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忧心忡忡!扶梯停运的背后,一场“建管并重”的总动员该来了
桂林市住建局在央视报道次日的通报里,把三座天桥扶梯的状态概括为“使用频次不高”。央视镜头里的画面是扶梯全部停运、积满灰尘,老人提着菜攀爬台阶。“频次不高”暗示的是一个靠引导客流或调整运行时间就能处理的事项;“停运”指向的是另一件事:这台设备在过去的大学年里,没有进入过任何一条能够让它重新转起来的制度通道。
桂林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设备科的表态是“已经给上级部门提交了维修申请”。这句话透露的信息比停运本身更值得留意。一个使用单位在面对停运设备时,第一反应是发起一份申请,说明维修经费没有被安排在一个既定的预算科目里等着被使用,每一次故障都需要重新走一遍行政流程。
扶梯停在那里,不是因为没有人看见,是因为看见之后需要做的事情,落在了一套没有为“持续运转”设计过的安排之中。
公共扶梯的困境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起点:它在竣工移交的那一刻,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建设阶段,它是一笔固定资产投资,进入的是项目库和统计报表;移交之后,它变成了一项需要每年消耗电费、维保费、检测费和零件更换费的运营资产。中国电梯协会2026年的白皮书给出的数据是,一台标准商用自动扶梯的初始采购与安装成本约占十五年生命周期总费用的百分之四十五,其余百分之五十五分散在维保、能耗和改造之中。建设阶段的一次性支出是显性的、可比较的、可以写进竣工报告的;运维阶段的持续支出是分散的、逐年发生的、很难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被集中看见。预算编制的惯性天然倾向于前者。一个几百万的项目可以在一个预算年度内完成列支和验收,几万块的年度维保费用却需要在每一个新的预算周期里重新寻找出处。当两者在同一套优先级排序中相遇,扶梯在建成之后能否持续运转,取决于运维经费有没有在项目立项时就获得一个不依赖逐年争取的制度位置。
建管分离的体制安排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建设单位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资产移交之后,考核任务即告完成。运维单位接手时,面对的是一部已经定型了的设备:排水设计是否足以应对当地的降雨强度,设备选型是否匹配户外暴露环境,质保期内的维保责任如何衔接,这些决定扶梯寿命的前端决策,运维方在做出它们的时候并不在决策桌上。
贵阳地下通道扶梯五年反复故障,根源在于排水系统没有做好,雨水灌入泡坏电机,只修电梯不改造排水,修多少次都是同一个结局。而改造排水涉及市政、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责任归属在任何一个部门的年度考核表上都找不到对应的条目。
西宁市城乡建设局在一份政协提案答复中披露过一个值得对照的安排:已完成移交的二百部过街设施电梯由城乡建设局负责维护管理,建成未移交的暂由建设单位负责,同时把电梯选型方案纳入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论证,并加强对维保企业的绩效考核。这个安排的关键不在于“移交”本身,在于它把“谁在建的时候为后期的可维护性负责”这个问题,从移交后的扯皮前移到了立项阶段的技术论证里。
一部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没有考虑过排水坡度、防水等级和设备耐候性的扶梯,移交之后无论由谁接手,都只是在承接一个已经被前端决策锁定了的结局。
运维资金的制度化程度,决定了故障发生后的响应走哪一条路径。佛山禅城区2025至2026两个年度人行天桥电梯年审和维护项目的预算约844.8万元,覆盖88部电梯,折合每部每年维保和年审费用约4.8万元。这个数字放在单部设备上并不惊人,但乘以一个城市的天桥电梯存量,再乘以设备的设计寿命,它就从一笔“小钱”变成了一项需要被认真编排的持续性财政支出。
问题在于,很多地方在编制预算时只把建设成本纳入了项目测算,运维费用没有进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框架,也没有在资产移交时被固定为一个持续的支出科目。
上海奉贤区2026年试点将部分公共电梯纳入“电梯安全公益保险”,用责任险和维修费用补偿的市场化方式为管护风险提供分担机制;佛山有建议提出开放天桥电梯的广告经营权,用商业化收入冲抵维保成本。
这些探索的具体路径不同,但它们共同回应的是同一个制度需求:运维资金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来源。一个靠逐年重新争取才能维持运转的便民设施,它的“便民”是偶然的,它的停运才是结构性的。
更深一层看,扶梯停运暴露的是预算制度的时间尺度与设备寿命周期之间的错配。年度预算的要求是每一笔支出在十二个月内找到对应科目并完成执行,而一部扶梯的维保需求分布在十五到二十年的连续区间里。它不会因为某个预算年度没有安排经费就停止折旧。现行制度对前一种时间尺度是敏感的,对后一种近乎迟钝。
盐池县在跨年度预算平衡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将全生命周期内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纳入中期财政规划,逐年滚动管理。
上海2026至2028年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方案进一步要求,在政府投资项目立项阶段统筹考量全生命周期成本,对建设投资、开办支出和运行维护等长期刚性支出开展系统性综合分析。
这些安排回应的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运维支出始终以年度为单元被重新审议,它就在每一年的预算排序中处于结构性劣势,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年度能单独证明一笔几万块的维保费用比一项新增建设支出更紧迫。
广州地下管廊的PPP模式提供了一个可对照的样本,社会资本方承担约二十五年的投融资、建设和长期运营维护,运维成本在合同签署时就被锁定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现金流里,不需要逐年重新争取。
西宁的实践则从另一个方向验证了同一件事:当无障碍电梯维修养护以二百万元的年度预算科目稳定列支时,八十七部自动扶梯和一百七十一部曳引电梯的故障修复完好率达到百分之百,及时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扶梯停运的制度根源,在于预算科目只承认“今年花了多少钱建”,不承认“今后十五年每年需要花多少钱养”。把运维支出从逐年审议的支出流,转变为与资产寿命绑定的跨年度安排,才是让“管”获得与“建”对等制度重量的那一步。
央视曝光之后,赣州连夜成立调查组,桂林启动全市专项排查。响应速度说明问题并不存在“发现不了”的技术困难。
贵阳的扶梯问题五年前就被当地媒体报道过,赣州的电梯在居民反复投诉中锁了两年,桂林设备科“近期已接到不少投诉”。投诉和报道一直都在,只有在镜头对准之后,它们才被转换成“高度重视”和“举一反三”。
这种由外部监督触发的整改链条,在单个事件上是有效的,但它无法复制到每一座城市里每一部没有被镜头照到的停运设备上。
真正需要观察的,是调查组解散之后发生了什么:维修申请是否变成了一项在下一个预算年度自动列支的科目,移交程序里是否增加了一道运维单位对可维护性签字的环节,下一次故障的响应走的是申请流程还是预算执行流程。
六部门2024年印发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试行)》提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制度,将绩效评价结果与新建项目决策、建设资金和管护费用安排挂钩。这个方向的意义在于,它把“管”的后果写进了“建”的激励结构里。预算科目设在哪里,注意力就流向哪里;考核指标指向哪个环节,责任就在哪个环节被认真对待。
桂林的扶梯迟早会重新转起来。调查组进了场,维修申请递了上去,专项排查已经启动。但一部扶梯在曝光后转起来,和一座城市的扶梯在十年后仍然能转起来,中间隔着的是一整套让运维经费在项目立项时就获得制度位置的安排。
设备的折旧周期不会因为剪彩而暂停,也不会因为一份维修申请而重置。它只做一件事:在每一个没有被纳入预算科目的年度里,安静地损耗下去。
当一份资产的全生命周期成本从来没有被完整地写在立项报告里,它的使用寿命就在验收签字的那一天被提前划定了终点。#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文 | 徐邵文 北京工商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