢滑坐到了地上。
母亲擦干了眼泪,拉着我的手,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建平。去接你姑回家。”
再次走进ICU病房时,仪器已经被切断了电源。
各种管子被拔除,空气里那种令人窒息的机械轰鸣声彻底消失了。
病床上的老人安详地躺在那里,双眼紧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临走前听到了父亲宽恕的话语,她原本干瘪痛苦的面容,此刻竟显得异常柔和平静,嘴角甚至微微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
母亲走上前。
从随身带来的热水瓶里倒了热水。
浸湿了毛巾。
她像对待最亲的亲人一样,一点一点,极其仔细地擦拭着姑姑脸上的泪痕,擦拭着她干枯灰白的手指。
“他姑,嫂子接你回家了。”
母亲一边擦,一边轻声念叨着,泪水无声地滑落在姑姑发白的发丝间:
“不赌气了啊。到了底下,见着你哥,好好把话说开。你哥脾气好,打小就让着你,他早就原谅你了。”
三天后,出殡。
老家的规矩,断了亲的人,本不该入祖坟。
但族里的长辈们看了母亲拿出的记账单和老照片。
听完了这迟到了十几年的往事。
没有一个人再开口反对。
送葬那天,天空依然阴沉,小雨夹杂着湿冷的雪沫子,落在荒凉的田野里。
我和表哥一起抬着棺木的前杠。
踩着泥泞不堪的乡村土路。
一步一步走向陈家的祖坟。
棺木下葬的墓穴,就在父亲的墓地旁边,仅仅相隔不到半米。
两座土坟,在灰蒙蒙的天地间静静相依。
封棺填土的时候。
母亲走上前。
抓起一把湿冷粘稠的黄土。
轻轻洒在冰凉的棺木上。
“建国啊。”
母亲看着父亲那座长满了枯黄杂草的旧坟,轻声说了一句:
“秀娥回来了。当年在酱菜厂给你洗坛子交学费的亲妹妹,我给你带回来了。”
冷风刮过荒草。
发出呜咽般的呼啸声。
像是在回应着什么。
办完后事的那天黄昏,我和母亲开车准备返回市里。
表哥一直把我们送到县城的高速路口。
临别前,母亲摇下车窗,把那个铁皮月饼盒递还给了表哥。
“舅妈,这钱我不能要!”
表哥急得连连摆手,
“这是我妈留给你们的!”
“糊涂孩子。”
母亲板起脸,严厉地看了表哥一眼:
“手镯我和建平拿走了,那是老祖宗留给陈家儿孙的念想。但这三万多块钱,是你妈拿命换来的血汗钱,你拿着!你日子过得难,孩子还要上学,你妈要是活着,也绝不会愿意看着你为了这几万块钱作难。”
母亲把铁盒塞进表哥怀里,又从自己的布包里掏出了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定期存单。
那正是当年父亲留下来的、存着二十万拆迁余款的存单。
“舅妈,这是……”
表哥惊呆了。
“这是你舅生前留下的。”
母亲平静地说:
“你舅走前交代得清清楚楚,老房子的拆迁款,该你妈的一分都不能少。当年不给你妈,是怕被你爸败光;现在你爸也走了,这笔钱,本就该物归原主。你拿去把家里的外债清一清,踏踏实实过日子。”
表哥捧着存单,噗通一声跪在冰冷潮湿的柏油路面上,对着车窗拼命地磕头,放声大哭。
我发动了车子,缓缓驶上高速公路的引桥。
后视镜里,表哥单薄的身影跪在苍茫的暮色中,渐渐缩成了一个小黑点,最后完全融入了老家那座灰蒙蒙的小县城里。
车子在夜色中疾驰。
车窗外,雪渐渐停了,云层破开了一道缝隙,露出了几颗冰冷而清亮的寒星。
母亲靠在副驾驶座上,手里紧紧攥着那块包裹着银手镯的红绸布,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嘴角带着一丝释怀的安详。
我握着方向盘,脑海中不断回闪着这些天的一幕幕。
世间最残忍的事,莫过于亲人之间拿“骨气”去赌亲情。
年少轻狂时,我们总以为尊严比天大,一口恶气咽不下去,就非要争个面红耳赤,非要分个清清楚楚的对错。
一旦受了委屈,就恨不得斩断所有的退路,把桥拆得粉碎,用一辈子的决绝和冷漠去惩罚对方,也折磨自己。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那扇紧闭的门随时可以推开。
可岁月从不饶人,死亡更不会等待任何人的低头与妥协。
等到繁华落尽、两鬓如霜,等到疾病和衰老把生命逼到了悬崖绝壁,躺在冰冷的病床上等待呼吸停止的那一刻,才会大梦初醒——
那些曾经拼死抢夺的利益,那些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的恶气,那些为了所谓的“面子”而僵持了一辈子的执念,在生死面前,脆弱得就像冬日里的一片残雪,不堪一击。
可到了那时候,想低头认错的人,双脚已经迈不动步履;
而那个曾经甘愿包容你所有任性与倔强的人,却早已孤零零地躺在了冰冷的荒冢之下。
好在,风雪终究会过去。
荒草地下的两座孤坟挨得很近。
春风吹过来的时候。
漫山遍野的野花。
总会重新开满那片曾经荒凉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