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如何从一个与印度起点相近的国家，成长为举世瞩目的超级大国的？面对中国留下的发展样本，印度究竟能学到什么，又有哪些东西注定学不来？这两个问题，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印度的访谈节目、学术讨论和公共舆论中。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此后，中国迅速把印度甩在身后，经济规模一度达到印度的约五倍。

如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西方企业正寻找把工厂迁往别处的机会。于是，一个问题引起了印度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现在是否轮到印度复制中国式的高速增长？

不少印度人试图通过实地观察寻找答案。2025年，在一次深入访华的对谈节目中，多位印度记者和学者系统考察了中国的发展模式。

走访贵州之后，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面貌，不在上海、北京，而在曾经最落后的地方。中国崛起的根基，不只在GDP数据，更在于最贫困的地区也能向上生长。

不过，回答“印度能否复制中国”这个问题时，常见的说法是印度需要减少腐败、进一步推进经济自由化、加强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说法并不算错，却过于笼统。

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来自两位印度经济学家：曾任印度央行行长的拉古拉姆·拉詹，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德韦什·卡普尔。

综合两人的研究，可以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八九十年代改革后实现了经济腾飞，而印度没有；为什么中国的增长路径不适用于印度；印度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增长奇迹。

他们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印度的真正问题，并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没能有效执行中国式的发展战略。

原因在于印度独特的政治结构。印度地方政府人手严重不足，而且常常优先照顾地方利益，而不是服务公众。

在这样的结构下，印度虽然仍有其他增长模式可以借鉴，却过去没能、今后也很难像中国那样增长。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弄清楚中国当初为何能超越印度，两国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为何出现巨大分化。

拉詹指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工人的基础教育水平就高于印度工人。

基础教育在中国转型中发挥了两方面作用：其一，八九十年代大量进入中国的外国工厂，通常要求工人至少受过基础教育，能理解并执行简单指令；其二，基础教育尤其是会计知识，让许多工人后来有能力自己创业，推动中国经济在21世纪头十年再上台阶。

但70年代末基础教育水平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少，仅凭教育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吸引外国工厂、让工人走上创业之路，而印度做不到。除了教育，中国成为制造业超级大国还依靠三个关键因素：经济自由化、投资驱动增长，以及吸引外国工厂并向其学习。

这三者相互叠加，才构成了中国式增长的完整链条。

最常被提到的是经济自由化。80年代起，中国一方面允许私营企业家创业，另一方面逐步向外部市场和资本敞开大门，让市场力量在计划体制旁边成长起来。

印度在1991年后同样启动了自由化改革，但仅有政策方向并不足够，改革能否在基层真正落地、转化为工厂和就业，才是两国拉开差距的关键所在。

第二个因素是投资驱动增长。中国把大量资源投入道路、电力、港口和工业园区，为工厂落地创造条件。

第三个因素是吸引外国工厂并向其学习：外资带来的不只是资金和订单，还有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中国工人在外资工厂中积累经验，其中不少人后来自立门户，形成了庞大的本土制造业网络。

这条增长链条背后，还有一种印度访客反复提及的社会气质。在他们的观察中，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耐劳经济曲线”，从寒窗苦读到工厂里的长时间轮班，许多人以近乎拼命的方式改变命运。

有印度评论者感慨，不能一边羡慕别人高铁满天飞，一边拒绝早起和十年寒窗；而让8亿人摆脱贫困，本身就是这种努力的回报。

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因素串联起来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在追求增长的激励下，地方政府主动修建基础设施、招商引资，帮助外资企业应对审批和法规，让工厂能够迅速落地运转。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政府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去执行，这恰恰是印度最欠缺的环节。

印度访客对中国规划体系的观察，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他们注意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成体系的五年规划文件，而这些规划并非自上而下的闭门造车，而是会系统性地自下而上征求意见。

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不是文件有多厚，而是目标、执行与反馈之间的衔接，这背后是一套运转有效的治理体系。

反观印度，第一个难题是地方政府人手严重不足。卡普尔的研究显示，印度的国家能力在地方层面尤其薄弱，负责教育、卫生、城市管理的基层机构长期缺人。

即便中央制定了正确政策，也缺少足够的人去执行。外资企业来到印度，面对复杂的法规和审批程序，往往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有效帮助，投资热情随之消退。

第二个难题是激励错位，这与卡普尔所说的“早熟民主”密切相关。印度在独立之初就实行普选，民主制度建立在国家治理能力尚未成熟的基础上。

政治人物需要在短期内回应选民，而不是耐心建设长期的制度能力。这种结构在三个方面削弱了地方政府服务公众的意愿。

一是中产阶级“退出”公共服务。由于公立学校和医院质量不佳，有条件的家庭转而使用私立学校和医院，因此更不愿纳税，地方公共服务随之更加失灵。

卡普尔指出，印度地方政府尤其不愿加税，而改善城市恰恰需要这些税收。公共服务越差，中产越退出；中产越退出，公共财政越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二是印度社会高度分裂。由特定种姓、宗教或其他利益群体选出的地方官员，更倾向于用补贴或特定福利回馈选民，而不是投资惠及所有人的公共服务。

印度访客在北京和内地城市看到成规模的清真市场、回民餐馆和穆斯林摊贩，不同群体在同一个发展框架里谋生，这与印度政治按身份切割资源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三是政客偏爱显眼且容易实现的公共产品，比如更愿意建设超现代化的地铁，而不是改善需要数年才能见效的教育体系。这种现象在任何民主国家都存在，但卡普尔认为，在早熟民主国家中更为突出。于是，最能决定长期增长的基础教育，反而最容易被忽视。

由此看来，表面上，印度增长不如中国，是因为基础教育不足、投资不够、外资太少；深层原因则是地方政府既缺乏人手，又在种姓制度和早熟民主的作用下缺乏正确激励。尽管莫迪政府有许多良好意图，这些导致地方失灵的因素依然存在。

尤其在近年来日益强势的莫迪失去议会多数席位之后，印度更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增长。

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没有希望。与80年代相比，印度民众受教育程度已经提高，基础设施也大幅升级，尤其是在数字和金融领域。

随着外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选择，印度理论上处于吸引外资的有利位置。只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能力或激励帮助外企应对复杂法规，印度的外资表现至今仍乏善可陈。

如今印度选出了更具民主性的联合政府，有人认为，这可能迫使莫迪与地方政府更紧密地合作推动改革。在一个分裂的国家里，加强合作不会让印度走上中国的道路，却有可能让它走上美国的道路。

美国同样是一个庞大而分裂的国家，经历了缓慢而曲折的发展，最终却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增长奇迹之一。

卡普尔还指出，开设银行账户、接通燃气、修建接入污水系统的厕所等项目的成功实施表明，印度地方政府的能力正在缓慢而稳步地提升。由于基础教育通常由地方政府负责，下一步改善可能出现在这一领域。

这一点可能影响深远，因为普及基础教育将让更多印度人能够利用空前丰富的在线学习资源。

这也回到了印度访客在贵州得到的启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只看最繁华的城市，而要看最落后的角落能否被照亮。

对印度而言，可借鉴的不是照搬中国的体制和节奏，而是让基层治理真正触达最贫困的村庄和人群，让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基础教育，这才是增长最坚实的地基。

综上，中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靠的是基础教育、经济自由化、投资驱动和向外资学习，更靠有能力、有激励的地方政府把战略落到实处。印度的差距不在于方向，而在于执行。