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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书欣案的“依法维权”,为何撞上了一桩调解罗生门

“虞书欣 14岁初中生”冲上热搜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一个明星,跟一个初中生较什么劲?但把情绪放一放,先把法律事实摆出来,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再把调解环节的双方说法摆到一起,又会发现事情也没有那么“干净”。程序上有依据,不等于叙事上没有裂缝。


先说被告是谁。工作室声明写得很清楚:列明的被告不包括那名自称14岁的女孩,而是涉案微博账号与关联手机号的实名登记人——女孩的父亲和爷爷。起诉依据是平台依法披露的实名信息,在无法确认实际使用人的情况下,这是名誉权诉讼中常见的路径。法院受理后,女孩自称为实际使用人,法官曾询问其父是否追加其为共同被告,父亲表示不追加,所以被告席上始终是两名实名登记人。程序上,这一步挑不出硬伤。


内容层面,工作室也否定了“仅转发一条微博”的叙事。声明称涉案账号发布、转发了多条包含“疫情逃逸”“偷拿工作人员相机”“吃人血馒头”“养营销号”等内容的博文,总浏览量超过3.5万次,并附有侮辱性言论。这些言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如何划分,当然由法院认定,但至少说明:这不是一句随口吐槽,而是一组被大量阅读和传播的内容。


问题出在调解环节。工作室的说法是:虞书欣方考虑到对方家庭情况,选择接受调解,后因被告方更换代理律师、未能建立有效联系,调解才中断,法院遂安排庭审。这个表述如果成立,“依法维权”的叙事会显得更有温度。


但被告方前代理律师随即公开反驳。他的说法是:3月27日向原告律师传达调解意愿,对方答复“会和团队沟通给出结果”;从那天到8月底退出代理,整整五个月,没有收到任何一句关于原告同意调解的回复。他直接质问:“是谁截胡了明星的调解意愿?”并公开要求工作室道歉。一边说“早就接受了调解”,一边说“五个月没等到同意”,两条时间线无法同时为真。


这意味着,“曾接受调解”这五个字,目前只是一个单方陈述,而不是一个经双方确认的事实。它不影响案件本身的程序合法性,却影响公众对“依法依规”这个说法的信任程度。维权正当,与维权过程中的每一句话是否经得起对质,本来就是两件事。


再看舆论之所以被点燃,也不难理解:女孩自述爷爷75岁截肢、母亲患癌治疗、父亲是唯一经济来源。法律上,家庭困难不能直接免除侵权责任,但法院在核定赔偿时可以将其作为酌情考量因素。也就是说,困难不是挡箭牌,但也不是完全无关的变量。 程序上把年迈长辈列为被告有依据,观感上却很难不让围观者产生“用力过猛”的感受。这种张力,不是一句“不要搞舆论战”就能消解的。


回到最根本的立场:案情和未成年身份,都不应成为舆论战的工具。 但同样, “依法维权”也不应成为一个自动获得全部正当性的标签。被告是谁、内容是什么,这些事实工作室已经说清楚了;调解经过的罗生门,则提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维权的叙事本身经不起对方的公开对质,那么“交由司法”的说服力,就会在舆论场上被打折扣。


一切最终交由法院,这是对的。但在判决到来之前,双方关于“谁在调解中说了什么”的争议,本身也是一面镜子:正当的程序,需要配上经得起检验的叙述,才配得上“依法依规”这四个字的全部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