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7日，《工人日报》刊发了一篇关于假冒产品屡打不绝的报道，其中有一组数字后来被不少人反复引用。

真正的五常大米年产量只有65万吨，可全国市场上贴着“五常大米”标签出售的，却有1000万吨之多。

两个数一比较，货架上十袋“五常大米”里，正宗产地出来的连一袋都摊不上。

大米是这样，箱包、球鞋和手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同一篇报道援引的调查显示，网购假货里服装鞋包和化妆品占了5成，家电和数码产品占了近3成。

东西假到这个地步，生意却一直没停过，背后靠的是一笔并不难算的账。

一折进货八折卖，假票假单全配齐

“650%”这个数字，出自第一财经2019年6月16日发布的独家调查《650%暴利！奢侈品海外代购造假调查》。

那一次，第一财经派出几路记者，从义乌商贸城的箱包区一路跑到广州，把高仿奢侈品从出货到售出的环节挨个走了一遍。

记者摸清的门道其实不复杂，商家按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左右拿货，转手再按正品八折、九折的价格卖出去，中间的差价全落进了自己的口袋。

麻烦在于，买家收到的所谓“欧洲代购包”，从包本身到包装盒，再到购物小票和物流单，可能没有一样是真的。

假包配上假票，再走一趟看上去像是从境外发来的物流，整个购物过程被做得滴水不漏，买家想挑出破绽都无从下手。

报道里还专门提到，由于相关处罚量刑比率偏低，假冒奢侈品“斩草难除根、春风吹又生”。

时间往后推了五年，这门生意的利润空间并没有缩水。

2024年6月16日，央视财经播发的调查干脆把价码写进了标题，“3000元拿货卖20000元”。

这次记者是顺着网络搜索结果找过去的，输入“高仿皮包”，最先跳出来的就是广州货源。

在广州火车站西侧的商业区，记者刚到路边，就有“拉客仔”凑过来推销，开口便是“A货，复刻版，1比1的”。

想进南方国际钟表城还得过一道关，电梯口有商贩专门查验身份，按商贩自己的说法，政府和媒体的人不让进，连北京、上海来的人也一律挡在外面。

记者以代购身份上到六楼，铺面大门紧闭，玻璃墙后挂着厚帘子，一间不到80平方米的店里，货架上摆满了假冒名牌皮包，店员报价时不出声，只在计算器上按给顾客看。

3000元进、20000元出，这个加价幅度，比当年第一财经算出的那个比例只高不低。

有人图便宜下单，有人被包装骗走

价格是绕不过去的第一道门槛。

一只正品包动辄上万元，高仿货只要一个零头，对于预算有限又想要同款外观的人来说，这个落差已经足够促成下单。

不过，掏钱买到假货的人里，并不都是冲着便宜去的。

假代购之所以利润最高，恰恰在于它收的是接近正品的价钱，买家以为自己花八九折买到了海外正品，拿到手的其实是仿品。

这类消费者谈不上“争着买假货”，而是被一整套假票据、假物流带进了坑里。

当然，明知是假还照样买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这并不是某一个地方独有的现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执法咨询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收录过一份文件，落款日期为2023年12月5日，内容是东盟六国消费者对假冒商品的态度调查。

调查在2022年8月和9月进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各抽取了1000名受访者。

结果显示，近五分之一的人承认在过去十二个月里明知是假冒商品仍然买过，另有51%的人至少买过一件假货，只是购买时并不知情。

文件里还有一句话挺有意思，许多受访者口头上反对假冒商品，可真正因此改变购买行为的人很少。

把这些情况放到一起，买到假货的人大致分成两拨，一拨是被骗的，一拨是明知是假仍然下了单的。

还有一层原因，藏在维权成本里。

一个几百元的包，就算怀疑有问题，也得先找机构鉴定，再整理聊天记录和付款凭证，最后还要和商家、平台来回交涉，很多人走到一半就不了了之。

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办过的一起案子，能看出追查一件假货要花多大力气。

2019年7月，一名刘姓买家报警，称自己在某互联网信息中介平台上买到的二手合力牌叉车是假货，卖家当初打出的旗号是有公司因环保问题低价甩卖。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揪出了售假的张某某，2020年7月30日，通州区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其批准逮捕，2020年9月25日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随后又以一张来源不明的银行卡为切入口，继续追查其他中间买家。

2021年7月13日，《检察日报》刊发了这起案件的办理经过，从报警到深挖上下游，前后跨了将近两年。

一辆价值数万元的叉车尚且要走这么久，换成几百元的鞋包，普通买家能坚持走完整个流程的并不多。

深夜直播换马甲，法网收紧堵漏洞

线下档口越查越严，假货便往网上挪，近年冒出来的一种新形式是深夜直播。

2025年10月16日，《经济参考报》刊发调查，把这种售假方式称为“幽灵式”直播。

报道列出的价格差距相当大，原价两万多元的奢侈品包，直播间只卖480元，标价近5万元的名表，被砍到650元，上千元的潮牌球鞋，不到200元就能拿下。

这些店铺只在深夜和凌晨开播，主播一边喊着“代工厂直供”“海外渠道货”，一边时不时用手挡住商标，到了白天，店铺又恢复成普通网店的样子。

凌晨1点，记者进入“MEXG三老板小小号”直播间，LED大屏上写着“最近严查，不要打字，自助下单”，主播站在屏幕的逆光里，连脸都看不清。

“莆田工厂店”直播间更省事，既不露商品也不露人，购买页面的图片去掉了关键商标，品名只写着“时尚透气跑鞋”。

记者下单买回的“海外渠道货”，随附的海关税单和POS签购单上，交易明细一栏全是空白。

热度一高就停播，换个账号接着开，平台想抓现行，往往扑个空。

法律层面的口子，也在一步步收紧。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商务法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却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要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把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法定最高刑都提高到了十年有期徒刑。

202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25年4月26日起施行，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进一步细化。

从2019年第一财经的追踪，到2024年央视财经的暗访，再到2025年经济参考报盯上深夜直播间，这条产业链每被曝光一次，后面都跟着一轮查处。

可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一折价”的大牌掏钱，它就会换个马甲重新冒头，从线下档口到朋友圈代购，再到凌晨的直播间。

对买家来说，最稳妥的办法还是走正规渠道，保留好付款和物流凭证，碰上价格低得离谱的“大牌”，多问一句货从哪里来。

那650%的利润，说到底都是从买家口袋里一点点掏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